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的影响与成果

五、点燃革命的导火索

皇族内阁实行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和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遭到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人民的一致抵制和反对。

首先挺身而出的是湖南人民。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令下，湖南“人心大为愤激”，1911年5月14日，各团体召集1万余人开会，当即议定保路办法15条。16日，各团体同赴抚署要求电奏。这一天，铁路公司长株段工人1万余名也罢工进城游行示威，声言如巡抚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停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杨文鼎答允代为电奏。⁽¹⁸⁸⁾

与此同时，湖南咨议局全体议员呈请杨文鼎代奏湘路“力能自办，不甘借债”，要求收回铁路国有成命。⁽¹⁸⁹⁾

5月22日，朝廷发出两道上谕，其一是命令杨文鼎严厉镇压湖南人民，“不准刊布传单，聚众演说。倘有匪徒从中煽惑，扰害治安，意在作乱”，“照乱党办法，格杀勿论”⁽¹⁹⁰⁾。其二是不准川湘铁路再收租股。四川、湖南股款以租股为多，停止接收，无异釜底抽薪，这是绞杀川湘铁路商办的一个恶毒办法。

在京的谭延闿等人十分气愤，24日赴都察院递送代奏呈文，痛斥国有政策实是邮传部数人“假借外人财力”，“遂其营私罔利之谋”，要求“顺舆情而弭事变”⁽¹⁹¹⁾。

为了将商办铁路搞垮，朝廷又下令湖南一概停收米捐、盐捐、房捐各路股，斥责咨议局所呈“语多失实，迹近要挟”⁽¹⁹²⁾。

6月4日，咨议局议员周翼嵩、左学谦、黄锳、周广询、粟戡时等14人，因“国家收全国之路既不交资政院议决，收湖南之路又不交本局议决，局章既不能守，权利即因而丧失”⁽¹⁹³⁾，愤而辞职。后全体议员一律辞职。继之，长沙各学堂学生遍发传单，通告全省学堂，于6月10日一律罢课，商界亦定于11日罢市，“势甚汹汹，匿名帖满布通衢”⁽¹⁹⁴⁾。17日，朝廷宣布了对粤川湘鄂4省铁路公司股本的处理办法，粤路全系商股，每股先还六成，其余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湘路商股照本发还，米捐、租股等发给国家保利股票。鄂路商股照本发还，赈粜捐款发给国家保利股票。川路实用工料款400余万两发给国家保利股票，现存700余万两是否入股，悉听其便。同时宣布：“经此次规定后，倘有不逞之徒仍借路事为名，希图煽惑，滋生事端，应由该督抚严拿首要，尽法惩办，勿稍宽徇，以保治安。”⁽¹⁹⁵⁾这个决定对湖南的保路运动是个很大破坏，一部分愿领国家股票的股东退出了战斗，加上当局的高压政策，运动暂时趋于低沉。

铁路干线国有令发布后，在京的汤化龙急电湖北派代表赴京力争，并云：“如朝廷不肯收回成命，决定不缴税纳捐。”⁽¹⁹⁶⁾5月14日，湖北咨议局、铁路公司及宪政筹备会等团体同电政府，坚决地表示：“粤汉铁路借款，鄂人决不承认。”⁽¹⁹⁷⁾24日，郑万瞻、张国溶代表湖北人民至都察院递送代奏公呈，要求收回成命，并治盛宣怀欺君殃民之罪。

但是，湖北人士对保路运动的态度不尽一致，湖北咨议局和汉口保安会、自治会认为分年筹款，不难办到，主张激烈对待。而铁路公司、铁路协会和商务总会的负责人则认为前两年拒债热情很高，所收股本甚少，不如权借外债，要求监督用款之权，主张和平对待。加之集资不多，朝旨严厉，总督瑞澂一面威吓，一面拉拢铁路公司和铁路协会负责人，湖北的保路运动没有掀起更大的风潮。

广东粤汉铁路的股款全属商股，华侨投资很多，干线国有令颁布后也引起股东的一致反对。6月6日，粤路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通过了政府如“破坏商办之局，派人来粤强占，我股东力筹对待”⁽¹⁹⁸⁾等决议。华侨股东尤其激烈，来电表示：“路归国有，全体股东皆不认可”；“路亡国亡，誓死力争！”⁽¹⁹⁹⁾

粤督张鸣岐一开始即采取高压政策，勒令股东会取消通过的决议。广东人民以用纸币挤兑白银作为抵制，张鸣岐下令军队进行弹压。在白色恐怖下，公司股东及保路团体领导人只好逃到香港继续斗争。

四川的保路运动开展较迟，却更激烈。6月中旬以前，参加斗争的人士仅限于立宪派和绅商学界，由于未见到借款合同内容，情绪也较缓和。

6月13日，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寄达成都，立宪派和绅商们“始知路权尽失，重于卖路。全国存亡攸关，不止一川利害。众情悚惧，誓死力争”⁽²⁰⁰⁾。运动立即高涨起来。邓孝可撰写了《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痛诋盛宣怀“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将路完全卖给外人”，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死中求生”⁽²⁰¹⁾。

6月16日，川路公司召集省城股东及各团体筹商，到会数千人。以往的经验告诉立宪派人士和绅商们，仅凭一纸呈文和自身的力量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必须发动国民，采取激烈手段，因此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当晚，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等又进一步密商，各州县遍设同志分会，唤起全省民众，一致行动；咨议局作为同志会和股东会后盾，同志会内设参事会，不对外宣布，由蒲殿俊、罗纶任正副会长，常驻议员为参事。这就确立了咨议局在保路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蒲殿俊、罗纶成为事实上的保路同志会的会长。

次日上午，保路同志会召开成立大会，江三乘、邓孝可、罗纶、程莹度分任总务、文牍、交涉、讲演部长，通过了公呈。继之，与会者列队到督署请求代奏。护理总督王人文不怕罢官，坚决支持，即上折参劾盛宣怀，治其欺君误国之罪。

保路同志会以“集合同志”，“拒借洋款，废约保路”⁽²⁰²⁾为宗旨。成立后立即发表宣言、公启，号召各地建立分会，同时派人下乡讲演，出版杂志和《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开展广泛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由于川路股款系按亩加捐，与劳动人民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热烈响应，同盟会会员、哥老会会员也乘机参加进来。20余天，入会者已达10万之多，建立的分会几乎遍及全川。

立宪派为了“废约保路”而发动群众，可是又接受了过去教案和义和团运动的教训，深恐群众发动起来后出现“野蛮”行动，极力想把群众限制在文明斗争的范围内，一再强调“务为秩序之进行”，“不得以激诡之说耸人暴动”，“不可以此罢市、罢课”，“不得以此牵涉外人，生出他项变端”⁽²⁰³⁾。然而，随着群众加入的增多和斗争形势的发展，不仅控制不住群众，连他们自身也冲破了这些框框。

保路同志会除了在省内组织发动，还推举刘声元为代表入京请愿，会同在京的咨议局副议长萧湘开展工作；派江潘、周代本、吴炳臣赴鄂，龚焕辰、白坚赴湘、粤，联络当地咨议局和铁路公司，共同斗争。

盛宣怀、端方为破坏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授意川籍京官甘大璋等联名呈请将川汉铁路股本一律换给国家股票；收买川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要求将现存路款交给政府，同意邮传部派人赴宜昌清查账目；催促署川督、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迅速赴任。赵尔丰于8月3日抵达成都。

8月5日，特别股东会召开，选举颜楷、张澜为正副会长。9日，议决辞退李稷勋，参劾盛宣怀。但政府仍派李稷勋总理川路路工。

8月24日，成都各学堂开始全体罢课，全城罢市。保路同志会在劝告不要暴动的同时，又连夜印发“圣位牌”，正中写“德宗景皇帝之神位”，两边分写“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要各家供奉于门口，焚香膜拜。这是立宪派采取的一种高明的斗争策略，因为“庶政公诸舆论”和“铁路准归商办”都是光绪皇帝上谕中的话，他们以先皇上谕来对抗当今上谕，就使得政府和地方官吏有口难言。在成都的影响下，罢课、罢市迅速蔓延全省。

赵尔丰电奏了四川人民罢课、罢市的激动情形，提出将借款问题提交资政院议决，以便转危为安。政府非但不理会四川人民的要求，反而命赵尔丰进行严厉镇压。盛宣怀致电赵尔丰说：“要胁罢市、罢课，即是乱党”。“首倡数人一经严拿惩办，自可息事宁人”，大肆叫嚷要“格杀勿论”⁽²⁰⁴⁾。内阁命令赵尔丰：“如敢再有借词煽惑之人，即行严拿惩办”⁽²⁰⁵⁾。至于交资政院议决一事，内阁说：“一经交议，必不以收归国有、订借外债为然，况事关四省，倘竟相率效尤，朝廷岂能因此收回成命。况合同早经签字，业已开卖债票，尤不能轻易取销，致起交涉。”⁽²⁰⁶⁾

四川人民看到政府所下命令，“无一非与国民宣战之书”⁽²⁰⁷⁾，9月1日，川路公司股东会决议不纳租税，立即通告全省。运动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抗粮抗捐的同时，少数地区的人民开始了捣毁地方巡警局、厘金局、经征局的暴动，同政府的斗争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

是激化矛盾，还是缓解矛盾？政府采取的是前者，命令赵尔丰切实弹压，并命端方迅速赴川查办。(www.xing528.com)

赵尔丰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9月4日通饬各属，严厉查禁，如有违抗，立予拿办。

9月6日，有人散发题名为《川人自保之商榷书》的小册子。主要内容是说帝国主义正在暗中分割中国，政府却“贿赂公行，日以卖国办事”，人民只能“共图自保”，“竭尽赤诚，协助政府”，“厝皇基于万世之安”。所列现在自保条件和将来自保条件，目的都在挽救危亡。⁽²⁰⁸⁾不仅谈不到别有用心，而且如若仔细推敲，对保路运动还有些消极作用。

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赵尔丰硬指《川人自保之商榷书》“俨然共和政府之势”，“意图独立”⁽²⁰⁹⁾，且为蒲殿俊等人所写，遂于7日将咨议局、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诱捕，软禁于督署。马上派人张贴告示，穷凶极恶地宣称：“即速开市，守分营生，聚众入署，格杀勿论！”⁽²¹⁰⁾

整个成都震动了！群众扶老携幼，手捧着或头顶着光绪皇帝牌位，像潮水一般涌向督署，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惨无人道的赵尔丰竟下令士兵向徒手的群众开枪射击，群众惊恐后退，又遭到马队的疯狂践踏。这次大血案仅查明登记被打死的即有32人，年龄最小的仅13岁，受伤的更不计其数。

为了制造群众暴动的口实，掩盖刽子手的血腥罪行，赵尔丰在下令进行大屠杀时，特意密令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钟在靠近督署的联升巷放火，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次日，城外附近许多居民听说蒲殿俊等人已死，头裹白布赶到城下示哀，赵尔丰又下令开枪射杀数十人。

9日，邮传部电告湖北当局在武汉逮捕了正在返川的咨议局副议长萧湘。

赵尔丰尽管出告示扬言蒲殿俊等人“谋为不轨，查有实据”⁽²¹¹⁾，可是根本拿不出来，更无法坐实群众暴乱，只好血口喷人，栽害诬陷，无中生有地向朝廷谎报说：蒲殿俊等谋于9月8日“聚众起事，先烧督署，旋即戕官据城，宣布独立”。“猝有匪徒数千，先使人在附近放火，以图扰乱，旋即凶扑督署”，“并斫伤哨弁郑杲等数人”，“进冲二门，直至大堂前排，匪徒均带火具，并扑两廊官房。尔丰见事势已急，当即饬令兵队开枪抵拒”⁽²¹²⁾。朝廷接二连三地下令：“著赵尔丰迅速查拿，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人犯先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²¹³⁾着瑞澂派兵迅即入川；着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严禁聚众开会；将川路代表刘声元押解回籍；命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

鲜血使四川人民认识到“当道横蛮”，“残毒暴烈”，“不能以法理要求”⁽²¹⁴⁾，“朝廷暨督抚系大大之强盗”，“官逼民反”⁽²¹⁵⁾。在同盟会会员和哥老会会员的率领下，9月8日，同志军便开始了向成都进军，各地同志会闻风而起，全川响应，革命大风暴到来了。

关于保路运动的性质，有关专著和文章均有详论，不再重述。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与立宪有关的问题。

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反帝爱国，同时也是为了反对专制，争取民主；既是一次保护人民私有财产的经济斗争，更是一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政治斗争。关于这点，湘、鄂、粤三省的斗争已可略窥端倪，最具代表性的则为四川，请看他们的言论。

四川咨议局在5月的呈文中明确指出：“募借国债载在资政院章，取消商路事系剥夺人民既得之权利，俱应由资政院议决。四川川汉铁路关系本省权利存废，应由本省咨议局议决。当兹内阁成立统一责任之际，言论机关自当各保权限，以期宪政实行。应请督部堂据情电奏请旨，饬下督办粤汉、川汉大臣将本路暂缓接收；一面分别交院、交局开会议决，再行奏明办理，实足以遵法律而顺舆情。”⁽²¹⁶⁾

《保路同志会宣言书》阐述得最鲜明透彻，集中体现了立宪派的观点。它写道：“资政院章第十四条第三款明载有议决公债之权，有何逼迫而不待其议决？咨议局章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明载议决本省权利存废之权，收回铁路权利孰大，有何原因不与以决议？各商办铁路明依商法、公司律奏咨有案，经先朝批准者，有何紧急不待其股东一议？检查信件，属君上紧急戒严大权，铁路收回，民产攸关，彼此电商，人情之常，邮传部有何权力能停阻人民发电？……夺商民数千万血资之产，而不许一呻。我新内阁之蛮野专横，实贯古今中外而莫斯为甚！吾人当此不争，则宁缄口结舌，永永不置立宪二字于齿牙……保路者，保中国之路不为外人所有，非保四川商路为国家所有。破约者，破六百万磅认息送路之约，并破不交院议违反法律之约。政府果悔于厥心，交资政院议决以举债，交咨议局、股东决议以收路，动与路权无干之款以修筑，朝谕下，夕奉诏。非然者，鹿死无阴，急何能择，吾同志会众惟先海内决死而已，不知其他。”⁽²¹⁷⁾

川汉铁路公司在抗议端方干涉股东会活动电中说，“拒违法损权之债，非拒有利无害之债”⁽²¹⁸⁾。又斥邮传部不准拍发争路电报“尽束人民自由，不独非立宪国所宜有，即在最专制国家，恐亦无此极野蛮现象”⁽²¹⁹⁾。

铁路股东会的呈文说，之所以反对铁路国有，首先是由于“募借外债未经资政院议决，废止本省权利未经本省咨议局议决”。又说：“当立宪之时代，无论此次借债收路其利害当否如何，商民只能严守法律，服从资政院、咨议局之决议，不能服从邮传部违法之命令。”⁽²²⁰⁾

蒲殿俊的意图，据徐佛苏说，就是“决欲借保路权，以张民权”⁽²²¹⁾。

邓孝可是在读了借款合同以后成为保路运动的干将的，他认为保路运动的首要目的是捍卫立宪政体，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在《答病氓》一文中写道：“借款收路一事，在吾人认定为宪政前途根本上之破坏，属第一义；合同失利，夺路国民，授诸外人，为第二义；至邮传部蔑视人民，侵掠商民血资，犹属第三义。盖剥夺川民者，损在川省一隅；丧失路权者，损在路政一事；至根本上破坏宪政，则举国永永陆沉矣……新内阁初成立第一政策即蔑视资政院章而举债，蔑视咨议局章及公司律而收路，专横掠夺，言者则发电有阻，争者则格杀勿论……于此不争，而曰立宪立宪，则将来不过三五阔官，东描西抄，饾钉凑塞，出数十条之钦定宪法，于事何济？……惟与［予］政府以痛击……使知徒恃其专横野蛮，一步不能行，则宪政可以固而国基巩矣。”⁽²²²⁾他对梁启超也说：“新内阁第一政策即几视资政院、咨议局为弁髦，吾党不主张立宪则已，否则即以他方面言之，亦断不可不对政府加以痛击。”⁽²²³⁾保路运动到来之前，邓孝可正在和一些同志酝酿发起成立政党，保路运动掀起，他们都成为运动的骨干。通过运动实现什么目标？他秘密告诉梁启超：“即不能破约，亦须得协定宪法，成立政党，以监督政府，则可辈此举之结穴。”⁽²²⁴⁾

张澜、罗纶向赵尔丰面争时说：“借款合同不经院议阁议，其关于各省权利者又不经各省咨议局议，竟行违商律，夺商办，实属违法违亲。如此立宪，实为欺愚。”⁽²²⁵⁾

股东会代表张知竞控告赵尔丰以行政长官擅自逮捕、软禁蒲殿俊等人为“毁法灭宪”，将“咨议局、审判厅一切章奏而蹴踏之，而灭裂之，匪惟司法权限被其侵蚀，即参与一省行政之立法机关亦竟任便摧陷”，直想把“宪政而为根本上之破坏也”⁽²²⁶⁾。

以上事实说明，立宪派是把捍卫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维护并扩大国民的政治权利，放在保路斗争的首位，要同肆无忌惮地破坏宪政、专横野蛮的内阁进行拼死斗争。他们指控政府借款不经资政院议决，违反资政院章程；关于各省权利事件不经咨议局议决，违反咨议局章程；收回商办铁路不准股东置喙，破坏公司律；不准拍发电报，侵犯人民通信自由权利；非法捕人，摧残司法权、立法权。通过保路运动，立宪派要实现扩张民权，协定宪法，成立政党，监督政府，建立真正立宪制度的目标。连赵尔丰也看出这一点，8月30日他给内阁的电报说，邮传部“蔑弃宪法，一意专制，人民万难承认。所有争约、争路、争款，皆宪法根本之解决关系，不仅止路事云云”⁽²²⁷⁾。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保路运动的实质是民主力量与专制势力的较量，是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进行的又一次政治搏斗。

立宪派敢于发动人民，痛击政府，是以立宪为锐利武器的，是以国家法律为根据的。如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编的《停办捐输歌》写道：“不纳捐输不忌惮，拿的是什么力量来抗官？皆因是我国在立宪，立宪国的民力有要端……我们捐输不展办，占的法律地位甚完全。法律上地位既能占，就该享法律保护权……若还估倒要展办，横施压力到民间，或因拘签与笞板，或用枷锁与卡监，这就是违法欺良善。立宪国那容这等不好官，我们根据法律来问辩，问穷了大家把脸翻。做官人都把法律犯，小百姓一齐要动蛮。不是乱来不敢反，抱定道理、守定秩序总要闹出天外天。这等对抗为那件？还是立宪国民的自由权。”⁽²²⁸⁾他们相信真理在自己手里，正义在自己一边。正直的御史在向朝廷剖析是非曲直时，也认为四川人民是有权抗争的，无罪的，政府才是真正的罪魁。给事中陈田说：政府借款未交资政院议决，“违背”《宪法大纲》，“议绅有所建白，原非越沮”，若“遽指为祸首，科以叛逆”，“舆论之萌芽由此而折，宪政之基础由此而摧，其关系大局，实非浅鲜”⁽²²⁹⁾。御史范之杰说：“立宪国人民对国家权利义务，两相平等，一或不均，立成反抗。此又各国之惯例，固不得专为川人罪也”。如政府“厉行压制，借此树威，川人固不幸而蒙首难之诛，舆论将因此而有摧残之虑。名为立宪，实则专制，且专制之朝，亦未必有此”⁽²³⁰⁾。至于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更是站在四川人民一边了。

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奕劻内阁，无情地揭露了政府打着立宪旗号、厉行专制的政治骗子嘴脸，鞭笞了他们摧残民主、破坏宪政的滔天罪行，使人民加深了对政府的憎恨，为辛亥革命中广大人民起来推翻清王朝制造了舆论。不仅如此，立宪派甚至公然号召群众起来“造反”。铁路股东会会长颜楷及全体股东曾向政府声明：政府既“任意破坏”资政院和咨议局章程，那么“国家一切法律，不能责人民以独从！”⁽²³¹⁾上引的《停止捐输歌》尤理直气壮地宣称：如果政府不讲道理，一味专横，欺压善良，违反法律，那就不要怪“小百姓一齐要动蛮”！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文斗无效，那就只好“动蛮”武斗！这种通俗的宣传品一旦输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其产生的巨大威力是不可想象的。成都血案以后同志军蜂拥而起，发动武装起义，与立宪派的这种宣传鼓动是分不开的。

通过保路运动，全国的立宪派无不为政府“违背《宪法大纲》，开各省摧残（咨）议局之渐”⁽²³²⁾所激怒，各省咨议局纷纷电斥内阁，要求释放蒲殿俊、萧湘、罗纶等被捕人员，有些省的立宪派从此转向革命阵营，彻底抛弃了清王朝。而湖北等省的革命派则利用保路运动所造成的良好契机发动了起义。保路运动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残酷镇压人民的清政府要自食其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