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考证出，中国的车是夏朝一个叫奚仲的人发明的，《管子》上有“奚仲为车”可作根据。也有人征引《古史考》上“黄帝作车”句，证明车的发明权当归更早的黄帝。不管怎么说，人与车结缘，无疑是相当遥远的事情了。
人为什么要发明车呢？我想大约是随着生产、围猎等活动的发展，需要寻求一种足以能代人负重并代步的交通工具，于是带轱辘的车就应运而生了。起初虽然不免简陋，但它足以平时乘人载物，战时作打仗的重要装备。
秦汉以后，车除了本来的作用以外，又增加了一种新功能——显示车主人的身价。在汉朝，车的用途已相当专门化，当时最高级的马车是“辂车”和“金根车”，装饰华丽，车上有“鸾鸟立衡”，“羽盖华瑵”，“升车则闻鸾和之声”。这是供皇帝乘坐的。以下，高级官员乘“轩车”，一般官员乘“轺车”，妇女乘“辎车”。从高级到低级，每辆车所用马匹也不相等。运货的大驾马车叫“恭车”，等级最次。唐宋开始盛行坐轿风，所以又出现了车厢形似轿子，四周有帐幔，上边有顶的马拉轿车。不管形制如何变化，车以人贵这一条始终没有变，从外表的制作、装饰上就分成了三六九等，达官贵人稳坐其中，奴仆们前呼后拥，好不威严。近代中国的第一辆汽车，据说是清朝的大员们给慈禧买来的。请这位“老佛爷”乘坐时，她忽然发现“车夫”不是站着伺候而是同自己一样地坐着，并且还坐在自己的前头，顿觉有失威仪。一气之下，再也不坐这玩意儿了。
封建时代最讲究的就是等级观念，在供人使用的车上分等划级，也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在我们这个人民当家做主、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有相当一部分身为“公仆”的各级领导，也在坐什么牌号的车上大费脑筋，拼命弄一辆高级轿车来显示自己的“身价”。60年代中期我在原籍县城念中学时，记得那时的县委、县政府只有一辆公用的旧吉普车，县里领导人下乡都是骑自行车。现在的情况早已大不相同了，有民谣曰：“地区干部卧着行（小轿车），县里干部两头平（面包车），乡里干部帆布篷（吉普车），村里干部一三○（货车）。”省以上干部没说，大约老百姓平时看不到他们吧。反正车会更好是没有疑问的。总之，各级“公仆”都有可以自己任意支配的公车，而且等级分明、互不“僭越”，颇符合中国传统的用车之道。倘今天有哪位地县级干部有公车不坐而去骑自家那辆自行车，冠冕堂皇的可能要说他不知如何提高工作效益，直截了当的大约要说他“不会当官儿”了。
自然，社会在前进，为了发展生产、方便工作，添置必要的交通工具亦属必须。问题是有些地方并不富裕，而且还在贫困行列，在领导岗位上的人不思带领群众脱贫，反而热衷于买小汽车，甚至挪用国家拨的扶贫款、教育经费等买车，这就令人担忧了。有资料表明，从1981年至1986年，全国仅进口小汽车所用外汇折合人民币就达200亿元（见《中国青年报》1989年4月3 日）。(www.xing528.com)
本来用于载重、代步的车，却被用来显示人的身份、官阶，对这种异化，倘黄帝、奚仲地下有知，大约也会感慨不已的。
各地竞相出现抢购进口小汽车，领导们争着换高级轿车的事，从根源上讲，一方面是封建等级观念作祟，一看见左邻右舍的领导都坐上了“皇冠”、“丰田”、“奔驰”，自己便也眼馋起来。另一方面，我们还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作为主人的人民大众还无法制止“公仆”们的挥霍行为。报载，荷兰政府为每个政府部长买车的拨款一直是6万马克，内阁试图增加到9.5万马克，但遭到议会否决，其理由是政府官员应在俭朴方面为民师表，而不应奢华。到现在，该国首相坐的也是一部旧车。我真不明白，买进口轿车那么积极，为什么不引进一些人家那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呢？
最近召开的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不少代表在谈到“过几年紧日子”的问题时，都对屡禁不止的进口小汽车之风提出了批评，并希望能从中央领导开始带头坐国产车。倘能如是，上行下效，不但可以推进清廉之风，同时也恢复了作为车的本来作用，清除了异化出来的不正常功能。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1989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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