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推翻皇族内阁和大办民团

三、决心推翻皇族内阁

咨议局联合会会期原定每年7月召开，但外侮的侵逼使得议员不得不把会期提前，研究挽救之策。

1911年3月1日，江苏议长张謇联合14省16名正副议长电告军机处，国事危迫，万不可答应俄国修约的要求，万不可更动东三省总督锡良，救亡大计必须决定。⁽⁹³⁾同月中旬，福建咨议局致电湖北、直隶、江苏、河南各局，建议提前召开咨议局联合会，商议救亡方法。国会请愿同志会孙洪伊等认为张謇等人的电报起不了作用，特致书各省，约各省议长齐集京师，说这样做有三大好处：“第一可以破政府轻视国民之习见”，“第二可以动外人尊重国民之观念”，“第三可以定吾民最后自立之方针”⁽⁹⁴⁾。

福建咨议局和请愿同志会的意见得到多数咨议局的赞成。4月上旬，联合会通信主任湖北咨议局即函请各省议长于4月29日到京。

各省人民对联合会召开都很重视，湖北尤其如此。4月26日，湖北21个团体300余人特为汤化龙等赴京在汉口宪政同志会会所设宴饯行，许多人发表了演说，据新闻消息，“国势阽危，外患频来，豆剖瓜分，已在眉睫。而腐败政府尚在梦中，专恃消极主义，大好河山断送若辈之手，种种丧权辱国，无不言之详矣”。此会“名则为汤君化龙饯别，实则勉汤君化龙死殉，武汉各团当作后盾，如有不测，汉口全镇闭市，为汤君化龙开追悼大会，然后相继入都，接续拼之以死”。“说者伤心，闻者堕泪”，情景极其悲壮。有的人还登台大呼：“如腐败政府不允人民所请求，不如推翻腐败政府”，“与其死于腐败政府之手而后死，曷若腐败政府死于我之手而后死，同一死也，只求死得其所”。这个大胆愤激的发言博得“如雷震耳”⁽⁹⁵⁾的鼓掌之声。28日汤化龙启程时，武汉各界1000余人又列队火车站为之送行。汤化龙表示：“此次入都，自必竭力以死相争，不负诸君厚望。”⁽⁹⁶⁾

5月12日，第二届咨议局联合会召开，重新选举了负责人，谭延闿、王振尧当选为正副主席，汤化龙当选为审查长，方贞、谢远涵、李文熙、刘崇佑、孙洪伊、梁善济、萧湘、罗杰当选为审查员（不久刘崇佑因其母病逝回省，由袁金铠递补）。

广东咨议局因忙于革命党黄花岗起义的善后工作，未派人进京，甘肃局未派人参加，新疆局未成立，其余19省均到。

第一天参加会议者41人，后来又陆续增加，也有个别人回省派人替代的，总计前后与会会员共62人。

成立会上商定，为了便于发表意见，防止泄漏，前期多开谈话会，禁止旁听。

联合会章程规定会期20天，可延长10天。此次会议因等上谕发表，直到6月25日始行闭会，前后40余天。其间开谈话会10次，正式会13次。议案都是临时提出的，通过的有12件，其中上奏5件，陈请资政院3件，上外务部呈1件，通告各省3件，另外议决了《各省体育社简章》。

《请重勘片马界务呈》要求政府派遣大臣重行勘定滇缅边界，保卫祖国领土，在片马交涉中不能对英国退让，也不允许租借。⁽⁹⁷⁾为了避免以后在边界交涉中失败，会议发出《注重界务案通告书》，号召沿边各省组织界务协会和地理学研究会，“专研究国境界线，为先事之图维”⁽⁹⁸⁾。

呈都察院代奏的《请废禁烟条件稿》是针对5月8日外务部与英国驻京公使续订禁烟条件的，指出它严重妨碍了我国禁止鸦片的主权，应当废除，按期禁止鸦片进口。⁽⁹⁹⁾

联合会向资政院陈请的首先是《速编宪法交院协赞案》，其次是《纠正宪政编查馆以解释破坏局章案》。前者说，钦定宪法不会收到“服从之效力”，也不完善，必须交资政院协赞。⁽¹⁰⁰⁾后者指控宪政编查馆任意解释咨议局章程，损害咨议局权力，蔑视法律，要求资政院予以纠正。⁽¹⁰¹⁾后来又陈请资政院在常会上提出议案，反对皇族内阁。

联合会开始对政府借贷外债非常注意，5月4日朝廷宣布了向日本借款和币制实业借款的用途，20日湖广铁路借款签字以后，联合会认为，既已签押，再难变更，不承认借款已不可能，只有实行监督借款用途一个办法，于是写了一篇《请饬阁臣宣布政策文》，要求将改革币制、振兴实业和修筑铁路的实施办法及计划明白宣布，以释群疑。⁽¹⁰²⁾

以上诸问题都不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在5月13日第一次谈话会上，会员专就中心议题进行了讨论，胡瑞霖首先发言说：“现在一切政治之中心在于内阁，须由此处着手，若不以推倒现内阁为先决问题，则其余皆无讨论之价值。”汤化龙立即表示支持。旋表决通过。继之研究办法。汤化龙说：“阁制不善是立法上问题，非此时所应言者。此案可专就皇族不可充当内阁、而况庆王（奕劻）立论。”胡瑞霖又说：递呈之后可劝奕劻辞职，不行，“则同到上海，开商务、教育、咨议局三联合会，将其罪状布告天下；再不得，则宣布外国，不认新债”⁽¹⁰³⁾。末推汤化龙起草。

联合会之所以把推翻皇族内阁当作中心议题，“原期为政治上根本之改革”⁽¹⁰⁴⁾，也就是建立真正的立宪的责任内阁。在国会召开以前，推行宪政，决定国家方针大计，都要依靠政府。不将腐败专制的皇族内阁打倒，不仅预备立宪有半途而废的危险，就是国家前途也会断送于彼辈之手。联合会把打击的主要目标集中于皇族内阁是完全正确而必要的。

但是，由于边防危急，审查会在审议这一议题时，又有人提议最好将大办民团作为第一议题，推翻皇族内阁作为第二议题。理由是：若以推翻皇族内阁作为第一议题，“则直接与政府冲突，民团问题势难提出；若民团首先提出，求之而得，足以餍各省人民之心，求而不得，则归咎政府，推倒内阁益觉有词可借”⁽¹⁰⁵⁾。多数审查员予以通过。提交大会讨论时，汤化龙仍坚持以推翻内阁为首要议题，主张二案并举。此议得到多数认可，于是推翻内阁和大办民团成为会议的两大中心议题。

边疆的危急，清政府的不足依赖，使得忧国忧民的爱国人士产生了一种紧迫的自卫之感。1911年2月26日，东京的中国留学生1000余人召开了全体大会，共同决定：1﹒确认现政府无能，不足信赖；2﹒保持祖国荣誉，通告各省咨议局训练民兵，养成独立独行之实力；3﹒飞檄欧美侨胞响应募款；4﹒定本团体名为救亡会（后改为国民会）。次日即向各省咨议局和侨胞发出了通电。⁽¹⁰⁶⁾3月5日，留日女学生决定成立赤十字社，为国民军服务。⁽¹⁰⁷⁾4月，国民会推举6名代表分赴上海、云南和东三省，推动成立救亡团体，开展宣传，但“不得煽动革命”⁽¹⁰⁸⁾。云南咨议局在3月间组织了保界会，掀起抵制英货运动，又拟组织民团，并电各省咨议局同办。奉天、陕西、广西等省积极响应。5月，上海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李平书通告全国商界，人人加入商团，操练军事。吉林、黑龙江、山西都在准备。6月，中国国民总会在上海成立，沈缦云、马相伯当选为正副会长。山东也成立了国民公会。其后浙江的尚武会、福建的团练期成会、吉林的国民会，以及各种义勇队、敢死团也相继成立。

联合会正是在这种气氛下召开的，会上把大办民团作为中心议题也是自然的，因此，提出的27个议案中，有关民兵及兵工厂方面的就占了11个。大家讨论，将这11个合并为增练备补兵为征兵预备案，作为国民皆兵的基础，奏请政府实行。后又决定双管齐下，由各地自办体育社，养成军国民的精神，达到同一目的。

《增练备补兵为征兵预备文》呈送都察院代奏。呈文说，要保卫国家，必须学习外国的国民皆兵主义，实行征兵制度。但目前我国实行尚有许多困难，建议各省厅州县一律增练备补兵，作为征兵的准备。这种办法可以“使国家增饷不多，增兵无限，器械充足”⁽¹⁰⁹⁾。

大办体育社的目的是“提倡尚武精神，补助军事教育，为将来征兵之预备”。要求从省城到城镇乡都要设立，招选20岁至35岁的男青年学习军事科目，半年一期。省社至少备步枪100支，其余各社至少20支，作为实地练习之用。⁽¹¹⁰⁾

对于联合会提出的有关民兵和兵工厂的议案，立宪派特别注意。《时报》说：“此次咨议局联合会有一最可注意之事实焉，则其态度与去年大变，绝不注重于咨议局、资政院议案之准备是也。盖经历次失败，民党已深知咨议局、资政院之不足恃，故咸趋重于自卫之一途。其所拟提出之议案，有所谓商量国民军办法及民立炮兵工厂云云。”又评论宪友会政纲说：“政纲专注重民生及地方分权处最多，不甚涉及中央政策，盖对于时势有一种紧急自卫之意，起草者历历苦心可见也。”⁽¹¹¹⁾这里所云“咸趋重于自卫之一途”和“对于时势有一种紧急自卫之意”，给人一种神秘之感，似乎联合会有什么密谋不可告人，其实不过指不再信任政府能够御侮，要立足于“人民之自卫”⁽¹¹²⁾，扩大人民自卫能力，实行自救。关于这点，联合会内部的讨论讲得非常清楚：广练民兵的宗旨是什么？他们说：“救亡即是宗旨”⁽¹¹³⁾，“倡办此事，原为对外起见”⁽¹¹⁴⁾，“宗旨仍是对外”⁽¹¹⁵⁾。当然，也不完全排除他们利用此事秘密准备革命的可能性。

对于推翻皇族内阁，联合会开始时“注重在皇族不得充当内阁”⁽¹¹⁶⁾，即不准皇族充当阁员。5月26日谭延闿、汤化龙、王景禧、陈黻宸、袁金铠谒见了某些政府要员以后，知道“事实甚难”，一时无法达到目的，经过再三讨论，“遂专注重于总理”，认为如此“较易为力”⁽¹¹⁷⁾。诚然，仅仅反对皇族充当总理大臣要比反对皇族充当包括总理在内的国务大臣能够减少一些阻力，然而这却是一种不能将原则立场坚持到底的非常错误的退步。(www.xing528.com)

6月6日，联合会呈请都察院代奏，皇族不宜充内阁总理，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大意说：内阁为代替君主负责任之机关，立宪国家“最要之公例在不令组织内阁之总理归于亲贵尊严之皇族”，因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内阁是可以推倒的，总理大臣与君主无亲族关系，推倒后君主不受影响，反之，“君主之神圣必有不能永保之虑”。如奕劻内阁不能推倒，就失去了“设立阁制之真意”。既已组织，“须具内阁之真相”，不应有试办制度。皇族在政治、经济、法律上均处于安富尊荣地位，原无必要“当政争之枢纽，以自陷于危途”。应取消内阁暂行章程，于皇族外另简总理大臣。⁽¹¹⁸⁾

呈文是相当温和合理的，也是从爱护皇族、尊重君主、国家安全出发的，而且仅仅反对皇族充当总理，用心良苦。可是并不为当权者所接受。内阁开会讨论时，奕劻身当其冲，不置一词。其他人心领神会，一齐叫嚷联合会的要求“有碍君主用人特权，是即有违君主立宪政体，碍难允准”⁽¹¹⁹⁾。明明是自己违反立宪制度，却反噬一口，给别人扣上一顶政治大帽子，断然加以拒绝。

载沣对奕劻“亦甚恶之”⁽¹²⁰⁾，但奕劻势力遍布朝内朝外，羽翼已成，与列强打了多年交道，外交事务主要依赖于他。同时，“各部大臣多系亲贵，以庆邸之资格尚不能十分贴服，若易外人，则权势万难统一，必起绝大风潮”⁽¹²¹⁾。不仅如此，载沣同隆裕也有矛盾，“屡受隆裕训责”⁽¹²²⁾，“外间哄传满洲八大臣联合请隆裕垂帘，如孝钦（慈禧）故事。监国大惧，已而知为谣言，然无日不惴惴”⁽¹²³⁾。载沣“为抵制垂帘”，“不得不用庆王”⁽¹²⁴⁾。隆裕“恐启民权膨胀压伏君权之渐”，对载沣说，“总理一席总不必论皇族非皇族”，联合会的请求“决不可允”。不过“今庆王年已衰迈，自可听其乞休，着载泽继承其任”⁽¹²⁵⁾。想让其妹夫载泽接替奕劻，把大权抓在自己手里。载沣对载泽给隆裕通风报信，依恃隆裕争夺权势极其不满，自然不会答应。结果奕劻照常任职，联合会的呈文被留中不发。

6月12日本应闭会，因朝廷对几个呈文未发明谕，以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谭延闿要求大家不要出京。袁金铠觉得“即有上谕，亦不过敷衍，总以早走为是，久住将来恐反倒不好下场”。汤化龙不同意，说：“若抱救亡目的而来，不能得一字解决，遂烟消瓦解而去，使政府看我们直是乌合之众，我们将来定不能再做全国政治上之事，此种影响甚大。”又说：“大家回去后，必须将此次请求不得之情形宣告于国民，内容即系宣布政府罪状，而各局（咨议局）开常年会时急须同时提出建议上奏案，总之，内阁问题我们不能放松一步也。”⁽¹²⁶⁾大家决定暂时休会，先不出京。继之推举了新的庶务、通信主任，庶务主任仍由直隶咨议局担任，通信主任改推了湖南咨议局。同时接受了孙洪伊辞去《国民公报》干事的请求，同意由徐佛苏接替。

13日，联合会为保卫云南边疆领土，支持云南人民斗争，致电各省咨议局和上海、汉口各团体，指斥政府在片马交涉中“丧权误国”，请力争重勘边界。⁽¹²⁷⁾次日又电各省咨议局要求朝廷必须对另组内阁和增练备补兵两呈明发上谕。

各省咨议局和团体给联合会以大力支持。汉口商团致电联合会说，“内阁问题如一奏无效，则再奏，倘政府用压力，则别有策对付，万乞勿馁。”⁽¹²⁸⁾

反对皇族内阁的斗争在政界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朝官多韪其议，但不敢出口耳”⁽¹²⁹⁾。山东巡抚孙宝琦则上折大讲“以宗支充总理及国务大臣实非立宪政体所宜有”，并说，“近年以来，宗支迭膺各部尚书，为从前所未有，不免动臣民之疑虑，生天下之浮议，不曰贵族社会，则曰假托立宪”，请明谕天下，“示大公无我之心”⁽¹³⁰⁾。载沣以其不知朝廷苦衷，传旨申饬。

6月16日，联合会就内阁问题再次研究对付政府办法。汤化龙提出三条：（一）仍向政府上书；（二）写一篇文章布告全国，“实质即是宣布政府罪状”；（三）致函各督抚和驻外国使臣，求其赞助。王景禧感到对政府已经无话可谈，主张立即宣布罪状。大家认为人民对于政府还应进行忠告，政府不理，是其有负人民，公决再次上书。王景禧又问如仍无效，最后如何对付？汤化龙回答：“宣布罪状，唤起舆论；九月（咨议局）常年会同时提案，陈请资政院。”⁽¹³¹⁾于是大家相约皆不出京，公推王振尧起草致各督抚和驻外公使信，汤化龙起草皇族不宜组织内阁呈文和上资政院陈请书，张国溶起草对全国人民报告书。

25日，开闭幕会议。与会者虽因会议“毫无实效，殊负故乡父老之嘱”⁽¹³²⁾，但并不灰心气馁，相反却信心十足。杨寿篯发言说：“以后我辈当归告父老，无论如何，总以达到目的方是。望大家抱定宗旨，到底不懈”。张国溶说：“大家回去之后，一方面对于国民陈述皇族不可充当内阁之理由，一方面就目前种种不良政治，推原于现在内阁之不适，绝对不承认他，一俟此种舆论成熟，自然有好结果。”孙洪伊提出：“本会将来进行，一方面须唤起舆论，一方面更须以实力为舆论之后盾，可请汉口及上海各商团同时为资政院来电，要求提议，想湖北代表定能担认此事。”汤化龙接着说：“内阁问题未经提出之先，逆料必无结果，因此全国根本上大问题必非数十人数十日所能解决也。是以本会员等未来京之先，即与汉口各商团联合会斟酌，拟先由联络内地各商会做起，以为唤起舆论之起手。现在该会已遣干事到各省去，孙君（洪伊）所云必办的到。大家要知我们提倡此种舆论是极健全而不可抗之舆论，果能布告国民，使国民确知现政府之不可恃，生出种种恶感，将来政府一定能推倒，此是确有把握的。况本会一方面已上资政院，一方面又由各省咨议局提议，通力合作，尤为著著进步，大家对此颇可自信自慰。”⁽¹³³⁾他们坚信自己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内阁是一定能够打倒的，对未来充满着乐观自信。

几经修改，《再呈都察院代奏请明降谕旨另简大臣组织内阁文》和《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报告书》脱稿。

再请另简大臣组阁呈文由42名咨议局议长、议员署名，袁金铠领衔。此呈不仅再一次指出皇族内阁违背君主立宪制度，而且指出对立宪政治、国家和君主都将带来严重危害，质问朝廷届时如何解决，比前呈进了一步。

报告书发往各省，登于报刊，风靡全国。略谓：“欲救国亡，必定救亡之政策；欲定政策，必有完全之内阁；欲有完全之内阁，必先破皇族政治之阶级。”内阁所推行的政策都是“亡国政策”、“铁路外有政策”、“媚外政策”。“新内阁若此，吾人民之希望绝矣。议员等一再呼号请命而不得，而救亡之策穷矣”。“内阁而自恃其不可动摇，则政策之进步不可期；内阁而为皇族，则内阁几有不可动摇之实质。如是，则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矣。”⁽¹³⁴⁾

由于各省咨议局各团体一致斥责呈文被留中之无理，皇族内阁不能再置若罔闻。7月5日，内阁副署的上谕说：“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兹预备立宪之时，凡我君民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乃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进嚣张，若不亟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凛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¹³⁵⁾

皇族内阁认为联合会所上呈文都是针对政府已定的政策和章程制度而妄事抗争，“最足挑起国民反对政府之恶风潮”，“十分懊恼”⁽¹³⁶⁾；又恐各省团体“与联合会勾合一气，酿滋事端”⁽¹³⁷⁾，企图利用皇帝谕旨的大棒把人民的正当要求压制下去，于是便副署了上面这道颠倒黑白、偷梁换柱、答非所问、蛮不讲理的上谕。并密饬都察院，凡已驳之件，不准再为代奏，使联合会呼诉无门。

联合会会员见之无不满腔愤怒。上书再无必要，他们把要说的话直接诉诸社会、诉诸人民，于是又写了一篇《为阁制案续行请愿通告各省团体书》。

通告书首先讲明不得不请求改良政府的原因，指出政府罪恶滔天，“今日种种恶政治，皆我政府之所铸造”。人民对它深恶痛绝，“举吾国民无老、无幼、无男、无妇，无不举首蹙额于我政府”。“皇族政府之阶级不废，无所谓改良政府，亦即无立宪之可言”。接着严厉驳斥了上谕：议员所请求的皇族不能担任内阁大臣，“为立宪国所特定之限制”，是说皇族全体地位特殊，不应列于国务大臣，“乃立法之原理问题，机关组织之原则问题，非用人问题也”。怎能“谓之干预黜陟大权”？“因亲贵而授以国务”，恰恰“无以明朝廷大公之心迹”。皇族不组织内阁“实君主立宪国最著之本旨”，怎能说与君主立宪本旨不符？“既为立宪而禁臣民为政治之干请，犹得曰‘庶政公诸舆论’耶？犹得曰‘符君主立宪之本旨’耶？”通告书还极其悲愤地揭露道：“自今以往，内阁因皇族而益固，于世界立宪国外树一不可动摇之内阁，任政治之腐败，民生之困阨，我人民惟当俯首帖耳，而不能一指摘一攻击，指摘内阁即指摘皇族也，攻击内阁即攻击皇族也，指摘攻击皇族即嫌于指摘攻击皇上也”。“日日言立宪，宪政重要机关之内阁首与宪政之原则背道而驰，呜呼，其何望矣！”⁽¹³⁸⁾

报告书和通告书向全国人民宣告了政府的罪状和不可救药，将上谕驳得体无完肤，堂堂正正地指出，违背立宪原则的不是人民，而是政府，无情地揭露了政府摧残民主、钳制天下之口的险恶用心，撕破了皇族内阁“日日言立宪”而实则专制独裁的画皮。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政府的威风，唤起了人民的同仇敌忾之心，激励着人民为彻底打倒腐败专制内阁而斗争。

通过反对皇族内阁的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到，联合会业已把政府的种种罪状公诸于世，广为宣传，使全国人民无比憎恨政府，务必将其打倒。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它标志着资产阶级立宪派人士关于对内对外关系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标志着他们中的大多数正在与清政府分道扬镳，走向对立。

过去，立宪派人士对政府抱存幻想，害怕瓜分豆剖的亡国惨祸发生，一直未把对内对外的关系摆正。他们对内反对腐败专制的政府，期望并要求实行政治改革，这是正确的；但又认为，亡国当头，应以救亡图存为首要任务，一切斗争都应服从于这一点，强调抵御外侮胜过政治改革，对外斗争高于对内斗争。1908年虽有立宪派提出当移对外之方针以对内，但主要意图在于争民权。通过几年的斗争实践，目睹一桩桩令人断肠的事实，他们觉悟了，认识到要达到救亡的目的，首先必须推翻专制腐朽的政府，否则国家民族永无兴旺富强之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永无实现之时，人民将永远为政府所奴役。

与联合会确定推倒政府的斗争方针的同时，立宪派也大造首先打倒政府的舆论。梁启超撰写了专文《对外与对内》，总结了19世纪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出：英、法、美、日等国之所以没有外侮，反而对外侵略，就是因为“其民有极强毅之对内能力，能取国内腐败之元素排泄之”。波兰、埃及、朝鲜之所以灭亡，不是由于对外敌忾之心不盛，而是由于“不能善用之以对付其病国殃民之政府”。对外斗争与对内斗争可以互为目的、手段，“而要其着手实行者，必先在对内而后及对外，而苟非对内获有成功者，则对外之成功亦决无可望。”⁽¹³⁹⁾

《时报》在6月上旬曾连续发表两篇社论，阐述以对内为首的思想。《论国民宜为咨议局联合会之后盾》指出：欧洲19世纪的历史证明，“国民先有能力以对付腐败之政府，然后可以对付列强”。“内患不除，则外患终无自而弭。故今日救中国，宜先除内患，而后及于外患”。不同的阶级对内患有不同的理解。该文毫不含糊地宣称，国民与政府的“内患”观是绝对不同的，在政府看来，内患是“革党”和“伏莽”，“非先除此内患，不足以长保富贵”。在国民看来，内患却是政府，“非先除此内患，不足以保政治之平等。倘萃我国民之能力与政府决一胜负，则外患不戢而自弭也”。以文书口舌相争，政府必不知悟，“计惟有以强硬从事”。“我国民其倘有意乎，愿毋自馁。”⁽¹⁴⁰⁾号召人民勇敢地站出来同政府斗争，誓作咨议局联合会的后盾。继之又发表《论国民争锋当知所向》，写道：“盖今之政府为国民所反对者，非仅一借款、一铁路国有而已也，乃其根本上之腐败，不可救也”。“无宁联络二十二省为一大团体，转其争锋，以最简单之言论，最直捷之方法，要求改造政府，更换内阁之一事”。苟能打倒皇族内阁，“为根本上之解决”，“则大体已定，以后无论何事，皆可容吾商量”。“古诗云：‘挽弓当挽强，用箭当于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吾愿为国民诵之。”⁽¹⁴¹⁾旋又发表《论专制政策之不可恃》和《论现内阁之轻侮咨议局》两篇社论，猛烈抨击政府蹂躏民权，不许人民有反对言论，专横至极的野蛮行径。

只知营谋私利、手中缺少真理的奕劻者流永远不会进行反躬自省，总以为政治风潮的起因不在自己的顽固、专制、腐败、丧尽人心，而归咎于立宪派和革命党人的暗中煽动，人民的无知和目无法纪，政府的压制措施不力。因而解决政治风潮的办法也就不是以理服人，改正错误，而是一味地打着立宪的旗号，假借朝廷的名义，仗恃专制工具，进行更残酷的镇压。此次联合会的宣传攻势搞得他们声名狼藉，他们恼羞成怒，深恐议员回省之后“煽动国民，重起反抗”，又故智重演，密令各省督抚遇有议员开会演说，“务须加意防范，并严重取缔其言论，免致鼓动风潮，妨碍国家行政”。并恶狠狠地威吓：“倘有奉行不力，致滋事端，定惟该督抚等是问。”⁽¹⁴²⁾然而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大。愚蠢透顶的奕劻等人以自己愚蠢透顶的行动把全国的政治风潮愈益激发得不可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