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按照这个思路，把古今中外一些相似的事件作个比较，无疑能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比如这“高筑墙”，就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绝好的可资比较的话题。
依“说来话长”的叙事方法，或按古今中外的次序，都应该从古人说起。
话说元朝末年，群雄并起，起义军割据四方，其中势力较大的有朱元璋、陈友谅、方国珍、张士诚等多支队伍。已经在南京附近建立了根据地的朱元璋，怎样站稳脚跟、谋求发展且不被别人吞并，迫切需要一条合乎实际的斗争策略。此时，曾任池州学政的朱升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向朱元璋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建议加强防守以巩固后方，发展生产以积蓄力量，注意策略以缩小目标，时机成熟时逐渐消灭群雄，推翻元朝。朱元璋接受了朱升的建议，并认真坚持。一次，朱元璋率兵外出作战，陈友谅乘机进攻洪都，守城的将领按照朱元璋的布置，在城墙屡遭破坏的情况下，组织官兵“且战且筑”，始终保持城墙完好，一直坚守85天，迎来了朱元璋回援的部队，击退了陈友谅的进攻。“高筑墙”策略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另外两条在经济、政治上获得了主动，使得朱元璋在众多起义队伍中异军突起，终于取得成功。朱升也因为提出这一著名策略而成为著名的智囊，名垂青史。
冷兵器时代作用很大的“高筑墙”，在今天子弹、炮弹、导弹乱飞的战场上，已经起不到一点防御作用，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了。可是，这并不妨碍把它“军转民用”。最近读报，看到发生在河北省馆陶县的一件事，真是让人在大开眼界之余，又对“高筑墙”的含义多了一层理解。
这是新华社7月26日的一则电讯稿，标题是《行政命令“盖高房”，群众无奈“砌堵墙”》，许多报纸都刊用了。两位记者初到馆陶，路过县城一条颇具现代风格的新街道，只见路面宽敞，两侧房屋整齐划一。后来听了群众的反映，再仔细看，就发现一些崭新的临街三层或四层的“房屋”，只是一堵墙，一堵门窗俱全且油漆得锃亮、还有窗帘在风中摇曳的高墙。原来，县里为了“体现馆陶县县城的发展进度”，统一要求临街的房子按地理位置不同必须至少盖三层或四层楼房。这里的群众并不那么富裕，一些临街群众实在盖不起政府要求的多层小楼，即使有盖得起的也租不出去，造成浪费，没办法，只好掩人耳目，采取“高筑墙”的办法给县城撑起了“门面”。很显然，虽然古今都是“高筑墙”，但稍作比较便可知道，二者的指导思想、目的完全不同，一个是为了赢得战争胜利想出的妙计，一个是为应付图虚荣做表面文章的领导不得不出此下策。朱元璋和他的部下在实施筑墙策的时候，肯定是心情舒畅，因为他们看到了即将到来的胜利；而馆陶的群众在“高筑墙”时，恐怕心里要多别扭有多别扭，因为白白浪费了钱财换来的只是表面文章；高兴的大约只有个别县政府的官员，虽然“驴粪蛋外面光”，但毕竟又有了新的“政绩”，可以对自己来个自慰，又可以在向上级汇报时吹嘘一番了。(www.xing528.com)
馆陶的“高筑墙”可以说是国内一奇，但如果你认为此举创造了一个“吉尼斯记录”，那就错了。早在200多年前，这样的记录已经被俄国人创造出来了。还是沙俄时代的1787年，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到新并入俄国版图的克里米亚地区视察，南方总督波将金负责接待。那时的克里米亚地区太荒凉、太贫困了，为了掩盖真相，还要在俄皇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政绩”，这位总督亲自选择了供参观的地点和行动路线，并组织人力在俄皇必经之路的两边定点“高筑墙”，盖起舞台布景一样的单面墙当“农舍”，还有装了砂子的“粮仓”，把四处的牛羊赶到一起充数……其结果是喜剧性的，又是悲剧性的。俄皇走马观花，看到了一派繁荣景象，波将金得到了奖赏；但事情的真相渐被人知，“波将金村”的臭名就成了弄虚作假的代名词，留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古今中外三个“高筑墙”的故事，确实令人感慨万端。朱元璋在战争中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时机，采取“高筑墙”的办法御敌于国门之外，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正常，所以暂搁置不论。奇的是后面这两个，明明是在搞无效劳动，没有一点实际意义，可又在光天化日之下盖起来了，原因是背后各有其动力。波将金是为了在俄皇面前卖弄自己，求得赏赐、升迁，所以制造假繁荣、假政绩。而馆陶的群众呢，则是不得已而为之，迫于政府的命令，只好自己多花冤枉钱“高筑墙”；但高墙筑起之后，就成了政府的一项“政绩”，一道显示成绩的“风景”，可能有人正在打着靠此升迁的小算盘，也说不定已经有人靠这样的政绩飞黄腾达了。
除了感慨，我还有一个问题没弄明白。这就是，咱们的馆陶县和俄国的克里米亚地区地域相距遥远，文化背景相差极大，为什么有些事的思路竟然与200多年前的洋人一样？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求教于广大读者了。
200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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