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及其影响

二、各地纷起响应

（一）“还我民权”

杨度等鼓吹召开国会及其发动领导的请愿促进了知识分子和绅商的觉醒。而清廷筹备立宪的迟缓不力，在涉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妥协态度，以及颁布限制人民民主自由的种种法律命令，又使立宪派认识到召开国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力地触发了他们要求召开国会的动机。

立宪派认为政府的筹备工作十分不力，抓不住关键，很不满意。“立宪之要点，只在开国会一事，则预备立宪之要点，亦即在预备国会一事而已。”⁽²³⁾而政府却不准备召开国会，“仅以画皮之资政院，半面妆之咨议局敷衍粉饰”，迁延时日，不打算实行真正的立宪。⁽²⁴⁾

对于政府先普及教育、办理地方自治的预备立宪次序，立宪派也力加反对。他们说，在理论上这种办法不失为循序渐进之道，然而从事实上看，不给人民参政权，徒恃不负责任之政府和无知识之官吏，是不可能做到的。“时机逼迫，惟有亟设议院，俾人民参与政权，上与下同负责任，或者犹可以救其亡。”否则，不等议院开设，国家就灭亡了。⁽²⁵⁾

1905、1906年，浙江、江苏的绅商业已分别成立商办铁路公司，奏准招股修筑苏杭甬铁路，浙境的杭州至嘉兴段、苏境的上海至嘉兴段先后动工兴修。英国却以1898年曾订立借款代筑此路草约为由，要求清政府改订正约，不准江浙人民商办。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等妥协退让，促朝廷1907年10月颁发了借款修路谕旨，把筑路权送给英国，只准绅商搭股。两省立宪派人士立即领导人民掀起坚拒借款、铁路商办的热潮，指斥政府背弃“朝廷公诸舆论之言”⁽²⁶⁾，“尤非立宪办法”⁽²⁷⁾。通过这场斗争，立宪派深切地感受到召开国会的重要和迫切，有的说：“今非仅铁路问题，乃民权问题”，“可合二十二省开国会，以争还我民权”⁽²⁸⁾。有的说：“今日应急设议院，然后可保路矿。”⁽²⁹⁾《申报》的社论说：假如国会成立，监督政府，借款便不会发生。“故于今日而筹根本上救治之法，非国会不得其当，代表国民之意见而以全力撼政府，亦非国会不得其当。”⁽³⁰⁾《时报》通过路权问题看清袁世凯极力“挫抑民权，摧荡民气”，尤深感亟应速设议院，“以戢官场之专横”⁽³¹⁾。其后连篇累牍发表重要文章，指出：“今日我政府实无一事而不腐败，纵我国民不惮烦日日而争之，事事而争之，其所补救者亦仅矣”，若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召开国会不可。各省应立即组织起来，要求速开国会，“至再至三，继续进行，强矫不变，如万不得已，则以不纳租税为最后对待之手段”⁽³²⁾。现在爱国人民的斗争“但对于外而不对于内”，这是很不够的，“当移对外之方针以对内”，“专心一志”，“速行立宪、开国会之请愿”，将立法权掌握在国民代表手中，“不与政府以自由行动”⁽³³⁾。“对外争权利者，治标之法也；对内争权利者，治本之法也。”“欲收对外争权利之效，请先从事于对内争权利可也。”⁽³⁴⁾

在苏杭甬路权风潮中，江浙的学生非常活跃，北京的京师大学堂等9所学校的学生也积极声援，联名要求拒债筑路。1907年11月20日朝廷谕令学部申诫学生，不准干预政事。⁽³⁵⁾为了平息风潮，叫国民“皆须尊崇秩序”，防止“下陵上替，纲纪荡然”⁽³⁶⁾，12月23日又下令编订报律；24日下令拟订政事结社条规；25日，再发整顿学务令，声称“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盟纠众、立会演说等事，均经悬为厉禁”。教育部门必须本着“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以礼法为范围，以明伦爱国为实效”的方针，对学堂切实整顿。学生如不遵从，“立即屏斥惩罚”，教员管教不严，“一并重处”⁽³⁷⁾。26日又谕令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严行查禁在京师开会演说。⁽³⁸⁾一道道命令气势汹汹，蛮横至极。

1908年3月11日，宪政编查馆奏定的《结社集会律》35条颁布执行。除规定秘密结社一律禁止、非政治性结社集会不必呈报外，关于政治性结社集会规定：政治性结社成立之前，必须由首事人呈报官方批准；军人、巡警、官吏、教员和学生、未满20岁的男子、妇女、不识文义者、曾判监禁以上之刑者，不准参加政事结社和政论集会；政事结社以100人为限，政论集会以200人为限；有关当局得派员监察政论集会；集会演讲如有语言悖谬或滋生事端、妨害风俗之虞者，当局得饬令中止；无论何种结社、集会和游行，当局为维持公安起见，得加限禁，或饬令解散、暂时停办；还规定了罚金、拘留、监禁处分。

3月14日，宪政编查馆奏定的《报律》45条亦公布执行，规定报纸刊物在发行前都要送有关部门查核；审判衙门禁止旁听的诉讼事件，未经公判的预审事件，主管衙门禁止登载的外交、海陆军事件，未经阁抄、官报公布的谕旨、奏章，均不得揭载；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害公安，败坏风俗之语，不得揭载；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违犯者处以罚款、监禁，或照刑律治罪。

在预备立宪期内，颁布一些法律，由过去全凭个人意志处理问题的人治进入法治，既使统治者处理问题有法律根据，又使人民生活于法律范围之中，是有必要的。然而制定法律的目的应该是限制政府的专制行为，保护并扩大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而不是相反。颁布《结社集会律》打破了专制时代的厉禁，给了人民结社集会的自由，无疑是进步的；但开放又是十分有限的，无端地剥夺了教员、学生、广大“不识文义者”和妇女等人参加结社集会的权利；限制人数毫无道理；而笼统的“为维持公安起见”的规定，又给了当局随意解散或停止结社、集会和游行的借口，使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失去保障。《报律》规定的送审制度是专制的集中体现，所谓“扰害公安”、“损人名誉”等等，均未作具体明确的说明，只能有利于当局的蛮横干涉，不利于言论自由。至于禁止教员、学生干预政治和开会演说，更属明显的专制行为。

因此，各报刊对以上法律命令无不痛加抨击。《申报》说，在预备立宪时期，政府非但不诱掖人民皆有政治思想，反而不准干预政治，欲实行专制，不妨明说，“何必用其专制之手段，以肮脏此立宪之美名也哉！”⁽³⁹⁾《政论》指出，学生在全国人民中“居先觉者之地位”，政府“若容国民之得与闻政治，去学生则事不成”。况且学生都是出于“神圣之爱国心，又岂可得而抹杀之，而使之不得达也？”不准学生与闻政治，不过“以便政府之私图”⁽⁴⁰⁾。《正宗爱国报》尖锐揭露：“甚么叫《报律》呀？简直的外号儿就叫收拾报馆，堵住报馆的嘴，不准你说话，就是《报律》的真精神。”⁽⁴¹⁾《大公报》抨击说：“近观官府对待国民之举动，其手段其方法依然以压制为唯一宗旨”⁽⁴²⁾，“其去立宪之实行奚翅万里哉！”⁽⁴³⁾《时报》亦痛斥诸法律命令束缚舆论，“大背乎立宪之初志”，“是不啻开一线之樊，俾得窥见自由之山川日月，而又禁锢其重扃，复下之以紧钥，使之重归于黑暗”⁽⁴⁴⁾。

立宪派对政府失去几分希望，益发感到国民应负起政治责任，“驱除专制政治之恶障，而尤以要求开设国会、实行立宪为唯一无二之天职”⁽⁴⁵⁾。

1907年4月，杨度曾致书梁启超说：“弟于《中国新报》第三期已言国会之可即开，然仅此一报，不得为舆论同然之据，疑之者尚复不少，则虽结党，未必能遽盛也。弟意《新民报》及《时报》等合力专言开国会事，事事挟此意以论之，如此者二三月，则国会问题必成社会上一简单重要之问题。”⁽⁴⁶⁾梁启超痛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复书说：“诚为良策。弟当遵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⁴⁷⁾在杨度带动下，各报刊群相鼓吹，至1908年，已是“国会国会之声，日日响彻于耳膜”⁽⁴⁸⁾了。

这次要求召开国会的宣传在各方面都超过了杨度等开始时的鼓吹，作了不少重要补充和发挥。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国民在立宪中的动力和主体作用，进一步以江浙和广东人民在拒绝铁路借款和二辰丸事件中的实际表现为例，证明人民确有立宪国民的资格。尤其可喜的是立宪派注意到了对资产阶级的发动。有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召开国会与商人的切身利害关系，说商人受外国种种苛待，受政府种种压制，皆因无国会之故。有了国会，便可要求保卫，“今日最有便利于商民之事，莫国会若矣”。并且资本家可以参加议员选举，当选的越多，对商业的改革越有好处，商民欲增长商界势力，就应要求速开国会。⁽⁴⁹⁾

通过对各国宪政史的研究，立宪派得出结论说：“宪政之所以能实行者，必由于其国民有一运动极激烈之一年月，盖不经此一时期，必不足以摧专制之锋芒，而竖平民之旗帜也。”他们大呼：“愿我国民即以今年（1908年）为全力请求国会之时期”，以迫使政府明示开设国会年限，使中国“换一新天地”⁽⁵⁰⁾。

经过立宪派的宣传鼓吹和组织领导，一个全国性的要求确定召集国会年限的请愿运动迅速展开。

（二）络绎不绝的上书

帝国宪政会在要求召开国会方面是较早的一个，仅次于宪政公会。1907年10月，该会即发动菲律宾、新加坡和香港的华商数万人推举代表入京，呈禀农工商部，要求速开国会，“以重人民参政之权”⁽⁵¹⁾。同年11月15日，澳洲的帝国宪政会和《东华报》也电请召开国会。⁽⁵²⁾1908年，帝国宪政会和南洋各支会都积极参加了请愿运动。

1907年12月，宪政公会、政闻社和预备立宪公会、宪政研究会商定发起各省士民签名，接着分头派员赴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南、江西、广东、河南等省活动。政闻社因遭清廷猜忌，特采取“于国会运动中寓扩张党势之实”⁽⁵³⁾的方针，态度尤其积极。至1908年3月以后，运动渐次在全国各地展开。

政闻社：1907年12月，资政院总裁溥伦奉命赴日访问，梁启超觉得应利用这个机会表示意见。他考虑到若提出国会要求，必与熊范舆等的上书重复，也不会如其透辟，而且还可能引起政府惊恐，倒不如借资政院做文章，“以国会之组织寓诸资政院”，“为暗渡陈仓之计”。因为“资政院为明年即设之机关，若能采用，则明年即已见国会之成立”⁽⁵⁴⁾，实际上更快。所以他写了一篇说帖，让马相伯和徐佛苏、侯延爽、长福在横滨呈交溥伦。内讲：既然设立资政院是为了树立议院基础，“则凡将来议院所应有之权限，今之资政院皆当有之”，包括完全的立法权、承认预算权、参与条约权和上奏弹劾权。其组织应含有上下两院性质，以半数议员备将来上议院之选，由钦选议员和各省咨议局派出的代表组成；以半数议员备将来下议院之选，全部民选。行政官本不能充任议员，只是中国属于草创，可以从权，人数宜少。⁽⁵⁵⁾对这个说帖，梁启超“自觉得意已极，巧言如簧，易于动听，又多为烘云托月之法，使易堕我玄中”⁽⁵⁶⁾。实则不然。此后政闻社即把主要力量用于发动各省人民之上。

1908年7月2日，政闻社致电宪政编查馆，要求三年内召开国会。电报说：开设国会，“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且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乞速宣布年限，期以三年召集国会。”⁽⁵⁷⁾

粤商自治会：1908年3月，通过二辰丸交涉失败，自治会就认识到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国民责任的重大：“现在预备立宪，凡我国民皆有担负国家义务。”⁽⁵⁸⁾3月26日，他们讨论了联络各省和海外华侨要求召开国会的问题。次日又开特别大会，进行了专门研究。会上，政闻社干部徐勤和帝国宪政会会员陈仪侃详述了日本蓄谋并吞中国的野心，呼吁同胞猛醒，尤当要求速开国会。会议一致决定：“拟先由两粤联名，后联二十二行省，要求政府速开民选议院”，“政府许我以民选议院权利，我国民即担任海军捐之义务”⁽⁵⁹⁾，把认购海军捐作为“实行立宪之代价”⁽⁶⁰⁾。接着致函各省团体和预备立宪公会，提出联合在上海设立国会期成会，各省推选代表赴沪，妥议赴都请愿办法。并说请愿纵然不能如愿以偿，亦可“制造无形国会于国民脑根上，使为一致之进行，即以刺激普通社会，使自治能力之奋发锐进”，“其进步当不可以道里计”⁽⁶¹⁾。5月下旬，由李戒欺领衔，自治会电都察院代奏，要求速开国会。⁽⁶²⁾

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张謇、汤寿潜在1907年12月和1908年1月与蒯光典曾两度讨论国会问题。与此同时，该会参与了成立国会期成会的筹备工作。1908年3月，会董沈同芳致函董事会，提出讨论国会请愿问题。4月15日，董事会议决设立国会研究所，研究开设国会之顺序，撰拟草案，上之政府；联络各省商会、学会。后移书各省和立宪团体，派遣代表赴京请愿。

6月30日，正副会长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代表该会电宪政编查馆说：“今日时局，外忧内患乘机并发，必有旋乾转坤之举，使举国人之心思耳目皆受摄以归于一途，则忧患可以潜弭，富强可以徐图。目前宗旨未定，四海观望，祸端隐伏，移步换形，所有国家预定之计画，执行之力量，断无一气贯注能及于三年之外者。若限期太远，则中间之变态百出，万一为时势所阻，未能践行，是转因慎重而致杌”，切望“决开国会，以二年为限”⁽⁶³⁾。7月11日，再电提出同样要求。⁽⁶⁴⁾

国会期成会：这是1907年12月由宪政公会、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研究会共同筹商设立的领导全国请愿运动的临时团体。由于最初几个月江浙两省人民忙于抵制政府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研究会参加筹备工作较少。狄葆贤在致梁启超信中抱怨说：“上海社会于路事虽踊跃，然实状则中干。政闻与讲习会各三人来此，亦颇失望。昨日开国会期成会于宪政公会，到者不足二十人，因之不能成立。”⁽⁶⁵⁾后又因没有找到办公地点而拖延，直到1908年7月12日才召开了成立大会。速开国会为其唯一宗旨，其任务为向政府上请愿书，对国民进行教育。会中职员暂由在沪各团体职员轮流担任。7月19日，致电宪政编查馆，要求立即宣布召开国会的“最短年限，以安民心”⁽⁶⁶⁾。

河南省：河南在请愿运动中走在各省前列，这是同宪政公会的努力分不开的。1908年3月，宪政公会的重要干部熊范舆、方表和罗杰先后抵达省城开封。经其发动，3月下旬，教育总会特在游梁祠召开大会，刊布传单，召集各府州县代表讨论要求召开国会问题。教育总会会长李时灿和方表、熊范舆、贺绍湘相继发表了演说。王敬芳最后发言说：“国会一日不成，即政治无从整理。吾豫宜急起从湘人后，速开全省大会，推举代表入京请愿。”与会者一致赞成，遂派人分头联络绅商学各界。⁽⁶⁷⁾同月26日，各府州县代表大会讨论了请愿办法，决定先刊布公启，撰拟请愿书，分府签名，汇齐再开全体大会，公举代表入京。5月24日，由怀庆、卫辉、彰德3府士绅组织的河溯学会也开临时大会，当场签名。6月14日，熊范舆、李时灿等又召集1000余人开会，继续进行发动。政府闻知，以为“实属不成事体”，电豫抚林绍年“严密禁止”⁽⁶⁸⁾。河南人民并不因此动摇，6月28日再开大会，决定赴京请愿。请愿书由在籍翰林院编修王安澜主稿，编修蒋艮领衔，签名5000余人。⁽⁶⁹⁾7月12日，请愿代表胡汝霖、杨源懋至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同月25日，陈州学界亦电政府，要求速开国会。⁽⁷⁰⁾

安徽省：1907年12月，安徽人士就发表宣言书，鼓吹请愿。1908年4月24日，全省60个州县的代表和士绅在省城安庆召开大会，公举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领衔，推选代表入都上书。5月，蒯光典致电资政院，代表全省请愿速开国会。7月29日，请愿代表许承尧、窦炎、方皋、江绍杰将有1万余人签名，要求“诏示速开国会年限”⁽⁷¹⁾的请愿书呈递都察院。同月，宪政公会安徽支部亦公举代表请愿。

江苏省：江苏士绅原准备与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一起上书，因苏杭甬路款事而耽搁，5月17日才研究本省请愿办法。6月21日召开大会，通过了请愿书，推选了代表。请愿书由前翰林院编修缪荃孙领衔，要求“二三年之间开设国会”⁽⁷²⁾。孟昭常、雷奋当选为代表。江苏的发动虽然稍迟，可是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如孟昭常为了“叫那些女人与小孩儿都晓得”，特以白话文撰写了《开国会真正好》的宣传稿。⁽⁷³⁾沈同芳也写了《国会浅说》。南京的组织者很会动脑筋，把江南阅报所、法政讲习所、教育会、劝学所、各学堂、衙门局所全都动员起来，派人手持签名单到处征求签名，并在各花园、茶馆、酒肆遍贴了传单。至7月初，已经汇齐的签名人数计13793人。7月29日，孟昭常、雷奋呈递了请愿书。

继之，盐城留日学生马为珑放假返乡，发动6县群众签名，作为江苏第二次请愿。8月24日，他召集盐城绅商开了一次动员大会，会后各区又分别开会演说，一时民情鼓舞，签名者达2万人。

吉林省：运动的发动者是吉林自治会。1908年5月，自治会与商务总会联名致电预备立宪公会，表示愿与各团体共同请愿。6月21日，自治会召开特别大会，专门研究请愿办法，指派人员撰写请愿书。24日，与商会联合召开全省大会，刊布了演说稿，通过了由自治会会长松毓领衔的请愿书。会后自治会刊发了《要求国会启》，号召各界同胞“大发热诚，联袂奋起，始终赞成，共襄盛举”⁽⁷⁴⁾。8月8日，请愿代表、自治会副会长庆山和参议文耆将要求“颁布开设国会日期”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共4668人。⁽⁷⁵⁾

湖南省：自1908年3月10日雷光宇将湖南人民请愿书呈递都察院后，都察院一直未予代奏。湖南人民闻讯非常着急，又推举萧鹤祥、胡挹琪为代表进京催递。5月21日，萧鹤祥、胡挹琪至都察院递交了催呈，要求将未奏理由批示明白。后雷光宇回湘报告了情况，湖南人士非常愤慨，6月12日，召开了有3000余人参加的大会，一致议决另推代表，进行第二次请愿。7月上旬，签名者达1万多人。8月2日，二次请愿代表廖名缙、陆鸿第、易宗夔、仇毅将要求“速定期限，召集国会”⁽⁷⁶⁾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www.xing528.com)

湖南经过两次宣传动员，一些有知识、思想开通的女士“亦为震动”，有位女士写了一篇女界国会请愿书，洋洋数千言，不少女士阅后跃跃欲试，准备征求签名，推举自己的代表入都请愿。后恐格于禁例，不准妇女上书，终未成行。但她们把请愿书寄给了北京的《中央日报》，题曰《湖南第三次女界请愿书》，希望发表出来，让朝廷和全国人民都了解她们对召开国会的渴望。她们的举动得到男士们的热烈赞颂。

直隶省：看到别省请愿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而近在畿辅的直隶则寂然无闻，直隶一些人士深感惭愧。1908年5月，杨度特赴天津演讲召开国会的必要性，极力鼓吹各界人士立即行动起来。天津自治局参议阎凤阁、齐树楷，普育女学堂监督温世霖邀集一些人士开会，决定推举代表晋京请愿。7月通过了请愿书，签名者1000余人。温世霖、孙洪伊、乌泽声、康士铎当选为代表。8月2日递交了请愿书。

山东省：运动始于6月下旬，省城发起的有侯延爽、王葵若等，烟台发起的有王著夫等。签名者约1000余人。⁽⁷⁷⁾代表于洪起（同盟会会员）、宋绍唐、陈命官（同盟会会员）、钱金榜于8月8日向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要求“两年开设民选议院”⁽⁷⁸⁾。稍后，登州、莱州、青州各处又有数千人签名，拟作第二次上书。

北京：北京士民对请愿非常热心，原打算与直隶一起行动，后见直隶动作迟缓，怕落人后，始作单独上书之举。7月，工商各界联合1000余人，公推电灯公司总理冯公度领衔，要求“定期三年，召集国会”⁽⁷⁹⁾。8月2日，代表孙毓文等将请愿书呈上。

北京的八旗人士恒钧、常文、恒通、乌泽声、黄容惠、志恺、经勒武等以旗人“世受国恩，身经国难，对于国事有应尽之天职”，7月发出传单，集合同志，准备以八旗名义上书。⁽⁸⁰⁾八旗人士热烈响应，很快有1600余人签名。请愿书由恒钧领衔，提出三年召开国会。8月8日，由常文、黄容惠递交都察院。

7月22日，朝廷颁发了限令各省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的上谕。8月3日，在京各代表开会，大家认为，请愿书均写于此谕之前，故“语气尚宽一步”。既有此谕，“自应切合现在情势有所陈说，方不负故乡父老委托之意”。又考虑代表不能再用全省名义，只能以士民资格上书，遂公推吉林的庆山领衔，雷奋、孟昭常起草，11日上书宪政编查馆。⁽⁸¹⁾上书说，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虽然表明朝廷立宪的意思，但咨议局成立后必然各自为政，资政院解决不了统一的问题，很难发挥作用。政府应该“速定宗旨，认资政院为上议院，即于资政院成立之年分设下议院，以符实行立宪之旨，而纾纷歧抵触之患”⁽⁸²⁾。要求将资政院成立的时间改为召开国会。

山西省：当别省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山西还冷冷清清，旅居河南的山西籍人士麻席珍等感到很不光彩，特致书山西教育总会，催促迅速发动。教育总会立即邀请各界人士研究，运动于7月间开展起来。为使运动有统一的组织领导，教育总会会长解荣辂（同盟会会员）、崔廷献特组织了一个宪政期成会，入会者300余人。接着分遣会员赴各府州县动员，签名达2万之多。8月18日，代表常松寿、李凤翔、刘怀英呈递了请愿书，要求三年召集国会。

浙江省：浙江的运动是在汤寿潜的促进下开展起来的。6月，汤寿潜在上海电促本省各团体行动，浙江旅沪学会亦派叶景莱回省发动。吴雷川、胡焕诸人屡次邀集各界人士研究，以为现值暑假，各团体大半散归乡里，召集不便，决定将传单和签名册分发11府，签名后即派代表来省，8月10日召开大会，公举代表入京。旋接北京同乡电催，便将大会提前于7月28日召开。会上通过了由汤寿潜主稿的请愿书，选出了代表。请愿书由前礼部侍郎朱祖谋领衔，签名8000余人，其中800多名为老年人，包括驻防旗人吉尔哈新、贵林、闻训、瑞恒等，还有500多名天主教徒。8月20日，代表叶景莱、邵羲、蔡汝霖前赴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国会迅速成立”⁽⁸³⁾。

广东省：除粤商自治会以本会名义请愿外，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也刊布传单，分发各地签名，召集各界人士开会，讲解国会的意义，发出号召。社员梁肇修、张端、王颂清、邓廷铿均自告奋勇，报名充当请愿代表，自备川资赴京。请愿书领衔人杨晟、梁诚、张振勋皆为社内主要成员。在粤商自治会和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发动下，全省签名者1﹒1万人。但代表出发较晚，进京后正在缮写请愿书时，朝廷已宣布了立宪年限，因而请愿书未再呈递。

留日学生以及日本、南洋的华侨也积极参加了请愿。

（三）政府的态度和政闻社的厄运

政府一直执著地认为，立宪必须循序渐进，只有先把资政院办好，立下基础，才能决定召开国会的期限，因而对人民的请愿开始很不以为然。1908年5月间，资政院总裁溥伦目睹各省各团体请愿，恐不定召开年限，难以昌发民气，方找军机大臣商议，召开国会期限才成为政府不容回避的头等重要问题。

过去政府对召开国会毫无思想准备，问题一提出，就遭到顽固守旧大臣的激烈反对。有的说：“我国风气尚未尽开”，开设国会“不惟徒糜国帑，且恐百弊丛出”，“断难收效”⁽⁸⁴⁾。有的蛊惑说：“人但知革命为悖逆，殊不知假名立宪，请开国会，此种狡谋即间接的革命也，其心尤为叵测。若准如所请，实为堕其术中。”还有的想取消立宪，说什么“日本之所以立宪者，由于国民有尊王倒幕之功，故以报酬而立宪。法国之所以立宪者，由于革命已告成功，故不得不立宪。今中国国民既无功应得立宪之报酬，又无革命之事实，故决不可立宪，扰乱国是。”⁽⁸⁵⁾学部则电各省禁止教员和学生请愿。这些顽固守旧的思想和做法遭到舆论的讥评。

对于号称开明的王公大臣来说，国会期限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问题，谁也讲不出令人钦服的高深见解，意见非常分歧。有些人十分矛盾，俯从民愿恐招致朝廷疑忌，反对召开国会又畏舆论攻击，不敢出头。故政府虽屡次开会研究，终无成议。而请愿活动的日益高涨，又迫得政府不得不急谋对待。6月8日，张之洞、袁世凯特邀集世续、鹿传霖、溥伦、载泽和宪政编查馆的提调宝熙、刘若曾，行走杨度、劳乃宣开会。张之洞等提出，目前外间国会流弊之说甚多，不破众人之疑，事必无效，必须先将召开国会应防弊害问题，咨议局成立的先后问题，普及教育、人民程度等问题，讨论清楚，要杨度发表意见。杨度进入宪政编查馆仍然保持着民党领袖时期的本色，“竭力以国会利益陈说于诸公之间”⁽⁸⁶⁾，“运动甚力”，耸动袁世凯尤急⁽⁸⁷⁾。谒见张之洞、袁世凯时，他说：“公等以开国会相召，仆以开国会应召而来，此次能否留京，以开国会与否为断。若仍枝枝节节办起，公等幕下人才济济，似无须用仆参与其间。”⁽⁸⁸⁾为了召开国会，他曾单独上政府一个说帖。还到天津进行发动，在法政学堂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预备立宪首要在预备人民预闻政事”，否则就不能称之为预备立宪。号召大家请愿召开国会，不达目的不止。⁽⁸⁹⁾表现了绝不妥协的气质。在这次会议上，杨度也激昂慷慨，逐一回答了提问，对于人民程度问题解答得尤其巧妙。说：“程度本因比较而生高低，若以中国之民与英、德之政府对待，则程度诚低；若与本国之政府对待，则今日之军机大臣多八股出身，今日之士大夫亦强半八股出身，不见其贯三光而洞九泉也。”⁽⁹⁰⁾又对在座诸人言：“此次晋京，专为国会而来，如政府不早颁布开设国会年限，仍当出京联合各省要求国会。在朝既不能为富贵所淫，在野更不能为威武所屈，宗旨已定，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⁹¹⁾颇有坚持真理、鄙薄利禄的正义气节。大家听了很受感动。张之洞仍有顾虑，又连日召见了一些有名望的东西洋留学生听取意见。范源廉等回答说：“开设国会，舆望所归，政府若一味迟延，恐滋意外。宜参考民意，速开国会，则人民必德于政府，毫无反抗，官民共治，亦国家之幸也。”⁽⁹²⁾

与此同时，侍讲学士朱福诜疏论召开国会之利，度支部郎中刘次源和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王善荃呈请三年召开国会。当然，也有上折反对的，如政治官报局局长华士奎和翰林院编修喻长霖即是。

但不论怎么说法，国会是迟早要开的，召开的期限也是要宣布的，这一点在大多数官员中已经没有疑问，只是期限长短心中无数罢了。于是政府令宪政编查馆人员讨论杨度所递国会期限说帖。宪政编查馆人员一致赞成明确宣布召开期限，然而对期限之长短又辩难不已，主张五年者有汪荣宝等7人，主张六年者为延鸿等2人，主张七年者为曹汝霖等3人，主张十年者为沈林一等11人，独有高种主张二十年。

政府见观点如此歧异，仍是委决不下，只好再令各大臣发表意见，同时加速步骤，宣布朝廷的意向，使天下尽知立宪的诚意。7月8日，资政院将拟订的《资政院院章》前两章入奏。奉旨依议，着速订其余各章。同月22日，朝廷又批准《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谕令各省一年内一律办齐。还说：“朝廷轸念民依，将来使国民与闻政事，以示大公，因先于各省设咨议局，以资历练。凡我士庶，均当共体时艰，同摅忠爱，于本省应兴应革之利弊，切实指陈，于国民应尽之义务、应循之秩序，竭诚践守，勿挟私心以妨公益，勿逞意气以紊成规，勿见事太易而议论稍涉嚣张，勿权限不明而定法致滋侵越。”这段话既给人民以参政的希望，又对人民的请愿流露出不满之意，不过语气尚属正面引导。关于召开国会年限，说待将宪法大纲、议院法和选举法要领拟出，制订国会召开以前逐年筹备规划完成以后，便加宣布，“使天下臣民晓然于朝廷因时制宜、变法图强之至意”⁽⁹³⁾。

由于政府办事拖拉，言多行少，失信于民，立宪派认为这道用意本善的上谕“仍是敷衍涂饰之故智”，“延宕议院之开设，搪塞国民之要求”⁽⁹⁴⁾。

杨度对政府的意图比较清楚，为免立宪派误解，乘宪政公会召开欢迎请愿代表之机向代表解释，肯定政府在8月之内就宣布召开国会年限，劝告大家在这种时候不要横生阻力，应“以坚毅与和平出之，求事之早成”，“不必有绝望之愤举”⁽⁹⁵⁾。杨度由一个在野的候选郎中一跃而为政府的四品大员，对朝廷和张之洞、袁世凯的知遇之恩自有一种报答的感情，而且为了保住禄位也不能完全违背政府的意旨，他作为民党领袖时期的豪气开始丧失，立场也开始转变，为政府设想，要求群众运动不要“过激”了。

人民的疑虑尚未消除，7月25日，朝廷忽然颁发了这样一道上谕：“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以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须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昵，倡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诪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著即行革职”⁽⁹⁶⁾。

且不说将根本不在国内任职的陈景仁称为“职官”多么荒唐可笑，即其革职的理由也无一能够成立。各省各团体以至官员都可陈请召开国会期限，为什么陈景仁就不能陈请？于式枚身为考察宪政大臣，竟在出国后两次奏陈，与人民大唱反调，胡说“宪法自在中国，不须求之外洋”，权力要“定于一”，宪法要“定自上”，保住统治大权，诬蔑攻击人民进行请愿、要求民权为“横议”、“为疯狂”，“几同乱党”⁽⁹⁷⁾。故遭到舆论的严厉抨击，斥其为阻挠宪政，“保持专制”，“剥夺民权”，“与国民为敌”，“甘为亡国之臣”⁽⁹⁸⁾，完全违背考察宪政宗旨，严重失职。政府中的不少大员都认为他有负朝廷任命，建议将其调回。陈景仁提议将其革职亦非过分之举，何况不过是个人意见，如何处理权在朝廷？这两点既构不成罪名，所谓“附和比昵”政闻社中“曾犯重案之人”，就是蓄意罗织了。仅政闻社中有职衔的“附和比昵”者就不知凡几，更无须说社外了，何以独罪陈景仁？

这道上谕的出笼与袁世凯密切相关。梁启超在一封信里说：“昨日雪舫（按：侯延爽）又有一书来，言慈宫（慈禧）见陈电初不甚怒，袁面奏政闻社系某某等所发起，因有此谕云。然则主动所在可见矣。”⁽⁹⁹⁾此时康、梁正在秘密联络亲贵倒袁，袁深为忌恨，知慈禧对康、梁余怒未消，遂施挑拨离间之计，打击康、梁，保住自己。

此谕一出，大失人心。舆论纷纷评论说：这简直是“揭其假面而与天下相见以干戈矣！”⁽¹⁰⁰⁾“惩一陈景仁，而与景仁同一宗旨者莫不惩；全一于式枚，而与式枚同一宗旨者莫不全；斥一政闻社，而与政闻社同一宗旨者莫不斥。政府之用心、之手段，肺肝如见矣。”⁽¹⁰¹⁾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立宪派对谕旨的批驳愈无顾忌。

遭受此次打击，蒋智由等认为政闻社既为慈禧、袁世凯所不容，不能立案，“留此不生不死之团体，有害无益”，主张解散。其他社员不同意。梁启超觉得“解散后欲再集结甚难，且信用一失，影响于将来者亦甚多”，还想趁唐绍仪赴美路经日本时，向其解释政闻社对袁世凯的态度，若此着不行，再加解散。⁽¹⁰²⁾

可是，梁启超尚未等到会见唐绍仪，8月13日，朝廷即下令查禁政闻社。命令说：“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¹⁰³⁾

朝廷突然查禁政闻社主要是由于康有为及帝国宪政会触到了慈禧和当权人物的痛处。首先是这几天康有为“自海外密电某当道，请劾奕劻植党揽权，及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岑春煊，谋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¹⁰⁴⁾，传入奕、袁、张之耳，引起他们愤怒，于是密令各省调查政闻社情况。其次是帝国宪政会联络海外亚、美、欧、非、澳5洲200余埠华侨所上的请愿书在《中国维新报》发表，有撤帘归政、尽裁阉宦、迁都江南及改大清国号为中华国等款⁽¹⁰⁵⁾，汉口的《江汉日报》予以转载，同时还登载了康有为在南洋的捐款公启，中有“党事甚得意，卓如（梁启超号）将起用”等语，帝国宪政会发布的意见书中有“副总长（梁）有起用消息，即总长（康）起用之见端”⁽¹⁰⁶⁾等语。这些“最为政府所骇怪”的内容，均被鄂督陈夔龙密告于奕劻，奕劻大怒，对大臣们讲：“朝廷锐意宪政，即拟开设国会，使人民参与国政，亦断不容有此荒谬请求，致扰大局。”⁽¹⁰⁷⁾袁世凯乘机力促张之洞向慈禧“举发康、梁乱政秘谋”⁽¹⁰⁸⁾。8月12日，陈夔龙又向奕劻告密。奕劻遂找张之洞商议。张之洞恐康、梁所谋与己不利，亦痛斥康有为主张荒谬，并说，帝国宪政会远在海外，鞭长莫及，政闻社与梁启超有关系，而且没有批准立案，与秘密结社一样，应该解散。⁽¹⁰⁹⁾慈禧最痛恨康有为，最恶听“归政”，所以奕、袁、张一奏请，便马上批准了。

查禁政闻社后，政府又下令海关禁止《中国维新报》以及政闻社的报刊进口，封闭了《江汉日报》。

政闻社无法维持，只好通告社员作些解释，由总务员马相伯登报宣布解散。梁启超经此挫折，专心从事著述，但对政治仍很关心。

杨度过去同梁启超关系密切，查禁政闻社使他感到不安，因此勇气又有所削弱，原拟奏请1910年开设国会的折件经人一劝告便即停递，原拟组织宪政公会上书的计划也不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