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政党成立

四、组建合法政党

历代封建王朝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均严厉禁止人民结党立会。清王朝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害怕人民反抗，禁令尤严。1905年孙中山等建立的中国同盟会可谓中国第一个正式的资产阶级政党，可是它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不为清政府所容，所以直到这时还没有一个合法的资产阶级政党出现。

1906年预备立宪以后，封建禁网刚有松弛，了解懂得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的人不多，人们对森严的党禁仍很忌惮，资产阶级立宪派人士组织了一批立宪团体，而未立即组建政党。不过，已有先进人士开始把立宪团体作为组建政党的前奏，发出“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¹⁴³⁾的呼声了。

为了创造建立政党的条件，立宪派自预备立宪后就开始了关于政党学说的学习和研究，不断在报刊和集会上广泛宣传讨论。他们介绍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党性质，与人民、政府、国会、宪政的关系，产生的背景和在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等，并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种种看法。

立宪派认为政党是国家的政治基础，为立宪国家所必不可少。说：“政党者，必有一政党之纲领主义，堂堂正正揭旗鼓以声于天下”。其掌握政权，“必一力坚持实行其所主张之主义，以定一国政治之方针”。其在野，“事事攻击当局者，指其瑕而摘其疵，使政府常有所警惮而不敢纵恣”。若是两党竞争，互相督责，更可促国家进步。“一政党虽操一国之政柄，以植其党势，而仍当先一国之大计，而不敢徒便一党之私图。此一国政治基础所由立，而国家所贵乎有政党也。”⁽¹⁴⁴⁾且政党政治的政策稳固，思想一致，注意发展其他事业，推动社会进步，远比官僚政治优越。

他们认为，成立政党非常必要，宪政能否实现，“则以中国能发生政党与否而决之”⁽¹⁴⁵⁾。“执政者专横成性”，当政府举动妨碍国家大局时，人民临时应付是无济于事的，政党“势力足使政府行政纳于轨范之中，不致恣肆而谬妄”⁽¹⁴⁶⁾。故必须成立政党，监督政府，“与政府抗争”⁽¹⁴⁷⁾。预备立宪阻力很大，改革事业困难重重，必须组织政党，厚集力量，坚决拥护立宪制度，支持改革派，竭力抵抗反对派的破坏行动，以利宪政进行。现在国民政治能力薄弱，无权利思想，任政府昏庸腐败，这种状况不改变，纵令实行立宪，也是徒有其名，要改变这种状况，“必恃有先觉者以为之提倡，而后自觉的国民乃始兴起。其培养此政治思想，网罗此先觉之士者，莫若政党。故政党者，实社会初开明之曙星，而立宪政治之先河也。”⁽¹⁴⁸⁾

到1910年10月资政院开院时，最初一批立宪团体已成立数年，均积累了一定的组织、领导、管理、活动经验；经过几次国会请愿和第一届咨议局联合会，各省立宪派人士密切了联系，增进了了解，有了共同的政治语言，组建政党的条件基本成熟。资政院中的钦选议员彼此缺少联系，讨论问题往往意见分歧，也觉得要提出重要成熟的议案，必须组建政党。同年11月宣布1913年召开国会后，资政院和咨议局议员及立宪派人士认为国会召开之期不远，而国会政治也就是政党政治，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会，使国会真正发挥立法机关和监督机关的作用，同时为了获得多数议席，进而组织政党内阁，取代封建官僚政治，益感组织政党不容稍缓。于是组建政党的酝酿便在资政院内外甚至满族亲贵之间开始了。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

（一）政学会

政学会亦称政学公会，在资政院中酝酿最早，直接秉承民政部尚书善耆之意成立。善耆与立宪派关系相当密切，同革命派亦有秘密联系。1910年10月6日，资政院刚刚开议，他就召见钦选议员汪荣宝（民政部参议）和贡桑诺尔布（蒙古郡王），“大有组织政党思想，属转邀同志数人”，明夕“商榷一番”⁽¹⁴⁹⁾。次日晚，汪荣宝邀集民选议员许鼎霖、雷奋、孟昭常、邵羲和钦选议员章宗元、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章宗祥同至贡桑诺尔布府邸。善耆令汪荣宝代为宣布了意见，众皆赞成，“议定先草政纲，再行分头纠约”⁽¹⁵⁰⁾。11月9日，汪荣宝同资政院副总裁沈家本商议维持资政院会议办法，拟成立一个维持会，邀集议员开会，“阴备组织政党”⁽¹⁵¹⁾。但第二天孟昭常和雷奋即向汪荣宝提出，这个办法不妥，“应另定办法，慎密联络，俟联络妥洽，再行公然结党”。旋议定，民选议员方面由雷奋负责“邀结”，钦选议员方面由汪荣宝负责“邀结”⁽¹⁵²⁾。

资政院开院之前，宪政编查馆讨论新刑律草案时，劳乃宣即持反对态度，与杨度、汪荣宝等舌战多次，草案提交资政院讨论后，劳乃宣仍坚持反对，并提出修正案，游说议员。1911年1月8日议员讨论新刑律草案时，就无夫妇女与人通奸是否定罪展开激烈辩论。劳乃宣等认为有罪，应将此条列入新刑律正条之中，不能列入暂行章程，否则便有悖于中国礼教。赞成新刑律的议员认为，通奸是个道德问题，防止此种行为在教育，不在刑罚，外国刑律皆不定罪，中国若定罪，将来不能收回领事裁判权，所以不应定罪和列入正条，这也体现了尊重妇女，男女平等。但在新旧交替时期，可将其放在所附暂行章程之中，将来视情况再做决定。最后宣付表决，用记名投票法，赞成有罪的用白票，赞成无罪的用蓝票，结果白票77张，蓝票42张。汪荣宝、陆宗舆气愤异常，9日与章宗元发出公启，邀集投蓝票议员于次日开会，研究新刑律善后办法。资政院再开会时，果然依照投蓝票议员的意愿通过了新刑律总则。时人称投蓝票的议员为“蓝票党”，投白票的议员为“白票党”。

“蓝票党”与“白票党”虽是仅以对新刑律的态度分出的新旧两派，但促进了政党的成立，政学会和宪政实进会就是以此两派的主要人物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1911年1月11日资政院闭会后，汪荣宝等赞成新刑律的“蓝票党”议员召开会议，研究今后的重要议案，会上即有人提出“以此次赞成新刑律之人组织一政党”⁽¹⁵³⁾。

政学会成立的具体时间不详，从1911年3月12日《汪荣宝日记》所记“政学会开会”看，至少此时已经成立了。它的政纲、章程、干部等均未见发表，活动亦不太多。据报道，资政院临时会是由其发起的，其后对修改《资政院院章》又作过讨论研究。有会员约20余人，初以资政院议员为限。主要人物有汪荣宝、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该党受善耆支持，接近官府，在政党之中势力最小。

（二）宪政实进会

宪政实进会全称帝国宪政实进会，由“白票党”中多数议员为骨干结合而成，最初酝酿亦在1911年1月资政院闭会期间。发起者有劳乃宣、宋育仁、喻长霖、马士杰、于邦华、陈树楷、陶葆廉等，组织政党的公启是由汪康年代拟的，成立在2月19日之前⁽¹⁵⁴⁾，临时推举陈宝琛为主席，于邦华为副主席。

3月，宪政实进会发表政纲和章程，以后又在文字上进行了修正。

政纲共有10条：1﹒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使上下情意贯注，保持宪政之精神；2﹒发展地方自治能力，俾人民事业增进，巩固宪政之基础；3﹒体察现状，筹政治社会之改良；4﹒详核事实，图法律制度之完善；5﹒讲求经济，谋财政前途之稳固；6﹒振兴实业，图人民生计之发达；7﹒注重国民教育，以收普及之实效；8﹒提倡移民事业，以达拓殖之目的；9﹒研究外交政策，以固国际交涉之权力；10﹒筹划军事次第，期成完全健足之武备。⁽¹⁵⁵⁾

章程计12章31条。总纲为：本帝国主义，以谋宪政实力进行，名曰帝国宪政实进会；依政纲所揭各条，分别筹备，以期国利民福为宗旨；所有筹备事项，按切时势，分期进行，每期另分办事纲目，筹议办理；政纲及章程，会员均有遵守之义务。章程还规定：总会设于京师，各省会设立分会，府厅州县设立支会。凡入会者均要填写证书，并由3名以上会员或各省公共团体加以介绍。会内设调查、编辑和审议股。正副会长和股长由民主选举产生。会议分大会、例会、股员会三种，大会每年二次，议决重要问题。会员要交纳入会费和常年捐。有违背宗旨或妨害本会名誉者，经大会议决，令其退出。⁽¹⁵⁶⁾

实行细则对章程做了进一步补充和说明，重要之点有：会议事情，以多数意见决定；初入会会员应在例会上报告履历；分会、支会均须有20人以上始能设立，设立后每月向总会报告一次情况，总会亦向分会、支会通报一次情况。⁽¹⁵⁷⁾

宪政实进会成立后一直忙于发展会员，联络议员要求召开资政院临时会，其他工作没有怎么开展，也没有正式进行选举。大家感到工作不便，提议选举股长，6月2日选张祖廉为调查股股长，王式通为编辑股股长，吴纬炳为审议股股长，推康为会计长，张毓书为文牍员。

6月18日，陈宝琛被简放为山西巡抚，次日，该会召开职员谈话会，议定另推主席。7月2日，又议定推举临时常议员，组织各省分会，主席仍请陈宝琛遥领。其后准备了修改《资政院院章》的议案。不久，陈宝琛又被简派为宣统皇帝师傅，仍留京师。8月，筹备创办机关报，并趁中央教育会开会时拉了一批会员，陆慎言、吴季昌、恩华、王季烈等就是此时加入的。

10月15日，召开大会，进行选举，陈宝琛当选为会长，于邦华、姚锡光当选为副会长。

据日人宗方小太郎1912年调查所列名单，其主要会员共197人。⁽¹⁵⁸⁾但实不止此，如吴廷燮、王双岐、张书诏、王汝榆、曹昌麟、祝瑞霖等重要干部均未列入，陈慎言、吴季昌等会员亦遗漏。就所列197人统计，其中有资政院钦选议员39人（加遗漏的吴廷燮为40人），民选议员37人，咨议局议员至少10人。即此而论，后两项之和已超过了钦选议员之数，更不用说其余大多数均非钦选议员了，因此不能认为宪政实进会以钦选议员居于多数。

而在领导层中又是另一种情况，钦选议员与官吏占居多数，并且掌握了领导权。据云该会在经济上还接受载泽资助。这就决定了它在政治上必然是较为保守的。

外省分会以直隶势力最大。9月中旬，于邦华闻悉宪友会在直隶酝酿成立支部，为争夺发展对象，急忙返回天津，亲到法政讲习所向学员讲演，劝其入会。同月25日，于邦华、陈树楷邀集各界人士开会，商议组织分会，介绍会员，起草分会简章。参加发起的共94人。9月30日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100余人，通过了分会规则，于邦华作了报告。继之选举咨议局议长阎凤阁为总干事，资政院民选议员齐树楷、胡家祺为干事。最后公推出文牍、审议、庶务、会计、调查各部干部。

贵州也成立了分会，由陈元栋、涂宝煌所组织。

（三）辛亥俱乐部

辛亥俱乐部发起于资政院议员，骨干人物有湖南民选议员罗杰、易宗夔和钦选议员刘泽熙、王璟芳、毓善等。创立于1911年3月间。该组织成分相当复杂，有民选议员、钦选议员、政府和军队官员，也有革命党人。

6月14日，辛亥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政纲，选举了干部。选出12名常议员、12名评议员，此外还选举了庶务员、书记员、会计员、交际员等。

在24名常议员、评议员中，资政院钦选议员有8名，占1／3；民选议员7名，陈黻宸为咨议局议长，刘颂虞、刘冕执为前政闻社社员；程明超、陈命官（民选议员）、席绶（钦选议员）、漆运钧则为同盟会会员。该会成立时，公推程明超为临时主席，“部中各事，程主持者为多”⁽¹⁵⁹⁾。领导层的这种结构使得辛亥俱乐部既不像政学会那样接近政府，也不像宪政实进会那样倾向保守，政治上比较稳健折中。

初成立时，约有成员60余人，不久发展到80余人。

辛亥俱乐部订有规约10章31条。规定“以促政治改良，谋国利民福为目的”。政纲为：1﹒阐扬立宪帝国之精神；2﹒提倡军国民教育；3﹒发展地方自治能力；4﹒主张保护政策，以振兴实业；5﹒整理财政，以增进富力；6﹒审度公私经济能力，以谋交通之发达；7﹒整饬军备，以充实国力；8﹒体察内外情势，确定外交方针。

入社者必须赞成政纲，有选民资格，由两名社员介绍，经俱乐部许可。社员有严格遵守宗旨及规约，扩张及尽心本社事业的义务，有选举及被选举为职员，提出意见，介绍人入社的权利。入社要交纳入社金，平时交纳常年捐。

常议员议决一切事务，并分科讨论各种政治问题。

社内机构分庶务、书记、会计、评议、交际、常备各科，另设调查编辑部。

凡被选为常议员、评议员及其他干部者，不得再任其他政团的干部及发起人。

每年开大会一次，每月开常会一次。临时会不定。

本部设于北京，各地方设立支部，总部与支部的关系是：本部议决交办事件，支部必须极力执行；支部议决事件关系全体者，必须经常议员会议议决；关于地方事件，支部可自由议决实行；支部有需要具奏的地方重大政俗利弊问题，本部予以全力支持；支部应将社员名册、调查编辑成绩、工作及议决的问题，每月汇报总部一次；支部代表来京，可参加本部常议员会议；本部常议员到支部时，亦可参加支部的常议员会议。⁽¹⁶⁰⁾

8月20日，补选了常议员6人，评议员9人，并决定以后每周开会两次，研究讨论各种政治问题，准备资政院议案，社员可自由参加。

支部建立最早、成绩最大的是湖南省。罗杰回长沙后，于6月30日邀集各团体各界人士召开了一次大会，讲述了辛亥俱乐部创建的历史及发展支部的要求，宗旨及与其他政党的区别，倡议建立支部。500余名与会者纷纷表示赞成，立即推举黄佑昌、罗杰、谭传恺、粟戡时、杨树谷起草支部章程。

7月9日，湖南支部召开成立大会，选出常议员和评议员。次日又开常议员和评议员会议，选出支部长及评议员长，推举职员。当选者为：支部长，黄忠浩；副支部长，李达璋、俞峻；评议员长，左学谦。⁽¹⁶¹⁾

湖南支部成立后，立即推举罗杰、粟戡时、张人镜、殷泽龙为特派员赴湘潭发动。7月28日召开发起会，30日召开选举会，湘潭支部宣告成立。支部长为张人镜，副支部长为欧易翥、周翼嵩，评议员长为殷作霖。

长沙的宝庆府籍人士贺民范等在湖南支部成立后，亦约集在省城的全府百余名同志开会，发起成立驻省支部，并提出驻省支部成立后还要派人回府组织全府支部，众皆赞成。遂公推卢振鹏为正会长（支部长），贺民范、马忠俊为副会长。

此外，岳阳、醴陵、宁乡等地亦在组织之中。

其他省筹建支部的有广东（梁庆桂发起）、福建（陈韵珊发起）、陕西、江苏、安徽、湖北、广西、奉天、吉林、四川等省。(www.xing528.com)

（四）宪友会

宪友会是在咨议局联合会和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基础上建立的。1910年11月请愿代表团解散时，决定在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基础上改组政党，培养积蓄实力，推举孙洪伊等起草党纲党规。

各省咨议局和团体对成立政党期望甚殷，纷纷致书国会请愿同志会从速组织。如福建咨议局的信说：“往时以种种障碍，致不能成一形式之团，今不速谋，则将终散。务宜趁此时期速树旗帜，先定党纲立案，以号召天下。”湖北咨议局的信说：“国会以政党为先河，无政党即失国会之效力，今年之资政院可为明鉴。宜趁此时急谋组织，明定党纲，以定国会之基础。”陕西请愿同志会的信说：“今日诚组织政党，先在京师设立总机关，再于各省设立支部，声应气求，可宰全国之政治。不然时势一去，大众瓦解，待数年之后重复联络，恐不易挽回也。”⁽¹⁶²⁾

对于是否组建政党及组建什么样的政党，国会请愿同志会内部开始意见颇为分歧。有的反对立即组党，主张先组织会社；有的主张建党；有的主张政党规模宜大，以多制胜；有的主张规模宜小，以保证党员质量，易于成立。经过多次讨论，决定组建全国性的政党。

关于党的名称，当初没有定下。12月上旬，孙洪伊致电梁启超“促定党名”，梁启超建议叫帝国统一党。⁽¹⁶³⁾同月底，孙洪伊等拟出帝国统一党党规30条、党纲13条。

1911年1月1日，孙洪伊等邀请38人讨论党规、党纲草案，与会者认为还应作进一步修正。接着议决推举临时干事40人，负责成立大会前的一切筹备工作，先在到会诸人中推出一少部分，遂推定吴赐龄、李文熙、席绶、康士铎、彭占元，汪龙光、王敬芳、陈登山、雷奋、罗杰、易宗夔、齐树楷、张之霖、李素、牟琳、江辛、孙洪伊17人。⁽¹⁶⁴⁾继之讨论党名，易宗夔、康士铎、李文熙皆反对用“统一”二字，雷奋、王敬芳则坚持原议，最后决定将党名与党纲、党规一起提交临时干事会修改决定。

帝国统一党党名传到社会，引起了一些人的误会，以为此党成立之意，“在于统一国内之党派，或且目为专制”⁽¹⁶⁵⁾。因此，临时干事不得不写了一篇《帝国统一党党名释义》，于1月4日在《国民公报》刊出，进行一番解释。该文说，以“统一”命名者，“绝非统一国中党派”。其用意有三：一是防止外国人利用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猜疑生事，“欲防患于未然，必先结合国内之各种族，协力一心，共谋对外”。二是为了“造成一种有统系之政策，有统系之舆论，以贡献于国家”。三是为了打破旧有的省界之见，“欲全国士君子化除畛域，相与戮力国家，以图存于今世”。并说此名仅系暂定，以后还要讨论。

党纲、党规修改完毕，本应先寄往各省征求意见，由省派人来京，作进一步讨论，决定后再呈报政府立案。但此时适值温世霖被发配新疆，“警厅对于各团体之集会取缔极严，风声鹤唳，志士心寒”。孙洪伊等为了“释群疑而定众志”，便采取了权宜措施，将党纲、党规草案径呈外城巡警总厅，转申民政部立案。⁽¹⁶⁶⁾3月上旬，民政部批准。康有为欣喜地说：“今统一党之注册于民政部也，乃中国政党发启明之初焰。民政部之许统一党注册也，为中国官认立党之雷震第一声。于是数千年专制禁党之旧俗，遂为埃及之僵尸、印度之灰塔，皆为古旧之前尘影事矣。”⁽¹⁶⁷⁾

孙洪伊等接到批准的通知，于3月9日发出公启，附寄党纲、党规和入党证书草案，向各省解释了暂且呈请立案的原因，并请推定支部干事，于咨议局联合会开会时齐集京师，公决党纲、党规，宣告成立，再进行呈报更正。

咨议局联合会召开不久，与会诸人“以近日政治上之活动，在政府毫无实际，在国民亦毫无预备，立宪国家有此现象，甚为危险，故非从速组织政党，决难收宪政之效果”，特于5月20日讨论组织办法，决定修改党纲、党规，公推黄远庸、雷奋、张国溶、徐佛苏为起草员。⁽¹⁶⁸⁾24日讨论时，曾发生是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争论，孟昭常主张实行中央集权，遭到一致反对，大家说：“我辈既为救亡起见，断不能作政府党，助其虐焰。”⁽¹⁶⁹⁾

5月30日，召开发起会，与会者53人。公举谢远涵为临时主席，李文熙为书记。张国溶报告了开会宗旨，宣读了章程，提出党名不用帝国统一党，改用宪友会，请大家讨论。大家赞成更改党名，原则上通过了章程，决定6月4日召开成立大会，推萧湘、袁金铠、康士铎、梁善济、陈登山、孙洪伊为临时干事，准备成立大会的召开。⁽¹⁷⁰⁾

发起组建宪友会的共有70人，基本上都是第二届咨议局联合会、国会请愿同志会的成员和立宪团体的人物。

《宪友会章程》分总纲、会员、职员、会议、总部与支部之关系、会费、戒约7章，加附则共25条。

总纲规定成立的目的是“发展民权，完成宪政”。政治纲领为：1﹒尊重君主立宪政体；2﹒督促联责内阁；3﹒整厘行省政务；4﹒开发社会经济；5﹒讲求国民外交；6﹒提倡尚武教育。

总部设于京师，各省设立支部。

会员条件：凡中国人有选民资格，赞成本会宗旨者，皆可加入。入会手续：须具入会证书，由会员介绍，经常务干事认定。

会中职员暂不设会长，只设常务干事3人，文书、会计、庶务、调查员各2人，编辑、交际员各8人。常务干事由大会民主选举产生。文书等职员由常务干事商议推定。各干部均任期一年，常务干事可连选连任。干部不得兼任别党的发起人和干部。3名常务干事处理事务时共同署名，有两种意见时按2人的意见执行；若意见分歧或事情重大，应开全体干部会议决定。

会议分大会和职员会两种。大会每年一次，职员会半月一次。议决问题以过半数同意为准，可否同数时，取决于会议主席。

总部与支部的关系：总部为各支部之总机关，各支部统属于总部。在未设会长以前，总部对于支部的责任限于：组织支部并促其发展；通告本会一致进行事件；征求协商事件；其他通告事件。支部对于总部的责任为：担任本会义务；要求协商事件；担任调查事件；其他本会通知应办事件。

入会者要交入会金5元，平时月捐1元，3个月交纳一次，两期不交者，取消会员资格。

有反对本会宗旨及违背规约者，经本会议决，不认为会员。⁽¹⁷¹⁾

另外，还通过了《宪友会支部规则》，对支部的组织、工作及与总部的关系等做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主要内容有：各省省会及商埠设立支部。设正副干事各1人，其他干部由支部自定，任期一年。关系国家的政策，由总部大会议决，议决后各支部会员不得有不同主张；关系一省的政策，由支部会议议决，议决后支部会员不得有不同主张。各支部议决案应随时报告总部，凡以本会名义执行的议决案，非经大会议决，不得自由行动。各支部应将所收会费的1／10上交总部，也可根据情况要求总部协助。⁽¹⁷²⁾

6月4日，宪友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到会者100多人，推谢远涵为临时主席，黄远庸、李文熙为临时书记。会上首先选举出常务干事，雷奋、徐佛苏、孙洪伊当选。籍忠寅、李文熙、谢远涵当选为候补干事。

继之，常务干事推定各科干部，文耀为庶务员，李文熙、吴赐龄为文书员，李素为会计员，欧阳弁元、陈登山为交际员，康士铎、何宗瀚为调查员，王葆心、余绍宋为编辑员。

接着，会员推举出18省和八旗的支部发起人。广西：甘德藩、蒙经。湖北：汤化龙、张国溶、郑万瞻。山西：梁善济、李庆芳、李华炳、李素。奉天：袁金铠。山东：周树标。江西：邹树声、宋名璋、叶先圻、罗家衡、郭志仁、谢远涵、黄远庸。福建：高登鲤、刘崇佑、林长民、林志钧。河南：方贞、王敬芳。陕西：李良材、郭忠清。四川：蒲殿俊、何耀光、胡庸章、萧湘、罗纶、李新展。浙江：汤尔和、马叙伦、陈黻宸。湖南：谭延闿。吉林：何印川。安徽：窦以珏、陶冠禹、李国松、康达。直隶：李榘、籍忠寅、齐树楷、李长生、高俊浵、张铭勋、刘春霖、王法勤。贵州：杨寿篯。广东：伦明、姚梓芳、黄节。江苏：马相伯、沈恩孚、黄炎培、汪秉忠。八旗：恒钧、文耀。⁽¹⁷³⁾

以上人员中有少数同盟会会员在内，如黄炎培、蒙经、郭忠清均是。

6月25日，宪友会研究了各省支部成立的期限及办法，决定分期分批成立，凡交通便利、团体易于集合之省，限定本年9月以前成立，其余限定年内成立。奉天、河南、山西、湖南、湖北、江苏、广西、福建、四川自认于9月前成立。还决定，本年资政院开会以前，召开一次大会，届时凡已成立的支部各举代表到京参加。

8月，民政部批准宪友会立案。

同月31日，宪友会召开谈话会，徐佛苏报告了各省支部成立的情况，决定于9、10月间召开大会，催促各省支部成立；在京议员每周开谈话会一次；通告各省支部及发起人，劝告本省资政院民选议员入会。还公举黄远庸、林志钧、谢远涵、康士铎4人负责与辛亥俱乐部联络。

支部活动开展较早的是湖南。发起人原只推定谭延闿，后来本省人士又加推资政院民选议员黎尚雯和易宗夔，谭延闿因事留京，黎尚雯调往奉天，特让易宗夔先回省活动。易宗夔于7月初抵长沙后，即与咨议局和教育、商务、农务总会的负责人以及各界人士联系。7月4日，召开了谈话会，易宗夔做了报告，廖名缙发表了演说，与会50余人中当时签名担任发起人的有30余人。后推举出廖名缙、陈炳焕、曹世昌、姜济寰、周名建、仇毅为临时干事，贝允昕、雷光宇、胡迈、谭传恺为支部章程起草人。决定章程拟定再开发起会，至于成立大会，必须等谭延闿回湘后举办。⁽¹⁷⁴⁾但谭延闿离京较晚，抵湘数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已经打响，成立大会未能开成。易宗夔在湘潭也开展了工作。他同当地各界负责人商议了组织湘潭支部的问题，召开了发起会，当即推举陈恭沅、包炳坤、吴拱辰、陈祖亮、王洪元、宋焕奎为临时干事，刘武、曹作弼、汤池为支部章程起草人。

山西支部成立于9月17日。7月，梁善济等发起人尚未回省，山西部分人士接到宪友会公启及李素的信后，就进行了酝酿，准备召开发起会，提议待梁善济回省后再开成立大会。8月27日，发起会在太原召开。9月17日，举行成立大会，到会120余人，公推梁善济为正干事，王用霖为副干事，杜上化、刘志詹为候补干事。有会员160余人。⁽¹⁷⁵⁾

贵州支部成立于9月22日，发起人为自治学社社员杨寿篯。时杨寿篯因公留京，而京师大学堂毕业生杨昌铭恰要返省，杨寿篯便委托杨昌铭担当起组织支部的任务。杨昌铭返贵阳后，与自治学社负责人张百麟密商，认为组织政党有集中人才、消息灵通诸益，决定成立。9月22日开成立大会，各县来省赴会者4000多人，推举杨昌铭和杨寿篯为干事。⁽¹⁷⁶⁾

直隶发起人李榘、齐树楷、籍忠寅、张铭勋、李长生、王法勤等于9月15日以前回天津进行活动。同月29日，召开茶话会，商议组织支部问题，愿意充当发起人的有白毓崑、宋兆芙、马玉麟、田毓瑞、李翰、贾浦、聂作宾、王邦屏、丁宗峄、贺培桐等101人。10月4日，召开成立会，讨论了支部章程草案，选举李榘、籍忠寅为正副干事，王振尧、高俊浵、邢端、刘春霖为候补干事。7月又开会通过了支部章程，公举了干部，有会员170余人。⁽¹⁷⁷⁾

福建支部由正副议长高登鲤、刘崇佑等发起，8月高登鲤返闽后，即将宪友会章程分发议员，商议组织办法。10月7日召开发起人会议，列名者80余人。研究了支部规划和会费问题，确定该支部为全省各支部的联络机关，继推刘崇佑、梁继栋起草支部章程，议定本月11日召开第二次发起人会议，议决规则及以后的组织发展办法。因辛亥革命爆发而中止。

江苏支部原定于10月15日召开成立会，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布告延期，其后情况不详。不过从11月3日《申报》有通署名“苏支部”致北京《国民公报》及宪友会总部的电报看，江苏支部似已成立。

江西支部大约成立于9月24日。《时报》有消息说，南昌绅商学界人士曾协商组织宪友会支部之事，定于9月24日召开成立大会。⁽¹⁷⁸⁾

据徐佛苏8月31日在总部报告，广西、奉天、湖北等省支部均可于9月内成立。⁽¹⁷⁹⁾由于资料缺乏，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组建宪友会本来包含着团结全国立宪派人士的意图，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做到了这一点。预备立宪公会、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汉口宪政同志会、贵州自治学社、直隶宪政研究会、福建政与会、八旗宪政会、前政闻社诸多立宪团体的重要代表人物，或者参与了宪友会的发起组织，或者当选为领导人和干部，或者担任了各省支部发起人，全国18个省和首都北京有的建立了支部，有的正在组建，有的确定了发起人。这种情况使得全国大多数立宪团体和立宪派人士在宪友会的旗帜之下加强了联系和团结，从而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形成一股在野的庞大的社会政治力量。

但是，宪友会并没有也不可能把全国的立宪派人士都团结起来。有些立宪派人士已经参加了别的政党，有些立宪团体尚游离于宪友会之外，有的立宪团体虽有不少成员参加了宪友会，然而团体仍然独立存在，这些成员要同时接受宪友会和本团体的双重领导，在思想行动上完全做到与宪友会一致也有困难。所以在宪友会内部，在宪友会和立宪团体之间，派系的阴影依旧存在。据孙洪伊说，立宪派在“精神上隐分两派”，“一近朴拙诚实，一近灵华巧黠”，在“事实上亦有时竞争”⁽¹⁸⁰⁾。如“请愿国会之争及中美银行之争，同人之与张季直公（张謇字季直）中道异趋”。“铁路借款之争，黄远庸、孟庸生（孟昭常字）极主张运动荫君味斋及与吾党有关系之资政院议员，第一、二次谈判在宪政馆，遂与远庸决裂。其后至取消庸生议案研究会之会长”。黄远庸和籍忠寅“在宪友会时代，其精神上与同人已多不合”，“迹近虚华巧黠”，“陈叔通亦然”⁽¹⁸¹⁾。这里所说的“灵华巧黠”派是指以张謇为首的江浙温和派，“朴拙诚实”派指孙洪伊、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等激进派人物。至于黄远庸，其实并非如孙洪伊所言，他同江浙派也是有矛盾的，对张謇、孟昭常、张元济颇多微词，如他在给李盛铎的三封信中就说；“孟（昭常）已为同乡拐去，宪报已归实进（宪政实进会）承顶，基（黄自称）尚与委蛇”。“近沪上诸名士若张菊生（名元济）好自标尚，则以联合旧有团体为不免附会风气。庸生亦是此系统中人”。又言张謇“直是一念佛老猫，几为鼠许所陷”，“乃一惫赖人，终何能成哉！”⁽¹⁸²⁾海外的康、梁一派与江浙派关系比较冷淡，通过徐佛苏在国会请愿中的活动，与孙洪伊、汤化龙等稍微接近，黄远庸对梁启超盛称康有为“气魄过人，意以为旋乾转坤，只此是赖”⁽¹⁸³⁾，也很不满。以上只是已知的有关宪友会和立宪派内部矛盾的一点材料，未知者尚不知凡几。仅此即可窥见其矛盾之错综复杂，感情之隔阂疏远。

以上几个团体尽管没有以党命名，然而无疑都是我国第一批合法的政党。从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和宪友会的政纲、章程或规约看，它们各自标明了政治纲领，规定了奋斗目标，树立了公开的旗帜，使社会上了解它、认识它，从而决定对它的态度，这是鉴别是否政党的主要标志。这些团体都有严密的组织机构，总部之下设立支部，明确规定两者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下级关系，总部的决议支部必须执行，组织的决议个人必须执行，入会手续和组织纪律均较完备和严格，这就使得它们具备了政党的基本特征。

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维护其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在政治上均向往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务期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企业，同时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普及教育，提倡军国民教育，国民外交，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内部的组织生活、选举、表决、讨论等等，也符合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因此，均为资产阶级政党。

虽则如此，各党的情况并不相同，有些差异还相当明显。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均有相当一部分钦选议员，宪友会则无，“其性质最为纯净，完全为在野之政党”⁽¹⁸⁴⁾，“国民之政党”⁽¹⁸⁵⁾。宪政实进会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钦选议员和官员手中，辛亥俱乐部的领导权为占优势的民选议员、立宪派人士、革命党人所控制，宪友会完全由立宪派所执掌。宪政实进会和辛亥俱乐部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京师，宪友会则分布于全国，实力最为雄厚。宪政实进会和辛亥俱乐部“多数皆注重官僚政治及中央集权”⁽¹⁸⁶⁾，宪友会则注重地方分权，旗帜鲜明地标榜“发展民权”。宪政实进会比较保守，宪友会政治态度最为激进，辛亥俱乐部介于二者之间。总之，宪友会最能表明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最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最能体现“中国中等社会跃起之一特征”，为“诸团体中之最有进步之希望者”⁽¹⁸⁷⁾。

与上述政党出现的同时，满族亲贵与蒙古王公也在跃跃欲试，以期在将来的国会中占据一定势力，但都没有结果。

合法政党的出现标志着封建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崩解，人民民主权利的增长，资产阶级力量的重新凝聚。既是立宪派人士长期奋斗取得的重大成绩，也是国家预备立宪的结果。立宪派手中有了政党这个得力工具，便可更好地同专制独裁者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