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运动的失败原因及其意义

六、运动的意义

国会请愿运动基本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可从政府和领导运动的立宪派两个方面探寻。

立宪派主张议会政治，国会具有最高立法权，监督弹劾政府权，并决定政府成员的进退。如果召开国会，不但政府权要们的政治命运从此系于国会，很快要被淘汰，而且再像过去那样专制独裁，一心为个人及子孙营谋私利、荣华富贵、胡作非为，也根本不可能了。因此，他们视民主为洪水猛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说什么“将来开国会后，事事干涉，政令必至下移”⁽¹⁷⁶⁾，“民权实属可怕”⁽¹⁷⁷⁾。基于这种自私、恐惧心理，他们千方百计加以阻挠，此其坚决反对速开国会的基本原因。

立宪派认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理所当然地具有管理、过问国家大政的权利，要求民主自由的权利，进行和平请愿是天经地义的。而政府权要们则把国家看做私有物，认为国家大政只能由他们决定，人民无权发言；民主自由只能由他们赐予，赐予多少就是多少，人民无权要求，更不能集众“要挟”。因此，他们不是把请愿运动看做民智提高的表现，而是视为“民气嚣张”，怀疑请愿代表“其心不可尽测”⁽¹⁷⁸⁾，哪里还会答应人民的要求？

可是，他们又不敢公然把自己的阴暗心理公之于众，只好大耍两面派，玩弄阴谋诡计，以种种借口搪塞拖延，直至书写在纸面上的理由被驳得体无完肤时，方始缩短三年期限，不准再越雷池一步。他们握有庞大的军警暴力工具，“深信其权力犹足以专制国民”⁽¹⁷⁹⁾，故到第四次请愿时，就力言“民气嚣张，日益膨胀，朝廷若再放弃大权，必致酿成乱端”，奏称“当断不断，必受其乱”⁽¹⁸⁰⁾，“激讽”载沣动用专政工具把请愿运动镇压下去。

从立宪派主观方面检讨，首先在于他们对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自身的软弱。立宪派对政府没有好评，却又相信所谓赤诚忠爱之忱能够感动“上帝”，不知做以强硬手段对付的打算。故当政府施展暴力时，他们便无可奈何，只好偃旗息鼓，罢兵退却。他们曾向政府声明，不给人民立法权，人民即无遵守法律之义务，但当朝廷宣布再请愿就是“煽惑”动乱，即“按法惩办”时，他们就胆怯了，不敢针锋相对地宣称命令是非法的、无效的，这种软弱的性格使他们难以坚持到底。

发动群众也不普遍深入，缺乏坚强的后盾力量。立宪派强调“中等社会”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因而轻视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过于天真，以为咨议局议员由人民选举，议员请愿就等于全国人民请愿，所以前两次仅派了少数代表。第三次虽然使运动变为真实的群众运动，可是发动也不是很深入普遍，尤其是首都北京，竟无群众游行，未显示出人民群众的力量，不能对当权者构成巨大压力。至于发动农民，可以说只有思想敏锐的梁启超真正重视。他说，立宪政治是国民的政治，欲宪政成立，必须令国民的中坚阶级知道宪政利害切己而积极参与。“欧美诸国多以工商为国民中坚者也，而我国则以农为国民中坚者也，故开发农民之政治思想，实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也。”呼吁一切“士君子”和请愿同志会去“唤醒农民”⁽¹⁸¹⁾。其他立宪派和开明士绅虽感有发动更多农工商群众的必要，但认识没有梁启超深刻。有些地方确也到农村进行了宣传动员，收到一些效果，只是由于长期的封闭落后，许多农民不理解国会与其自身的利害关系，表现得极为冷淡。“有宣讲者至，则曰：教人学外国者又来，其实局也（咨议局）、会也（国会），皆彼辈得意之地耳，民穷至此，尚有何望。”⁽¹⁸²⁾农民发动不起来，运动就无法植根于深厚的社会土壤。

缺乏严密的组织与领导也是一大弱点。请愿代表团在运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组织与领导作用，但毕竟是一个临时组织的班子，本身就不是组织纪律性十分严密的团体，其与各省咨议局、各团体、同志分会之间没有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对于代表团的决定号召，各省完全凭着自己的认识及政治热情去做，因此，运动的发展就不均衡，步调不划一，特别是第三次请愿后内部发生了分化，部分咨议局和团体退出了请愿行列，这就给政府以可乘之隙，公然动用武力镇压了运动。

以上几点是互相联系的，又是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文化落后等情况密切相关的，不能完全归咎于立宪派的主观努力不够。

国会请愿运动尽管失败了，但其意义不可低估。

第一，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普及了宪政知识，提高了国民的民主主义觉悟和爱国主义思想。

过去，宪政思想主要传播于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中间，其他阶层的人了解不多，边疆和落后闭塞地区犹少。在国会请愿运动中，立宪派除了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造挽救民族危亡、反对封建专制的舆论外，为了发动群众，还比较普遍地开展了集会演说、个别动员、张贴宣传画、散发传单和宣讲材料、征求签名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宣传材料都以口语作为语言媒介，如有的这样写道：“好了，好了，大清国快强了。大家请求开国会啦，赃官暴吏快绝迹啦，打官司亦不用花钱啦，差徭亦就免啦，百姓快有活路啦！”⁽¹⁸³⁾有篇《劝立同志会》文如此写道：“现在我们中国危险极了，往国内说，是政治腐败……往国外说，又是各国协议，暗含着要瓜分，如同麻绳儿蘸水，一天紧着一天……我们中国的病，眼看着要入膏肓……这活的法子是什么呢？就是开国会。因为国会是人民同政府合手商议事情的地方，向来我们中国，一切政事不准人民搀言，也不教人民知道。列位请想，这们大的中国，这们多的事情，只凭着三五个作大官儿的，能够办的好不能呢？就不必说徇私舞弊啦……必得国家的大事叫一国人同办才行……”⁽¹⁸⁴⁾这些下层劳动群众都能听得懂，颇有鼓动性。所以，尽管从总体上看发动群众的工作并不普遍深入，若从接受宪政思想、支持请愿运动的人数和范围看，确实比过去大为增长和扩展了。以天津为例，“一般劳力家”亲到请愿同志会签名的，“日必数十起”⁽¹⁸⁵⁾。“工人何茂林、徐翠璋、伍岳奎、许连仲等百数十人”，都开列了名单，寄给同志会，“以尽国民天职”⁽¹⁸⁶⁾。刻字工人刘学圃、修补羊角灯工人陆长发等20余人，工匠曹玉山及其子曹富贵，均属于下层社会的群众。广立顺洋货庄年仅18岁的店员王金魁在致请愿同志会要求签名的信中写道：“现观我国政府之腐败，专制之酷烈，官场之舞弊，交涉之棘手，无一非速亡之现象。惟诸公组织请愿国会，诚为救亡要图。”⁽¹⁸⁷⁾德盛洋车厂人力车夫邢德光等十余人的信说：“生计艰难，衣食二字，劳力者多不易求，若不速开国会，我辈将无生望等语。”成兴魁铺长史临湘、李进才等人的信说：“政府腐败已极，贪官污吏遍满国中，官逼民叛，日有所闻，舍速开国会外，别无救亡之策。”义昌新洋广货店店员黄辑五等十余人的信写道：“不才等愤民权之不伸，惧国运之危厄，是以连袂而起，愿附诸大君子之末，争吾辈天赋之权利，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惜。”⁽¹⁸⁸⁾从直隶第二次签名册中，还可看到有不少农民签了名。黑龙江省的变化，咨议局在致请愿代表团的函中说得很清楚：“去冬发起请愿会，虽两次无效，而起动社会之力实为伟大。江省地处极边，士民向不知立宪为何事，自有国会请愿之举，潮流所及，一般人民渐渐开明，近日江省之民望国会成立之志较他省为更殷。”⁽¹⁸⁹⁾一向极其落后的陕西省在第三次请愿时出现了捐款的动人场面：“此次陕民气动诚发于中，士众捐集踊跃，姑无论已。乃有剃头人捐大钱六百者。南院门说书某捐帖子钱数千，人以贫穷阻止，彼奋然曰：‘我日得钱，岂可不令我与国事？’既而有僧人、道人、小学堂学生，皆先后签名输资，各三数百不等。最后有青年妇女桑氏、荀氏输资，使该翁某送到。又有孀妇某氏，亦使人送资。”⁽¹⁹⁰⁾游行请愿后，农林学堂的学生还发生了一次罢课风潮，原因是该堂提调隐藏起省请愿同志会的开会公启，不让学生参加，引起学生公愤。⁽¹⁹¹⁾贵州的妇女组织了妇女爱国会，她们认为《国民公报》能“使舆论得以伸张，政府有以监督”，特将发起国民捐时募集的50元寄赠代表团，作为办报之助。⁽¹⁹²⁾

以上事例说明，通过国会请愿运动，宪政思想已经普及到边疆和落后地区，城市市民和工人、农民阶级，妇女和贫苦的人民，人民群众的爱国思想、民主觉悟确实有了明显提高，国会请愿运动实际上是向人民进行爱国民主教育的大课堂。(www.xing528.com)

第二，暴露了当权者的真实面目，使政府丧尽人心，加速了灭亡。

早在请愿代表由上海首途进行第一次请愿时，立宪派就警告政府说，请愿是由人民公举的议员进行的，允准与拒绝是对朝廷诚心立宪与否的一大考验，不准“则必大拂民望，不啻揭其专制之心以昭示于天下，人心解体，国势日孤”⁽¹⁹³⁾。类似的告诫几乎在每一份请愿书中都可找到。

然而当权者却一拒再拒，态度越来越严厉，手段越来越残暴，人民终于看清了他们的真实面目和内心世界：“其心目中未始有国家也，未始有君父也，未始有人民也，所见者权位耳，金钱耳。”⁽¹⁹⁴⁾“其或者持筹握算，略揣尽此三年中所黩之货，差足为长子孙之计”⁽¹⁹⁵⁾。“深恐实行立宪则人民之权力必由此而伸，政府之权力必由此而缩，故既不敢推翻宪政冒反对之恶名，尤不愿速开国会受人民之监督。”⁽¹⁹⁶⁾“对于立宪貌不敢不从，而心实恋恋于专制权之便其私”⁽¹⁹⁷⁾。所以，政府每拒绝一次，人民的愤怒情绪就增加一度。

二次请愿失败后，“全国人心，为之灰冷”⁽¹⁹⁸⁾。有些人认为清王朝“气数之穷，岂人力所能挽救，徒劳无益，知者不为”⁽¹⁹⁹⁾，态度转为消极，而思想感情已同清王朝断绝。有人悲愤地写道：“呜呼，朝廷之弃吾民也！弃民者，即无异自弃其宗庙社稷也”。“乃一再挫折摧残而不之惜，视爱国主义为仇国之举动，此岂可以诏示天下者耶！”⁽²⁰⁰⁾“政府不顾其机而迎之，而反欲遏其机以激之，岂必举巴黎、英伦之惨剧演之吾国而始快耶！”⁽²⁰¹⁾

三次请愿被拒，立宪派愤怒地谴责政府“不许人民谋幸福，亦不欲人民为国家谋幸福”⁽²⁰²⁾，“直视吾民如蛇蝎如窃贼！”⁽²⁰³⁾

至镇压第四次请愿后，“恶感普及于全国”，人民悲愤到极点，纷纷抨击说：“吾不解政府诸公何为倒行逆施至于此哉！”“吾国人民则仅以文字争，仅以口舌涕泪争，即激烈者亦不过自毁其肢体而已。无他，人心固结，不忍启衅于阋墙也。乃人民与政府则亲而近之，而政府之于人民则驱而远之，务使穷无所归，倒戈相向，否则为异国之顺民而后快，是诚不解其何心矣！”⁽²⁰⁴⁾“吾不知朝廷之弃吾民焉何竟悍然不顾如是”，“而必为此戕贼人心之策，以陷吾民于绝地而后快也”。“呜呼，今日毋谓请愿者之多事也，恐它日欲求一请愿之人而亦不可得矣！”⁽²⁰⁵⁾

逮捕发配温世霖事件进一步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时报》为此专发社论说：“一般舆论谓政府此举，为揭出假立宪面具之一铁证也。不然际预备立宪之时，何以政府作为竟与立宪原理相背驰若此！岂非一面以立宪国民，一面又以专制压抑国民乎？”又指出：纵然政府专制手段比大独裁者梅特涅还要厉害，人民也不会被吓倒，“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吓之！”⁽²⁰⁶⁾温世霖发配后，直隶各界人士公拟集资白银1000两，供其沿途之用，一些人还联名倡议将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所余900余元赠温，北京某校师生亦捐赠500元。温途经河南、陕西，均被当作上宾，受到盛大欢迎，咨议局和各界皆有馈赠。反动暴力可以限制压制人民，然而征服不了人心。当权者自鸣得意之时，恰恰是人心丧尽之日；当权者视为胜利的杰作，正是愚蠢透顶的失败之笔。

立宪派和人民请愿不仅为了爱国和争取民主自由，同时也是为了朝廷的长治久安。他们奉献于国家和朝廷面前的是一腔热血，一颗忠贞之心，一片挚爱之情。他们相信政府能够理解并接受人民的呼声和要求，从而做到朝野一体，上下一心，消除隔阂，共渡难关。为此，他们采取和平请愿的方式，反对暴动，向当权者作揖磕头，痛哭陈述，乞求恩准。这一点常常被视为立宪派没有骨气甚至无耻之举加以鞭笞。其实作揖磕头不过是当时封建官场的礼节，不值得大惊小怪。尤其应当看到这种方式和行为产生的积极后果。立宪派和人民对政府表现得愈驯服愈相信愈忠贞，在遭到政府一次次的拒绝、申斥和镇压后，他们对政府的态度也就变得愈为决绝，由热切的希望变成无限的失望，再变而为切齿的绝望，而且义无反顾，永不回头。因为他们自认为尽到了应尽的责任，政府的冷酷绝情伤透了他们的心。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是古今中外颠扑不破的真理，清政府注定行将灭亡。

第三，不仅使立宪派经受了一次民主运动的锻炼与考验，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丰富了宪政知识，增长了才干，坚定了立场，而且促使他们中的少数激进分子与政府决裂，转变到革命立场上来。

第四，创造了斗争的新方式新手段。

以往人民同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不外乎采取武装起义、暴动、抗捐抗税等方式，皆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严禁。此次运动采用了和平请愿的合法斗争方式，运用了群众游行示威、学生罢课等手段。这些在西方国家已是司空见惯，但在中国却是初次运用，也可说是一种创造。这种新的方式和手段与革命暴力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然而也是人民与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时的一种有力武器，尤其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更显得重要，常为后来的革命人民所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