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二次请愿动议

二、第二次请愿

第一次请愿遭到拒绝后请愿活动继续进行。2月1日，北京各界召开大会，与代表商量协助进行之策。代表表示，断不稍形畏缩，改变初志。孙洪伊还提出，政府既然不允速开国会，各省国债会应即停止，何时允开，何时再行筹办。

2月6日，在京代表议决了几项重大问题。

1．关于再上书和代表去留问题。第二次递呈时间拟在农历二月底，回省代表或咨议局另举代表均于二月二十日前到京；出京代表皆有组织同志会及发动人民请愿的义务，如能分往邻省发动尤佳，直隶代表当即认定往东三省、山东、山西、河南，江苏代表认定往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代表认定往福建、广西；各省将组织同志会情况报告京师事务所；留京代表按照所拟办法通函本省；拟定代表团办事细则；各省同志会四月一面上书督抚，请其代奏，一面推举代表来京，四月二十日以前汇齐，呈都察院代奏；通电海外华侨推举代表来京与各省人民同时请愿，至迟不晚于六月，并由福建、广东派人前往发动；通告各省咨议局，如开临时会，将请愿速开国会提作议案，呈督抚代奏；请愿书及上摄政王书，代表可以推荐人起草；回省代表将印好的血书及请愿书带去，广为传布；整理上海会议及北京会议记录，分寄各省咨议局及其他团体；各省代表续认的经费从速交齐。

2．关于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办法。先定简章，分发到沪到京代表，转告签名者及同情者，以便早日成立；各省推举干事；回省的代表如途经上海，可会见王敬芳、雷奋、杨廷栋等，安置总部；如期交出经费；直隶、江苏、广东派人到邻近各省游说联络，开春出发，经费由本省自筹。

3．关于组织报馆。创办旬报或周报，名为《国民公报》，各省认定办报经费二月交齐，三月出报；报馆总理及主笔，由干事员到沪定夺；各省尽力筹集经费；报馆简章议决后还应修正。

4．关于咨议局联合会。每年六月开会，每省举1～2人与会；函告江苏咨议局，先期通告各省；拟订联合会章程，推刘崇佑起草。

以上各项议决后，寄给离京的代表，并函告各省咨议局竭力赞助。⁽²⁹⁾

这次议决将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改成了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

2月7日，代表又决定先电告各省团体，暂以京师代表团为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总部，各省立即设立分会，举定干事。各团体复电赞成。旋又通告各省，驳斥了拒开国会上谕的无理。同时指出，此次被拒，是由于“请有未诚，诚有未至”，号召人民“矢以诚心，持以毅力”，“以法律之行动，为和平之请求”⁽³⁰⁾。继又致书各省多立同志会，发表演说，务使全国人民皆知国会利益，推举代表来京上书。

为了团结同志，增加请愿的后援力量，2月12日，由黎宗岳、陈佐清、程箴、马权公等发起，京师人士成立了国会期成会。16日，国会期成会向各省团体通告说，朝廷之所以未允速开国会，主要是看一看国民对于国会之热忱是否真挚。“果使我国民志气坚定，始终不懈，一请再请，天心必可早回，目的必可早达。”国民决不能灰心丧志，更不能看着请愿代表而不为后援。请即组织国会期成会分会，公举代表2人，于4月19日以前到京，与京师国会期成会联名上书请愿。⁽³¹⁾也得到一些省的响应。国会期成会与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目的是一致的，有人提出应该合并，以便厚集势力。请愿代表以为“目的虽同，但其办法亦有微异之处”⁽³²⁾，没有同意。

在此期间，请愿代表不断邀约各界人士商讨进行方法，内部亦屡次讨论，大家表示，国会一日不开，代表一日不得言旋。同时要联合八旗代表，消除意见隔阂。

为唤起人民争取国民权利的民主意识，鼓起要求速开国会的勇气，请愿代表将徐特立的血书印刷成红色传单，分送各省，广为散发。直隶立宪派人士还把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编成国会热潮新戏，在天津同乐舞台与该园著名艺人同台演出。徐特立由此声名鹊起，成为全国敬仰的志士。江苏丹徒县的郭毅为表示其“以血购国会”和支持请愿的诚意，鼓励代表勇往直前，也效法徐特立，自刺臂血，书写了“以购国会，国会乎，政党乎！血乎！”连同一信，邮寄请愿代表。代表不胜感痛，立将其血书制版印刷，分发各省。⁽³³⁾

接着代表讨论了直隶、江苏、广东派员分赴各省及海外华侨发动的办法。决定：派出之人作为同志会总部之特派员，不限于咨议局议员，教育会、商会干事亦可；特派员要促使各省早日成立支部，举派代表继续请愿，创办报刊，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增广人民宪政知识；特派员到省时，省内应将所拟浅说或白话报等散发府厅州县各团体；特派员向各省说明在京创办旬报的缘由和办法；向各咨议局说明召开咨议局联合会的意旨，请预备议案，举人与会；发动各府厅州县绅民签名，愈多愈好，一次不行，进行多次，以期唤起一般国民的政治意识；请直隶、江苏、广东、湖北4省总商会通告各省商会，推举代表到汉口开会，并到京上书。

2月中旬，广州新军在倪映典领导下发动一次起义，旋即失败。请愿代表认为这一事件可以用来向政府施加压力，3月特电广东和各省咨议局，由人民“以粤乱名义促开国会，以电请政府”⁽³⁴⁾。

4月4日，代表再次邀请各界人士讨论同志会简章和宣言书。经大家公议，决定将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改名为国会请愿同志会，宣言书改称意见书，立即刊布。还讨论了创办报刊的问题。此前，江苏、广东咨议局来函表示，如办日报，可以多筹款项，所以此次大家主张改办日报。又以《国民公报》名义的范围太广，不切国会，决定改名《宪群日报》。以后经各省提议，又恢复了《国民公报》名称。

《国民公报》是国会请愿同志会和咨议局联合会的喉舌。经费由各省担负，业务聘请专人负责，工作由请愿代表公举的常任干事稽查，报社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向咨议局联合会报告，并经其同意始能进行。原政闻社常务员徐佛苏被聘为主笔。徐于政闻社解散后居于上海，梁启超嘱其注意联络资政院、咨议局议员，“使其一面努力建议发言，一面运动缩短立宪年限”。徐遵此而行，向素有交谊的议员“条议促进宪政之函牍，日夕发邮，不下数十百通”。各省议员“辗转传观，至为信仰”，多劝其“赴京主持言论，齐一同志之思想步骤”。于是徐于1910年1月赴京参加国会请愿运动。通过徐佛苏，原政闻社又与国内团体发生了联系。梁启超“欣慰无极”，指导其“进行之手札，约计三日必有一通”⁽³⁵⁾。并告徐，如若办报，“乞以至诚感神一语为鹄”⁽³⁶⁾。徐也与梁约定，《国民公报》“专对国民发言”，既“不对政府及私人上条陈”，也“不对革党及他派下攻击”。后来《国民公报》刊行，“痛诋清政而鼓吹立宪”，“遂为立宪运动之大本营”⁽³⁷⁾。

《国会请愿同志会规约》与以前的区别主要是：总部改设北京，取消上海总部。增添的内容有：总部干事分为书记、庶务、会计、交际4科，人数视事务繁简而定；支部分科及人数由各省自定，支部干事同时作为总部干事；总部与支部应协力支持等，其余皆同。⁽³⁸⁾

《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长达万余言，论述了速开国会可以革除贫弱根源，驳斥了朝廷不允速开的各种说法。还指出同志会目前是个政团，然与政党性质已相去不远，欲速开国会，“当有政党之预备”，透露了组党的打算。最后说，“宪政之确定，则必在专制日久而一旦不能保守专制之时期”，“吾国今日正此时期也”。鼓励人民为实现立宪而奋斗。⁽³⁹⁾

代表还特别发表了敬告商会书，着重强调：“今日世界无不以工商业为立国之根本者。夫商人既一跃而居国中最重要之地位，则国中政治之得失自与商人有特别利害之关系，故吾国今日国会请愿之事，尤应以联络商界为中坚”，“急望各省商会共举代表，大举请愿，而尤望彼此相约于四月中弦开联合会于汉口，同时北上，藉收联络接洽之效，益矢同舟共济之心。”⁽⁴⁰⁾立宪派在政治上渐趋成熟，认识到本阶级的基本群众在近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要资本家依靠其经济实力起到中坚作用，全体动员起来，投入政治斗争。

全国各省咨议局、教育会、商会和立宪团体，均积极支持代表继续请愿，响应号召，组织了同志会支部。兹将直隶的情况略加介绍，以窥各省发动的概貌。

还在朝廷拒绝速开国会上谕发布前的1月23日，直隶绅商学警报军各界人士200余人即召开大会，研究了继续请愿的方法。共同议决：以直隶团体的名义直接上书请愿；公推温世霖、贺培桐、萧启宗、王松桥、石聘之、刘渐逵为总干事，专任联络各州县绅商士民，谋进行之法；以咨议局、自治研究总所、中国报馆为通信机关；通告府厅州县进行广泛发动；俟签名单到后，再开大会，公举代表到京请愿。接着通告全省，号召人人签名。咨议局函告各地议员就近劝导签名。直隶宪政研究会连日召开会议，筹议办法。商务总会也召集各行董事及商界同人大开会议，进行讨论。经过各团体的共同努力，鼓吹国会的宣传画和白话演说稿很快印刷出来，遍贴本省城市街巷和农村，邮寄全国各地及火车站。在发动工作中，咨议局议员表现得非常突出。副议长谷芝瑞亲赴山海关一带，联合永平等7个州县的各界人士召开大会，研究办法，并为同志会捐款。常驻议员仇翰垣编写了请愿国会俚言，浅显透彻，不少议员募款印刷，寄往家乡。在家乡的议员都踊跃地担起就近的发动工作。各府厅州县闻风而起，召开动员大会，分头演说，征集签名，推举赴省代表。4月，各府厅州县的代表带着签名册到天津汇齐，并于15日共同推举出全省的请愿代表。5月初，国会请愿同志会支部成立，选举齐树楷、张锡光、萧启宗、王双岐、宁存恕、杜宝桢、李为干事，温世霖为干事长。

西方国家的人民在争取立宪的斗争中有句名言：“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中国人民也想拿起这一武器进行战斗。遵化中学监督致函省请愿同志会说：如果政府拒绝速开国会，唯有“实行租税不经人民承诺，决不完赋之义，暂将全国国税停纳”⁽⁴¹⁾。天津商务总会在讨论实行印花税问题时也提出，“如国会不开，人民无参政权利，则此项义务决不承认”⁽⁴²⁾。

直隶这次请愿签名人数，据《大公报》消息，3月30日同志会事务所报告，已达20余万。⁽⁴³⁾不少报纸加以转载。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签名仍在继续，人数还要增加。不过，这个数字不太可靠。(www.xing528.com)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有直隶绅民签名簿3册，题为《国会请愿绅民衔名册》⁽⁴⁴⁾，请愿领衔人开列在首册的最前边，头一名就是清末最后一届状元、翰林院修撰刘春霖。在另一册中还有一份《国会请愿书》（未注上书人，从内容看系商人呈递），标明的时间为宣统二年四月。由此可见签名簿是1910年第二次国会请愿时附呈的。

统计在3册签名簿上签名的，共有72个府厅州县（其中赤峰县、磁县不为《清史稿·地理志》所载，另有两处未写明州县），25051名群众。签名较多的献县为1862人，阜平县为1725人，巨鹿为1572人，最少的为完县，仅有4人。其中有的人数与报纸报道不符。在72个府厅州县中，有17个在签名簿中出现过2至3次，每次人数不一，说明签名是不断上报的。需要指出，签名簿不完整，它是按照《周易》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数序排列的，现存的只有“元”、“亨”、“贞”3册，显然缺“利”册，此其一。其二，《大公报》报道，平泉、邢台、盐山、元氏、怀安、平山诸州县都选派了代表到天津，但这些州县在签名簿中均无反映。签名簿既不完整，所载府厅州县和人数自然少于实际数字。

据《清史稿》志二十九《地理一》，直隶在清末所辖行政区域除京师外，有11府，7直隶州，3直隶厅，144个（散）州（散）厅县。而签名簿中却只有3府，约占27％；4直隶州，约占57％；1直隶厅，约占33％；60州厅县，再加不为《地理志》所载的赤峰、磁县及两个未写明的州县，约占全部州厅县的44％强。直隶的发动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假若各府厅州县均已签名，按照签名簿的平均人数推算，全省签名约有6万人。7月1日的《大公报》就不再坚持前面的说法，而是说“达数万余人”，这就说明以前的报道是不准确的。

有无本人不知而别人代签的情况呢？由于签名簿多是分发到各单位办理，绝对避免代签几乎是不可能的。领衔者刘春霖就是一个例子。有天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吴郁生回拜国会请愿代表，提到刘春霖向政府上书，声明签名系别人代写，并由此怀疑全国的签名不实。代表听了无不气恼，立即由直隶代表致函直隶同志会调查清楚，查询的结果确为他人代写。刘春霖再三声明，他并不是不赞成速开国会，而是因为未见呈稿，为慎重起见，不愿列名，“或有友人未知鄙意，代为书入”，至于上书，并无其事。⁽⁴⁵⁾但这种情况是很少的，不能由此而否定全部签名的真实性。即有代签，也像刘春霖这样，本人是赞成速开国会的。

签名者都是些什么人呢？直隶的3册签名簿是目前所能查到的唯一提供了签名者身份的珍贵资料，兹加分类排比，制作简表如下。

1910年直隶第二次国会请愿签名者身份统计表

上表表明了这样几个事实：第一，知识分子和商人是请愿的主力军。由进士到新式学校毕业的大小新旧知识分子和学生共有8358人，约占总人数的33％，数量最多。其次是商民，有6543人，约占总人数的26％。两项加起来，就约占总人数的59％。自戊戌变法前后开始，近代知识分子就成为中国革命运动和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者与急先锋，在这场爱国运动中，他们自然也是最先觉悟的一部分。速开国会，建立立宪政体最大的直接受益者是资产阶级，他们理解这场运动的性质及同自身的利害关系，因此也追随在本阶级的代表人物之后积极投入了运动。第二，签名者包括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物。既有获得各种文武职街的官员，新旧大小知识分子，各层次的工商资产阶级，也有工人和农民。“国民”、“民”和身份不明者一样，当包含相当一部分城市市民，其余不外农、工、商几种类型。要求民权，革除专制，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从根本上来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也能得到部分市民、工人和农民的支持。第三，签名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很少，绝大部分商民都属于中下层。这一事实说明，立宪运动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也是全体民族资产阶级。

商界是以一支独立的力量出现于运动中的。过去，商人懵于大势，“骤语以国家强弱兴衰之故，必且有自谢不敏”，“间有稍明大势者，熟察经济与国家关系之原理，亦思有所表见，惟是权限不属，舍商务一端而外，略无置喙之地”⁽⁴⁶⁾。这种情况使他们感到是一种莫大的耻辱。经过发动，资本家不仅懂得了人人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有监督政府的义务，也认识到“世界愈进于文明，则商人对于国家亦愈占非常之势力”⁽⁴⁷⁾；咨议局开办后，有些资本家当选为议员，不少咨议局都通过了发展实业的议案，他们也体会到了自己的地位责任和被人民所尊重；而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所遭遇到的悲惨景况，更使他们为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努力奋争。因此，当请愿代表一发出号召，他们便毅然挺身而出，由各地商会出面，纷电请愿代表，表示决心继续请求，誓做后盾。江苏的商界召开了大会，选派代表，直接上书请愿，吉林商务总会和各地分会亦公请督抚代奏即开国会。上海的李厚祐、陈震福、陈寿颐、金贤宷还以华商联合会的名义，拟就请愿书，准备联合海内外华商请愿。广东、江西、山东、湖北等地商会都积极参加了请愿活动。

其他社会团体也积极参加请愿。如2月5日，安徽教育总会会长童挹芳、吴传绮与全体会员致电军机处，请主持速开国会。⁽⁴⁸⁾7日，安徽农务总会亦电军机处要求收回九年成命，速开国会。⁽⁴⁹⁾3月，江西教育总会召开大会，决定组织国会期成会分会，推举代表入都请愿。江苏教育总会准备单独上书，并致函各省教育会和学界，推举代表入都，促成了全国教育界的请愿。

各地人民不仅踊跃签名，而且还从物质上给请愿代表以帮助。如汉口水电公司总理宋炜臣寄给代表大洋500元，“聊尽国民分子之义”，希望代表“迈往直前，百折不回”⁽⁵⁰⁾。福建咨议局议员林辂存捐给国会请愿同志会总部银180两，作为创办日报之用。直隶有一自署“逸亭氏”的公民汇给代表2000元，作为组织政党之助。江苏一个自称“濑水氏”的公民见国会不开，特将自己认捐的国债100元改寄给代表。至于捐款赞助各地同志会分会的就不计其数了。

海外侨胞有的直接致电政府，有的推举代表回国，一致要求速开国会。2月，南洋雪兰峨等26埠华侨推举帝国宪政会会员陆乃翔为回国请愿代表。4月22日，纽约中华公所陈伯周等专电军机大臣，要求速开国会。5月，澳洲华侨亦委托陆乃翔兼任了请愿代表。美洲的帝国宪政会向载涛呈送了要求本年10月3日召开国会的请愿书。俄国海参崴的全埠华侨王廉钦等亦上书农工商部代奏速开国会。

4月，请愿代表组织了国会请愿代表团，举孙洪伊等为干事。通告各代表于5月28日前齐集京师。

以后，代表团召开会议，推举徐佛苏、孟昭常、雷奋、邓孝可、孙洪伊、方还、黄远庸专任修改请愿书之责，吴赐龄、刘善渥、王尹衡、余德元、晏宗杰专任发缮校对，陈登山、杨治清、李芳、陈寿崇、李长生负责筹备呈递请愿书的一切手续，并招待续到代表，确定递呈日期最迟不得超过6月16日。旋又议定分起上书。

此次请愿，据称国民签名者达30万人。

6月16日上午8时，代表齐集都察院，由领衔者依次向左副都御史陈名侃递交了分别代表直省咨议局议员、直省和旗籍绅民、各省政治团体、各省商会、直省教育会、东三省绅民、江苏教育会、江苏商务总会、雪兰峨中华商务总会、澳洲全体侨商10份请愿书，均要求一年之内召开国会。各团体代表共有146名（内刘善渥兼两个团体代表）。

10份请愿书内容各有侧重，各有特色。如直省咨议局议员代表的请愿书完全是针对朝廷第一次拒绝速开国会上谕中所列的筹备不完全、国民知识程度未划一、资政院可为议院基础而发，与其说是请愿书，倒不如说是批驳书更为确当。各省商会的请愿书从世界各国国会给商人带来的种种利益，对比中国无国会，而致不能有完备的法律，不能制定正确的商业政策，税收不合理，进出口税利洋商不利华商，说明商人的命脉完全系于国会。同时声明，资政院中只有10多名纳税议员名额，不足代表商人，决不承认。各省政治团体请愿书着重批驳了九年筹备计划，指出只有宣布宪法、议院法、选举法，实行选举，才是真正应当筹备的事情，筹备这些事情一年时间就足够了，为什么要坐废八年的时间？直省教育会请愿书从教育行政机关不完备，教育经费不确定，教育法令不能取信于民等方面，论述了速开国会的必要性。东三省绅民请愿书重点讲了东三省在帝国主义侵略下，近年疆域日蹙，利权日亡，财力日竭，人心日变的迫切情形，指出九年立宪之期，万难从容以待。⁽⁵¹⁾

6月19日，代表团因都察院上奏尚需时日，乃推举数人出谒军机大臣，上书摄政王和政府，以冀请愿书上奏时减少阻力。

22日，代表前往摄政王府请谒上书，载沣推辞不见，也不接受上书。代表不得已，次日将上书交邮局寄送，书中指出：代表所以弃室家旷职业再三请愿者，是不忍坐视国家灭亡，那些阻挠速开国会的大臣，都是“全驱命，保禄位”，“惮于改革而或不利于身家”的人，皆“戊戌、庚子新政罪人之续，而为国家万年根本之蠹”，绝对不能再被他们所荧惑，重蹈戊戌变法之覆辙。⁽⁵²⁾

这些请愿书和上书讲的都是中国的实际情况，表达的都是代表内心的真实感情。他们苦心劝告，竭诚相求，只是因为要尽到国民的责任，表现了对朝廷的依恋之情和赤诚之心，语语见泪，字字泣血。

然而，在顽固守旧的大臣眼里，人民请愿并不是出于什么好心。他们叫嚷要解散代表团，以免与政府为难。还有的说，西方那一套办法在中国不适用，一切必须遵照咨议局章程办理，“不得妄行干预”，“不得滥结党会，如各国之政党、社会党之类，致启纷扰”⁽⁵³⁾。6月21日都察院将请愿书上奏后，有些大臣“力主以严旨震吓，以免哓哓不休”，气势汹汹，猖狂至极。另一些大臣则认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积，仍须婉言对付，以免酿生意外节枝”⁽⁵⁴⁾，表示反对。

载沣对速开国会问题的认识没有前进，反而有点倒退。1909年以后各地人民掀起的抗捐抗税斗争、骚乱和暴动，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足见人民资格不齐，若果国会速开，诚恐徒滋纷扰，故仍坚持原定年限。”⁽⁵⁵⁾但他也反对以严厉手段制裁代表，反对“塞臣民之喁望”，交代军机处拟旨时“措词总以动人感听为得体”⁽⁵⁶⁾。军机大臣怕落骂名，不敢独负责任，建议召开会议政务处会议，以为分谤之地。

6月26日，会议政务处大臣阅看都察院代奏的请愿速开国会折件。同日，代表孙洪伊等致函会议政务处大臣，请“力持速开国会之议”⁽⁵⁷⁾。所上政府书更义正词严地写道：“各立宪国之所以尊重国会，与国会之所以能维持国家者，首在国会之握有立法权以编纂一切法律法规也”。“人民之所以要求国会者，必因目前极厌恶此种专制政体，极不信任此种官僚，故必欲参与立法，使之独立于行政部之外”。“故吾国若一日不开国会，法律必无效力”，“政府既不授人民以立法之权利，人民即无遵守法律之义务。日后人民虽酿成大变，虽仇视政府，虽显有不法之举动，代表等亦无力可以导喻之，惟有束手以坐视宗社之墟耳。”⁽⁵⁸⁾理直气壮地告诉政府：人民是极不信任官僚专制政府的，不给人民立法权，人民便不承认政府的一切法律命令，人民起来造反，推翻政府，都是正义的、无可指责的。这种几乎等于煽动“叛上作乱”的大胆言辞，既表明了立宪派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悲愤之情，又是对政府的当头棒喝。无奈当权者利令智昏，执迷不悟。

6月27日，载沣召集会议政务处会议，讨论军机处草拟的诏旨，当日颁下。诏旨说，朝廷是希望立宪早日实现的，“惟思国家至重，宪政至繁，缓急先后之间，为治乱安危所系，壮往则有悔，深虑则获全”，“而谓议院一开，即足致全功而臻郅治，古今中外亦无此理。况以我国幅员之广，近今财政之艰，屡值地方偏灾，兼虞匪徒滋事，皆与宪政前途不无阻碍”。资政院即将开院，“不惟立议院之基础，兼以养议院之精神”。仍待九年期满再开国会，毋再渎请。⁽⁵⁹⁾二次请愿又被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