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请愿：国会请愿代表团讨论今后行止问题

五、第四次请愿

（一）代表团解散

缩短国会期限的谕旨颁布后，清政府尽量往自己脸上贴金，急令京师所有商号、居民和学校自4日起，一律悬挂龙旗，利用各种形式庆贺。在官方指令下，大清门前彩棚高搭；棋盘街中心及四周石栏，正阳门直达天桥的马路两旁，悬挂着无数红灯；各商号铺户龙旗招展，灿烂夺目；各学校放假三天，晚上齐集大清门前，大开提灯会；各戏院也减价三天，以示庆祝。可是，人民心里有数，“百姓似无感动意，谓此为官场所嘱咐”⁽¹³³⁾，“不甚经意”⁽¹³⁴⁾。巡警厅饬令报馆报道庆贺消息，除《北京日报》和《公论实报》遵行外，“余皆不从”⁽¹³⁵⁾。

但国会期限毕竟缩短了三年，较之人民要求的1911年仅差二年。11月5日，朝廷又特派溥伦、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命其组织班子起草宪法，摆出了提前立宪的架势。这就使得立宪派和请愿队伍发生了分化，一少部分比较稳重而又要求不很高的人士感到“和平之办法能收效如是，已非始愿所及”⁽¹³⁶⁾，相当满意。于是“屈指计日，交相慰语，一若于九死中得一生之望”⁽¹³⁷⁾。以张謇为首的少数立宪派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11月5日，江苏咨议局致电资政院说：“请愿有效，天恩高厚，感极涕零。钧院大力维持，谨代表大江南北，泥首叩谢。”又电谢苏抚“大力联合”支持请愿，电告各省咨议局和省内各团体速向资政院致谢。⁽¹³⁸⁾上海商务总会、自治公所，江苏教育总会、苏州各团体均按照这一要求做了，有的还召开了庆祝会。外省响应的有浙江和贵州两咨议局。

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是极其不满的，以江苏咨议局来说，愤慨之声就到处可闻。倡议叩谢的电报是议长张謇和书记长孟森等个别人商议的，议员并未与闻，故电报刊出后，“各议员即纷纷向主持此事之一二人诘责”。当张謇宣布咨议局应开欢祝会理由时，议员群起反对，最后付诸表决，结果赞成者仅3人，“遂决然罢议”⁽¹³⁹⁾。其他人士反映更为强烈。周系顺、黄澍深等人致电报馆，声称“大江南北亦未承认有此容易涕零叩首之代表”⁽¹⁴⁰⁾。还有董、邢两名师范学生致书咨议局，指斥叩谢行为有碍代表继续进行请愿。⁽¹⁴¹⁾在各学校“人民之目的终未达，何庆之有，何祝之为”⁽¹⁴²⁾的坚决抵制下，南京准备举行的提灯庆祝活动也宣布告吹。

浙江咨议局“虽有一二议员创议欢祝，因赞成寥寥，事遂中阻”⁽¹⁴³⁾。

国会请愿代表团于11月5日讨论了今后行止问题。他们认为，既奉上谕解散，自应遵办，解散之后，即组织政党，但须经各省决定。暂时推定徐佛苏、孙洪伊、王敬芳、方还起草纲领，先事准备。遂由孙洪伊致电各省咨议局转告各团体：“国会仅缩三年，人心失望，如何？速复。”⁽¹⁴⁴⁾旋又发表《通问各省同志书》，征求意见。

直隶、陕西、河南、湖北、广西、江西、福建、山西、吉林、奉天咨议局均复电代表团切勿解散出京，仍要继续请愿。江西请愿同志会召开了有1万余人参加的大会，坚持明年即开国会。湖北各团体仍议决在预定的11月13日集合群众请愿，13日下午两点，由张国溶、吕逵先率领39个团体共2000余人的游行队伍，打着“请愿速开国会”和本团体的大旗，前往督署。瑞澂答允再行电奏。请愿群众三呼万岁，围观的1000余名群众也鼓掌不息。⁽¹⁴⁵⁾江西、湖北请愿喊出了广大立宪派和人民的急迫心声。

代表一面继续同政府斗争，一面商议善后。他们虽已明知无法使朝廷收回成命，但还是上了一通质问副署上谕的会议政务处大臣书，将其无理揭示在全国人民面前。质问书说：既然你们知道内忧外患急迫，为什么不协赞皇帝于明年开设国会？既然知道九年规划可以修改，为什么还要拿着与宪政无关的问题作为延缓国会的借口？既然说缩短期限系采取督抚奏章，为什么不按多数督抚的意见明年即开国会？既然知道以往的筹备有名无实，以后有何方法加以督责？⁽¹⁴⁶⁾

关于代表团今后行止和进行方略，代表做了详细讨论，最后决定：

1．解散代表团。认为朝旨既下，如继续存在，将招致干涉，再要求也不会发生效力，不如暂时解散，异日请愿，再行组织。

2．保留国会请愿同志会。同志会的宗旨不仅仅在于请愿，还担负着向国民灌输宪政知识的任务，且章程规定非国会成立不得解散，此次请愿效果不圆满，团体自应存在。代表团解散以后，即以同志会作为同人通讯机关。

3．督促朝廷早日召集国会。1913年召开国会的成命已不能改变，人民只能督促朝廷提前于1912年召集。

4．人民要积极参与宪法、议院法、选举法和官制、内阁组织法的拟订。

5．着手组织政党。同意各地要求，在请愿同志会的基础之上改组政党，但此事重大，必须慎重，已举定人起草纲领，以后请各地提出意见，暂以请愿同志会为机关总部。

6．希望各省继续要求速开国会。这样做可以促动政府，唤起民气，有利于倡议1912年召集国会和增长国民的宪政热度。⁽¹⁴⁷⁾

其后，国会请愿同志会不断发出通告，阐明当前的任务，12月上旬又将政治纲领通告于全国：

其一，督促政府速立新内阁。军机大臣不负责任，设立新内阁没有明确期限，各省同志会应要求督抚代奏，于年内成立，使中央行政机关确实负起责任。

其二，要求参与宪法。朝廷已派定纂拟宪法大臣，“若令以日本宪法纯然施之吾国，其危险不可思议”。各省同志会要电请资政院具奏，将来宪法条文应交资政院协赞通过。

其三，请释党禁。立宪国家以政党为组织要素。我国专制政体才经蝉蜕，民气薄弱，怀疑阻挠丛生，组织政党实非易事。“非得明发上谕，将旧时禁网廓除一清，不足以资鼓励”，“伟大政党亦将无自发生”。各省同志会应陈请资政院奏请开释党禁。

其四，灌输国民宪政知识。各省同志会要多编白话浅说，阐发宣讲，启迪民智。

通告说，以上四项足以体现“民党之精神”，作为组建政党的基础。现在正在起草章程，准备暂设干事部，作为通讯联络机关，明年春夏间再举行大会，正式成立政党。⁽¹⁴⁸⁾

至此，国会请愿代表团解散，国会请愿同志会的主要任务也由请愿速开国会转向参与拟订宪法，特别是组建政党方面。

（二）人民群众继续斗争

11月12日，朝廷同时颁布两道谕旨，一是谕令中央各部门认真筹备宪政；二是谕令各省督抚切实筹备国会召开以前应办的事情。12月6日，又令宪政编查馆修改九年筹备规划，准于1913年定期实行立宪。

但是，人民群众并不信任政府，继续进行斗争。特别是东三省和直隶，由于地处日俄侵略的前线，人民的危亡感倍加深切。1913年召开国会的上谕颁布后，直隶和吉林的代表即打算发起奉、吉、黑、直、鲁5省联合会，继续进行斗争。奉天各界人士众议沸腾，数千人自动集会于咨议局，决定进行第四次请愿。咨议局遂电资政院再奏明年即开国会，并电各省协同力争。

奉天学界率先推举出刘焕文、舒继祖作为赴京请愿代表。12月2日，学界30余人前赴咨议局，与议长等商定行期。谈及第四次请愿前途渺茫，群情激昂，学生金毓绂即抽刀截指，李德权持刀割股，正副议长吴景濂、袁金铠急夺刀救护，然已不及。金毓绂以鲜血大书“至诚感人”和“至诚”，李德权大书“请速开国会”数字。⁽¹⁴⁹⁾在座者无不深受感动。

12月4日上午，省城学生5000余人手执“请开国会”旗帜，游行至督署请愿。代表高步孔、齐大昌、苏毓芳、汪福荣对总督锡良哭诉：“学生等都知道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锡良允为代奏，并鼓励说：“日胜俄，德胜法，全是靠小学的力量，你们今日是学生，将来就是国家人才。”又说：“上谕有言：‘民情可使上达，民气不可嚣张’，固然很有道理。但依我的心理，不怕民气嚣张，若是民气不嚣张，便不能知道国家之亡不亡。你们学生都知道亡国的道理，本大臣也是很喜欢的。”学生遂一齐叩头，高呼“皇上万岁！”“中国万岁！”“东三省万岁！”返回学校。⁽¹⁵⁰⁾

接着，咨议局召集各团体各界代表研究全省请愿计划，指定了请愿书起草人，确定了请愿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并规定如总督不为代奏，不得退散。

12月6日为全省大请愿的日子，上午，奉天咨议局、教育总会、农务总会、商务总会、国会请愿同志会、惠工公司、清真教（即伊斯兰教）、承德自治会和全省46州县代表共1万余人，陆续齐集咨议局门前。行前，《商务日报》编辑张进治突又断指书写旗上，人们愈益感动。走在队伍最前头的是打着写有“奉天全体人民请愿即开国会”字样的几面大旗，接着是手捧请愿书的议长吴景濂，其后是咨议局、各团体、各州县的代表群众。队伍整齐严肃，观者如堵，沿途自动加入者又有近万人。锡良接见了代表，可能出于自身困难的考虑，态度较前有所变化，诘问代表：“国会一开就能救亡吗？大家须实力做事，方可挽救。”吴景濂立即毫不客气地回答：“各省督抚联衔请开国会系由大帅领衔，如谓国会不能救亡，当初联奏就是大帅欺君。日前由公领衔奏请明年即开国会何其勇，今全省人民恳请代奏，方谓我帅必能赞成，今见拒若此，是前之奏请非出于本心，徒要名誉也。”代表曾有翼、刘兴甲、李心曾也作了陈述。锡良说：“吾不代奏，你们如吾何？”吴景濂等遂痛哭跪地不起。代表董之威愤慨地说：“内外大员并无一人真实赞成国会，不过以赞成语愚弄国民！”曾有翼出告群众，群众大恸，号哭之声震动全市。锡良对吴景濂说：“你尚不明白我的意思吗？”答允代奏。吴景濂以其言不可信，要求将所呈附本批示。锡良斥为“要挟”。吴景濂说：“我们处此地位，大帅尚言我等要挟，与其将来死于他人之手，请即饬陆军将我们二万人打死倒痛快！”锡良大怒，拂袖入内。但他还是做了批示，并应代表要求盖上了大印。旋又出见代表，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对代表说：“吾即代奏，锡某在东三省未做一事，愧对东三省人民。对于国会，并非反对，亦颇欲设法维持，奈只有此一幅心，而无能力何！”表示三日内准奏。代表们叩头感谢，群众欢呼“国会万岁！”“大清帝国万岁！”鼓掌声、欢呼声、号哭声混融一起，“轰动如雷”⁽¹⁵¹⁾。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共有各团体各州县代表10889人。⁽¹⁵²⁾(www.xing528.com)

锡良确实有其为难之处，再奏违背朝旨，触怒军机；不奏，对不起东三省人民。强烈的爱国意识，刚直不阿的性格，终于使他决定，与其对不起国民，毋宁触怒政府。12月7日即发出代奏折，写道：东三省人民“目睹朝鲜亡国惨状，甚恐三省版图首沦异域，即万劫不能自拔，其切肤之痛，较之各行省有特别之危险，不能不有特别之要求。臣莅东以来，默察今日大势，欲求所以捍三省之危亡者，一无可恃，所恃者民心不死，皆知崇戴朝廷耳”。“何必靳此区区二年之时间，不与万姓更始耶！”“如以臣言为欺饰，请先褫臣职，另简贤能大员，以纾边祸。”⁽¹⁵³⁾为了代人民陈述意见，他宁愿做出被革职的牺牲，十分难得。

之后，咨议局研究联络吉林、黑龙江咨议局共同请愿问题，推副议长袁金铠前往，袁认为“时机已过，事必无效，坚辞不往”⁽¹⁵⁴⁾，遂改推另一副议长孙百斛。教育总会亦电吉、黑两省，请派代表一同赴京。继之，各界推选出赴京的全省人民代表董之威等15人。

10日，各界公饯赴京请愿代表。当晚又在咨议局召开了盛大的送别会。这一天，又有一些中学生以血书勉励学界代表刘焕文、舒继祖“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热心保种”⁽¹⁵⁵⁾。

11日，董之威等肩负着东三省人民（吉、黑代表未及时赶到）的重托，乘车启程赴京。

奉天人民给予代表有力的支援。请愿同志会和各校学生都分赴各地和乡下演说，商务总会也函告各地分会密切配合，共同发动全省人民，许多州县都建立了同志会，选出了代表，多次召开大会，新民、铁岭、辽阳、开原、锦州尤其积极。青年学生表现特别激烈，断指割股之事时有发生。各地自愿签名进京者多达1万余人，表示政府若不允代奏，大家一起进京恳求，再不允，宁可牺牲生命，决不空归。

为了促成奉天请愿，锡良特致京师某大臣长函一封，详陈东三省危迫情形和人民赴京请愿之举，请于载沣面前代为陈述。其中说：“此次请愿不准，良决意乞骸骨归，实不敢久处于累卵之局，坐观成败，使祖宗发祥之地终落于他人掌握之中，致受天下后世之唾骂。”⁽¹⁵⁶⁾

12月21日，奉天代表至资政院呈递了请愿书。次日又谒见奕劻、那桐，呈上上监国书。

此时，直隶咨议局已推举王法勤、贾恩绂、祥和为第四次请愿代表，湖南、福建、山西、云南、广西等省皆电本省资政院民选议员兼任请愿代表，资政院议员觉得不便，辞而不任。

24日，资政院通过了弹劾军机案，载沣以为干越君上大权，迹近嚣张，若骤开国会，必更纷扰，当即颁布上谕说：宣统五年召开国会不能再改，“乃无识之徒”，“仍肆要求”，今又有东三省代表来京递呈，“一再渎扰，实属不成事体。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员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各省如再有聚众滋闹情事，即非安分良民”，应即“查拿严办，毋稍纵容，以安民生而防隐患”⁽¹⁵⁷⁾。

政府害怕引起动乱，当即下令军警荷枪实弹，在城内城外、资政院、各学堂、车站来往梭巡，严密监视，与缉拿革命党人无异，都中舆论大哗，人人惶骇不安。奉天代表正走在往谒徐世昌的路上，便被警兵带走。当晚善耆带着军警至代表寓所，令其当夜出京，代表不允，一名出外大呼：“余系请开国会以救中国，并非犯罪，不意政府乃如此待我！”观者莫不堕泪。次晨，军警强将董之威等架至车上，押回奉天。刘焕文等4人坚决不走，被拘留警厅，旋也被劝回。

代表回省后，奉天请愿同志会还准备联合吉、黑两省进行第五次请愿，并向省内发了通告书，然又要求会员对这次上谕“不可以为失望，发为愤激之谈”⁽¹⁵⁸⁾，陷于自我矛盾之中。他们自知会员想不通，做不到，马上又同咨议局商量，宣布遵奉谕旨，解散了请愿代表团。

继奉天而起的是直隶。奉天代表董之威、刘焕文、舒继祖进京过津时，特下车到直隶咨议局陈说东三省危险情形，散发传单和血书，与各界人士座谈。12月15日下午，由东三省籍的在津学生函请各省在津学生与奉天代表共开茶话会，直、鲁、川、鄂、苏、滇、晋、陕、甘、奉、吉、黑、闽、浙、豫、黔、皖、粤、桂籍的学生，天津的德华学堂、法汉学堂、高等工业学堂、北洋大学堂以及各中学、师范、军医、商业学堂共1300余人与会。董之威等发表了演说，希望同学作请愿中坚，组织全国学生请愿同志会，作为东三省的后援。与会者热情奋发，公决全体进行第四次请愿，立即组织全国学界同志会，推温世霖为会长。

之后，各校学生和学界请愿同志会均开会做了研究，多数主张激进，军医学堂学生方宏蒸自断左手中指，用鲜血书写“血诚”二字；北洋法政学堂学生江元吉割下左臂肉一块，以鲜血大书“为国请命，泣告同胞”八字；继又有杨可十余人割臂刺指，书写血书；北洋师范学堂学生杨畅时自刎，为人所救护。同学们热血奔流，踊跃签名，倡议罢课，推举代表，准备游行请愿，一切进步的爱国青年学生都投入了这场运动，李大钊、白坚武就是北洋法政学堂的学生代表。

12月19日，学界发出公启，指出国民奔走呼号，唯恐中国灭亡；“而政府丧心病狂，惟恐亡之不速”。“全国生命在速开国会，而彼冥顽不灵，特意延期”，“故送四万万同胞于死地，此政府之大罪一”。资政院弹劾军机大臣，朝廷不准过问，大罪二。“上凶下愚，造原动力者确为学界。学界唯一之手段曰全国学界罢课，共谋对待，希图进行。学界团体坚，而农工商继之，务达目的而后已。”⁽¹⁵⁹⁾亡国的危险使青年学生出而承当了请愿的主力军。

20日，各学堂学生3859人在同志会会长温世霖、咨议局议长阎凤阁和商会总理王竹林带领下，打着各色旗帜，高举着“立宪救国”、“速开国会”等标语，呼喊着“誓死请愿”等口号，游行至督署请愿，在代表长时间坚持下，陈夔龙始派人传话，答允代奏。⁽¹⁶⁰⁾

21日，朝廷电令陈夔龙宣示不准再联名要求渎奏。陈夔龙立即照办，并疯狂叫嚷，倘再聚众要求，就是“意存扰累治安”，定要“查拿严办”⁽¹⁶¹⁾。同时勒令学生一律复课。

学生愈愤，22日，复举代表汇集自治研究总所开会，推举了进京代表，决定各省在津学生派人回省发动，并以天津全国学界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名义通电各省咨议局转教育会、商会，告以天津“全体学界停课，已举代表晋京请愿”，请“速起以为后援”。又将天津发动情况告知路远山遥的滇、黔、川、甘、新5省，请派代表进京合作。⁽¹⁶²⁾号召全国学生罢课请愿，呼吁各界速起支援，再掀起一次请愿热潮。

陈夔龙闻讯大怒，诬陷学生“意存叵测”，“大干法纪”⁽¹⁶³⁾，立派400名军警前往镇压。总兵张怀芝回去调兵时，巡警道员恐酿祸变，飞令5人驰往劝谕，和平解散。赤手空拳的学生代表敌不过如狼似虎的军警，在各界人士劝导下，痛心地做出了解散的决定。

为了彻底镇压学生的请愿运动，陈夔龙接连饬令解散同志会，勒令停印学生血书，禁止报馆“危言耸听”，传知商界人士不准附和，将严拿查办的告示贴于咨议局门首，命令军警持枪巡逻，随时驱散聚集的群众。这些得到朝廷嘉许，着其继续“开导弹压”，“查拿严办”⁽¹⁶⁴⁾。24日，学部又通电各省严禁学生请愿，如不听劝告，严加惩办，“全体解散，亦所不惜”⁽¹⁶⁵⁾。陈夔龙猖狂至极，悍然调兵包围学堂，勒令开课。“人心更为抑愤”，法政学堂有个“素日勤学安分，久有令闻”的学生，“对于此事则愤不能自已”，“用刀割去一臂”，次日殒命。学生虽在刺刀逼迫下不得已复课，“实则纷纷四散”⁽¹⁶⁶⁾。

保定学生闻悉，以罢课的实际行动表示对天津学生的支持和对陈夔龙的抗议，师范学生最为激烈。陈夔龙急调国防部队陆军和警兵将师范学堂及其他学堂包围，“不准学生自由出入，往来函件必须拆视”，“昼夜巡防，不稍松懈”⁽¹⁶⁷⁾。1911年1月2日，朝廷深恐罢课风潮蔓延全国，又严令各省督抚“随时弹压”，“从严惩办”⁽¹⁶⁸⁾。陈夔龙立即饬令学堂复课，否则解散学堂，将学生押送回家。保定学生终于在武力高压下停止了罢课。

清政府为了杀一儆百，把请愿镇压下去，曾密电指示奉、直总督侦查请愿领导人，“稍有可疑，即行密拿请惩”⁽¹⁶⁹⁾。陈夔龙心领神会，1911年1月7日晚下令将温世霖秘密逮捕。次日密电朝廷，诬指温世霖为“乡里无赖”，“结众敛钱”，“有害地方”，“擅捏会名，妄称会长，遍电各省，广肆要结，尤为意图煽动，居心实不可测”，应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¹⁷⁰⁾9日，朝廷允准。

陈夔龙逮捕温世霖后不交司法部门，未经任何审判，两天之内便伙同政府定下罪名，这种野蛮残暴的非法行为已经证明当权者穷凶极恶到不顾一切的地步。可是，他们手中缺少真理，惩处一个群众运动领袖不但没有使他们感到轻松，反而更加心惊肉跳。政府“诚恐各省公愤，大起风潮”，特电各省“严加防范”⁽¹⁷¹⁾；陈夔龙则“诚恐因之暴动”⁽¹⁷²⁾，严令军警监视各学堂。

1月8日，天津各界著名人士得知温世霖被捕，当晚即自动集会，共商营救办法，议定以教育家张伯苓等26人的名义上禀，质问被捕理由。9日，张伯苓等禀见，陈夔龙颠倒黑白，声言“为地方除害”⁽¹⁷³⁾。张伯苓等准备晚上再进一步研究办法，北洋师范学堂、农业学堂和天津40乡议事会议员也向咨议局陈请，为温世霖辩护。狡猾的陈夔龙唯恐生变，当即密令军警偷偷将温世霖押赴新疆。

吉林人民于1910年12月22日以前便选出了谷嘉荫、文元、侯保廉、文耆、李芳等14名代表，行抵奉天，正与该省人士筹商，不准再进京请愿的上谕已经发布，吉林代表只好愤愤而返。

江西省接到奉天协同进行请愿电报后，南昌等县自治公所提议联合81个厅州县的自治会，要求巡抚代奏明年即开国会。不久，省国会筹备会议定1910年12月25日召开特别大会，发动群众游行请愿。但被巡抚冯汝骙饬令取消。

四川学生接到奉天、直隶电报，立即付诸实际行动，1910年12月23日，成都各学堂全体罢课，并通电全国：“据津、奉电，东省危急，蜀学全体罢课，筹对付，请即开国会，望转各界，誓死同行。”⁽¹⁷⁴⁾全体学生上街游行演说，风潮越来越大。1911年1月上旬，川督赵尔巽也将风潮镇压下去。

湖北第四次请愿是由天津回鄂的学生代表彭康年、邱崇发动的，他们刊印传单，联络各校，实行罢课，定期于1911年1月15日在黄鹤楼召开签名大会。总督瑞澂奉命加强了防范，会前便将彭康年、邱崇拘获，然后驱逐出境。⁽¹⁷⁵⁾湖北的学生请愿运动也被破坏。

至此，以奉天、直隶为中心的全国第四次请愿运动彻底失败，由于未达到1911年召开国会的目的，也标志着整个请愿运动的基本失败。其后再无继起者。1911年6月，立宪派建立了全国性的政党，认为不久便举行国会选举，实无继续请愿的必要，于是将国会请愿同志会宣布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