艺术品市场社会认知:形成与发展

1.社会认知场

人们思维的模式是社会的产物，任何时代的人们在思考问题、认识事物时，都会打上这个时代与社会的特殊烙印。从宏观上说，社会思维的模式也是一种社会认知场。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她认为：“人们在认识外部世界时，谁也不会以一种原始质朴的眼光看世界。他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1]综观世界上各大民族人们的思想、行为，它们有着明显的不同习惯和样式，这种差异是民族文化习俗差异的结果。现代社会条件下各种流行文化的兴盛传播，也说明文化流传推动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和思想偏好。

一种文化传统、一个社会群体、一个利益集团，决定了一种思维模式的倾向与偏好。这种模式可以是整合了不同文化的流传，但它必然以本民族文化为母本，同时又吸收了不同文化的社会群体认知习惯与认知风格。无论是语言的风格，还是思维的模式，都是民族文化的产物，深受这个民族的文化、习俗、历史、宗教、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以地理环境为例，同属四大文明发源地的中国黄河与埃及尼罗河，由于本身存在区别，就培育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民族特性和思维偏向。黄河由西向东径流，从青藏高原、黄土高坡一路奔腾而下，造就了华夏文化，养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行。尼罗河由南向北流经埃及广袤平原地区，河流平稳沉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思维特点。由于思维的模式和语言的结构存在着差异，人们在翻译另一种民族语言时会遇到特殊的困难，特别是当翻译诗文的时候。要把中国古代的诗翻译好是较难的，同样，一些国家的特定方言土语、俚语、双关语等，也是中国人较难理解的。其实，不要说不同民族，就是在中国，北方人和南方人对于幽默的理解就存在着差异。

思维模式是文化传承的结果，有的文化整合能力强，有的文化整合能力弱，这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思维的模式。任何一种文化发展都有衰荣期，思维模式也会随着文化的兴衰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来，但总的趋势是朝着认识熵减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认知的本性不会随着特定社会文化的兴衰而增加不确定性，只会朝着越来越符合认识规律、减少不确定性方向发展。因此，思维模式理论十分注重社会性特点，同时也尊崇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承认人类各民族的同步发展的可能性。在现代多元多样的各社会各民族发展条件下，不能把社会认知的特点和文化共同体的作用理解得过于狭窄，否则容易陷入种族、文化有机体论中，培育出种族、文化优越论的土壤。

美国哲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提出，社会过程的交往在人的早期阶段是以姿态对话的方式进行，在后期是以语言的形式进行。当个体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交往时，当他有意识地运用有意味的符号进行表达时，这个个体便开始具有心智，这个生物个体便成为有意识和有心智的人的个体。有意义的符号交往的前提，就是这个符号对处于相同情境的个体都具有普遍性，这便导致普遍的符号化过程。^[2]笔者认为，这种符号化过程，会在群体中逐渐演变成形象化思维的模式。人们在一起对于某个事物的理解，往往是由形象化的思维模式而相互互动，推动着社会思维的倾向和演进。由于组成群体的人有着非常不同的思维倾向，作为相互影响、相互传染的结果，一个客观的事件在群体中的传播，往往会变得与事物本来面目有较大差别，甚至变得面目全非。(www.xing528.com)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对群体思维的特性作了较详尽的解说。他认为，群体的信念往往有着盲从、偏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倾向，“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这在任何时代都概无例外”。^[3]确实，社会的高度认同存在着刻板化的可能，对事物的评价也往往出现人们之间共同依赖的现象。在共同利益或共同信仰的驱使下，群体性思维往往会因为共同的立场导致共同的认知倾向，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和道德感；共同的利益诉求，导致对事物的认识角度与判断结果发生明显的偏向，立场决定思维，“屁股决定脑袋”，妨碍认识客观性的现象将屡屡发生。历史上的许多社会群氓现象，在这里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认知纠错的机制，必须在这种种狂热心态过去并得到平静以后，才能得以行使。少数思维模式没有陷入这种狂热之中的清醒的人们，很容易成为集体认知偏差的牺牲品。

思维模式的社会属性，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例子比比皆是。马克思认为，认识总是带有人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阶级的属性。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产生及其对它的认识，都必然会带上现时代的社会特点。从本质上来说，思维的模式不仅是对客观世界的同构，它还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关系的总和，给人的思维模式带来特定的偏向立场，形成特定的语义背景和评价标准，它有可能使认识偏离客观性的原则。

我们举对艺术品高价格的认识为例。当代各种艺术品的鉴赏收藏，已经形成了艺术品高价市场的特定评价标准。拍卖艺术品奇高的造价系统，依靠这个领域特有的理论阐释，完全脱离了实物经济的定价体系，并得到了领域内所有参与者的认同。虽然有些人会觉得这种定价虚高，但同时他们也认同，艺术品的价格决定因素取决于一种注意力经济现象，市场拍卖行为必须遵从这个领域特有的标准。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时艺术品的价格会以爆炸的方式高速增长。因为，它借用了当代金融的手段，而且这其中还暗藏了许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正常行为。尽管如此，所有在这个领域内的参与市场交易的人们，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认可了上述这些评价体系和标准，遵从艺术品交易的各种规则，包括拍卖公司不承担有瑕疵拍品的责任。现实的艺术品市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交易各方人们思维模式的社会属性，它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社会认知。从此可以看出，一种社会认知的形成与发展，由这个社会的文化传承、法律规则、道德律令、利益诉求以及共同价值观所决定。

至少从现在来说，知识、观念等在生物学意义上是不能继承和传播的，它是社会的产物。自从心理学和脑科学有了极大发展以来，许多人就设想，能否通过科学手段，把知识、记忆、技能等，通过生物学的渠道转移到不同的主体身上。从目前的人类认识与实践水平看，实现这一点还存在着本质上的困难，并且也与现行的理论、道德传统相违背。因此，思维模式的社会属性作为它的一种主要特性，深刻地影响着它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