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非常讲究送别的。历代文人墨客的诗集文集中有许多这样的文字：“离心何以赠，自有玉壶冰”（骆宾王《送别》），“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送友人》），“如今再赠南城柳，依旧黄梅夜雨天”（周必大《送赵富支倅洪州》），这些饱含真挚情感的诗句，仿佛使我们看到了先人们步过长亭短亭，折柳依依送别友人的场面，进入了那诗情画意的境界。
然而，从古至今还有另外一种送别——官场中离旧任赴新职的“送故”，既缺少真实的情感，又没有文墨的雅趣，充斥其间的只是官僚政客的互相勾结和利用，搜刮民脂民膏以饱私囊之类的丑举。
官场“送故”之风起于何时，不得而知，但说它与封建制度的建立相伴而生，怕是不为过的。早在西汉昭、宣时期，就有人指斥其弊，谓“送故迎新之费”，“公私耗费甚多，皆出于民”（《汉书·黄霸传》）；东晋虞预上书陈时政所失说：“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唯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仿效，流而不反”（《晋书·虞预传》）。以后历朝历代的有识之士，都对这陋习加以指斥，但此风始终没有刹住，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送故”之物，除大量金银财宝之外，还有若干土特产品；至于车船排场、豪华酒宴，更是不在话下；有的东宴西请，这一送竟达十天半月。所以在老百姓的口头文学创作中，就塑造出那些升迁调任之际“刮地皮”的贪官把土地爷也一起刮走了的典型形象。虽然有些书把它们称作笑话，但其中隐含的血和泪，常常会使人笑不出来。
照理说，一个官员调任、升迁，离开此地到彼地去上班，把手头的事交割清楚，同事们送一送，走就是了，何必还要到处啰唆？细一考察，里头的名堂就多了。比如一个人从县里升到州里，或从州里升到省里乃至中央，过去大家还算同僚，现在就成了上级，有掌握昔日同僚命运的可能了。于是，心眼灵活的人赶紧借机会拉拉关系，搞点感情加物质的“投资”，为日后仕途顺利做个铺垫。一些实业界人士、地方头头脑脑，自然少不了日后求人家点头批条子，所以也要争相宴送。那位升迁的大人也有许多事要办呀，什么老婆孩子随迁调动，七姑八姨的妥善安置，全要最后处理停当；自然，这又是一个名正言顺地大捞一把的好机会，焉能错过？这“送故”里面包含着利益，包含着关系，包含着人情，所以越送越复杂，越送越缠绵，越送越微妙，以至世代相传不绝。(www.xing528.com)
封建时代当官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上下级之间是人身依附关系，出现借“送故”拉关系、套近乎、搜刮民财的事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公仆”队伍中，居然也在或明或暗地刮着“送故”之风。陕西安康地区原行署专员魏明生去年底调进省城任省经委副主任前，“送故”活动竟达百天，吃喝挥霍收礼等达6000元。那阵子，这位春风得意的大员带秘书、司机，有时只带夫人，前往50多家单位——“告别”，大肆吃喝；接受或索要了茶叶、木耳、香菇等山货土特产品，大米、食油、烟酒等生活用品，还有高档被面、工艺品、家具、高级保健药品等。他还从省地质一队搞到疗养指标，带夫人到武汉、广州等地兜风一个多月（《人民日报》1989年3月26日）。把这位魏大人的所作所为编成故事，怕比那位刮走土地爷的贪官还要能吸引人吧？
虽说今日的“送故”与旧时代“送故”实属一脉，但毕竟有所不同。封建社会里，像包拯不持一砚、赵轨一杯清水离任、刘宠只选一个大钱作纪念的事，只是凤毛麟角，而刮地皮的贪官比比皆是。今天，像魏明生这样的人在干部队伍中已成少数了。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人少而不重视或不管不问，要当心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
1989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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