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作文，古来崇曲忌直，这无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凡事都应有个“度”，倘写文章为“曲”而故意玩噱头、卖关子，哗众取宠，其结果必然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但受不到欢迎，反而要徒增笑柄。
最近读到一位常写显赫人物内幕文章的作家的新作，题目是《毛泽东的“侍讲学士”——芦荻》。光看这个标题，就足以令我辈大吃一惊，也百思不得其解：古时候给帝王讲学的人才叫“侍讲学士”，唐朝开元三年始设此官职，以后宋、元、明、清各代虽称呼稍有不同，但都有这么个伺候帝王的专职。可在新中国的人民领袖毛泽东身边，怎么会有“侍讲学士”呢？
原来，文中被称为“侍讲学士”的芦荻，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教师。1975年以后，嗜学如命的毛泽东因患老年性白内障做了手术，视力极差不能再看书，只好请人代读。芦荻就干这项工作，前后四个月，当然其间也有对文史知识的探讨和交谈。可是这又与“侍讲学士”何干？我猜度，作者当然不会有意把如今领袖与周围工作人员的关系，与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相提并论，而只是想在笔头上玩点花样，以吸引读者。可是，白纸黑字印出来，客观上所起的不良影响，作者是否想到了？
与此相类似的宣传手法，还可以举出几例。某出版社的一本介绍周恩来的书，书名竟然叫做《周恩来的宰相生涯》；某刊物载文介绍田家英，奇怪地称之为“毛主席的‘掌玺大臣’”。如果照这种逻辑推理下去，人人都被安上封建时代惯用的称呼，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又该叫什么？不知是这些笔杆子们江郎才尽、没词可写，还是对散发霉味的词语有特殊兴趣，反正他们动不动就把好端端的同志关系往封建君臣关系上比照，把人民公仆的职务往封建官场上硬挂。偶尔一次，似还不打紧，改正就是了。倘竞相仿效，都那样写，影响就大了。(www.xing528.com)
问题还不止于此。有些报刊在宣传逝去的老一辈革命家时，还求助于堪舆术数和迷信手段，煞有介事地在他们身上蒙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虚幻色彩，这就让人更难以忍受了。写毛泽东，有人浓墨重笔宣扬韶山的“风水”如何好；有人则在名字上做文章，如繁体“毛泽东”三字共28画，毛泽东青年时代用过“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好事者便联系到从建党到建国恰好28年、建国礼炮鸣28响等等，来一番牵强附会，好像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丰功伟绩，不是来自革命斗争实践，而是由于名字起得好而带来种种机遇。这样的荒谬宣传，不是帮倒忙又是什么？
愿挥动生花妙笔的人们多一点实事求是之意，少一点哗众取宠之心，千万别再涂抹那些帮倒忙的文章了。
1992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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