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清末立宪运动的一部分

八、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

贵州的立宪团体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不是同时成立的，后者要晚于前者两年。由于这两个团体在成立之前就隐然分为两个集团，长期处于摩擦斗争状态，故在此一并叙述。

（一）自治学社

贵州僻处西南边陲，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异常落后，至1912年，全省仅有7人至100人的工厂120家，其中使用原动力的只有1家，余皆手工工场和作坊。⁽¹¹⁵⁾然而就在这样落后的地区也建立了立宪团体。

贵州立宪派的产生主要是受新思想文化的影响，较之他省，贵州的文化教育也相当落后，但新思想文化的输入却不算太晚，戊戌变法之前即已开始。变法失败后维新思想仍在继续传播，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创办了新式学会和书社，各种报刊不断流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更受欢迎。后来学堂兴起，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文化心态、思想意识发生明显转换，有些人便被卷入立宪思潮之中。与此同时，部分留学生也成为立宪派。朝廷下诏预备立宪增强了他们的参与意识，民族危机的严重促进他们履行国民的责任，其他立宪团体的建立对他们也是个鼓舞。

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出现的，当然还各有其特殊的原因。

自治学社开始酝酿于1907年12月⁽¹¹⁶⁾，本地人又称为自治社、自治党。发起人为张百麟和张鸿藻。自治学社酝酿成立之前，贵阳就存在一个以唐尔镛为首的“贵族派”，其中心人物或出身于较高的门第，或获有较高的功名，具有较高的地位。如唐尔镛的祖父官至云南巡抚，本人为举人、内阁中书，任贵州教育总会会长。任可澄的祖父官至翰林，本人亦为举人、内阁中书，任黔学会会长。何纪纲、陈廷棻、黄禄贞、徐天叙等均是举人。华之鸿之父官居知府，本人为盐商、商务总会会长。他们为社会做了一些好事，创办过官立师范传习所、时敏小学、通省公立中学、优级师范选科、宪群法政学堂、交通书局和《黔报》，对于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近代思想文明的传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他们把持着社会团体，迎媚官场，歧视排斥他人。为了本派的私利，他们把全省的学田、义谷以及其他经费，全部拨充了通省公立中学和优级师范选科的基金，予教员以优厚的报酬，并挪移校款给官费留学生熊范舆、陈国祥、蹇念益、姚华等以津贴。而其他学校的经费则特别拮据，教员薪金极低。这就使“寒士派”即中下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感不平，产生了严重对立情绪，有人便提议组织团体，与之对抗。此时朝廷又谕令设立各级民意机构，这对于社会地位较低的“寒士派”更具有吸引力。他们想通过参与政治，一面赞助朝廷立宪，一面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贵族派”分庭抗礼，组织社团的积极性很高。

适1907年10月22日《黔报》刊登一则《瓜分警告》的消息，张百麟等人阅后，“咸谓国家危急，至于此极。而四顾我同胞，其不知时事者皆梦梦似昔，其稍知时事者或以身家关系之拘束，不肯出一切实语，做一切实事。苟不组织一团体，以主义感情相联络，则全国如一盘散沙，必至一事莫举，瓜分之祸当不远矣”⁽¹¹⁷⁾。于是就商于张鸿藻，又作《瓜分警告之警告》，以警醒国民。12月，他们又在贵阳田家庵镜秋轩开会，张百麟和张鸿藻都强调救亡方法“当用国民责任说”，“首以国民责任为大前提，藉以唤起一般人之责任心，即以个人自治说为起点，以地方自治说为延长线，以国家自治说为最终之面积”⁽¹¹⁸⁾。与会者多数赞成，愿作发起人。散会以后，一些人因吸收会员和经费问题产生畏难情绪。张百麟也“心似冰冷，亟欲投身事外”，但“转念国家艰危，祸在眉睫”，乃“明知其难而姑为之”⁽¹¹⁹⁾，爱国思想促使他毅然承担起组织团体的责任。

接着，张百麟印发了《发起自治学社意见书》，阐述了组织团体的基本观点。阅者纷纷登门晤谈，均希望从速组织。张百麟唯恐组织疏忽，滋生流弊，不能长久，又草拟《发起社团预约》，将成立的宗旨、目的、任务、方法等加以说明，要大家考虑成熟，自愿加入。同时声明：“发起人以宣布意见为第一步，以后之组织运动，须采取多数人之同意，投票表决。”⁽¹²⁰⁾

经过一段时间，自愿入社者已有29人，其中教员2名，生员2名，监生1名，法政学员3名，将弁学堂、武备学堂和蚕业学堂毕业生5名，法政学生和师范、中学学生16名。张百麟和张鸿藻考虑到老年人暮气已深，少年人太过稚气，只有受过教育又有一点经验的青年学生比较“通达时变，同具热诚，忠爱所积，闻风兴起”⁽¹²¹⁾，所以联络的对象多为青年知识分子。

这时自治学社的干部尚未确定，只是推举张鸿藻、张百麟暂负责任，并主编社刊《自治学社杂志》，陈钟麟、钟振玉、王元藩、曾宪章、余培年、谢师菼分任书记、庶务和会计各事，准备明年正式选举职员。⁽¹²²⁾之后，禀报省巡警局立案。第1期《自治学社杂志》出版，又呈请巡抚庞鸿书批准学社成立。庞鸿书因朝廷不准学生干预政事，而社员中学生太多，未予批准。张百麟等只得另行联络，至1908年9月已发展98名，他们都有较低的功名和职衔，年龄绝大多数在20岁至40岁之间，再次呈请，并说明原来的学生社员均已退出，仅居赞成者之列，这次庞鸿书照准了。

1908年10月4日，自治学社召开全体大会，张百麟问大家现在是否“可云成立”，“社员咸以为当报告成立”⁽¹²³⁾。至此，自治学社方正式宣告成立。

自治学社是个爱国的政治团体，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立宪团体。其最初规定的宗旨是：“务期人人有道德智识，养成善良品性，造就完全人格，以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¹²⁴⁾其上巡抚的禀稿开宗明义即说：“亟思发愤自治，宜明忠君爱国之义，考求合群进化之理，以养成国民之资格，仰体国家预备立宪之苦心，此平日所怀抱之意见也。”⁽¹²⁵⁾张百麟撰拟的《发起自治学社意见书》更明确地与革命派划清了界限。声称暴动“适足以速中国之亡”，“此革命排满家之谬见”。现在中国最重要的“乃国命生死之问题，非国体改变之问题”，当务之急是“养成人格的国民，使多数人有国家思想、政治能力，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辅翼国家立于自治之地位”。如政府实行立宪，自治学社就“赞襄之协助之”，如政府无意立宪，就“启发之请祷之”，即实行劝告与和平请愿，“以缩短中国立宪之时期”⁽¹²⁶⁾。这一切都说明它是一个为立宪而奋斗、反对暴力革命的立宪团体。

据云，1908年自治学社曾向在日本的中国同盟会贵州支部通款，支部评议长于德坤鉴于革命屡次失败，思欲变计，说服支部长平刚改换“方略”，“以政治为著手地”。同盟会员胡肇安又“尝以政治怂恿于平日，平刚亦久悟急进之难于望成也，于是乃议决共认自治社为同盟会同志而与之通消息云”⁽¹²⁷⁾。

省内的革命党人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激烈，以张铭为首；另一派主张和平，以彭述文为首。激烈派在1906年萍浏醴起事失败后“益感觉急进之不可能”，“咸改善方法，从事于社会教育事业，为积极之准备”，对自治学社“固有不期而互表同情者”⁽¹²⁸⁾。当平刚将接纳自治学社通知张铭以后，张铭便加入了自治学社，并函告在贵州的同志与自治学社接洽，听张百麟指挥。和平派的活动本来就与自治学社相同，关系融洽，“终乃合并于自治学社，为共同负责之一员”⁽¹²⁹⁾。后来在外留学归来的同盟会会员傅佐卿、钟子光、杨昌铭等亦参加了自治学社。

同盟会会员的加入为自治学社增添了新的血液，自治学社开始与革命派建立了联系，然而自治学社并没有接受同盟会的纲领及其领导，倒是同盟会接受了自治学社的领导，自治学社仍“日以君主立宪相号召”⁽¹³⁰⁾，性质未变，并不是披着合法社团外衣的革命组织。

1908年国会请愿运动时，自治学社在贵州呼应，召集各界开会讨论。与会者皆认为有请愿之必要，推选乐嘉藻领衔，社员周素园起草请愿书。请愿书列举了历次革命起义后指出：“幸而王师克捷，迅奏肤功。弥天之祸，弭于无形”。又说，“革党之根株固未尝净绝也”，“遏之于东，则溃而之西，之南，之北，如痈疽然，毒不尽不止”。“去毒之至计，莫如改善政治”，“实行代议制度，使人民得参与其间”，“议院既开，宪法既布，改善政治之结果，不难应时而立见。革党虽家至户说，其谁听之？此所谓战胜于朝廷也”⁽¹³¹⁾。立宪团体中像自治学社这样厌恶革命还是很罕见的。

同年9月，《自治学社杂志》第2期发表文章，对社员提出一些要求，其中有这样几点：认定自治为催促立宪、预备立宪之方法。对于宗旨相同之党，应同情协助；对于宗旨不同党派，应各行其是，不可随同。对于政府，当改造，不可放弃；当监督，不当怨谤；当指导，不当破坏。借鉴各君主立宪国之宪法，认君主为神圣不可侵犯。⁽¹³²⁾

1909年7月，自治学社的机关报《西南日报》创刊，为什么命名为《西南日报》呢？因为“自治学社的目的在团结本省，联络西南，进而促进全国的自治”⁽¹³³⁾。目的如此，足见初衷未变。

1910年7月，当《西南日报》创刊一周年时，张百麟著论总结过去的成绩，确定未来的方针，最后归结为：“今欲协力救亡，政府方面，内阁问题、议院问题不能不促其早日解决，然非人民努力要求不可。”⁽¹³⁴⁾此正立宪派的共同呼声，宗旨依旧如故。(www.xing528.com)

这一年立宪派掀起了国会大请愿，自治学社也取同一步调，投身其中。《西南日报》大加鼓吹，热诚期望请愿成功；自治学社参加组织贵州国会请愿同志会，举定在京的社员钟振玉、方人凤、许嘉珍、李宗岳为学社的代表。另举支持学社的蔡岳为教育、商务两总会代表入京请愿。自治学社仍未脱出君主立宪的轨道。

学社的社长、评议员、事务员均由社员选举产生。1909年举行正式选举，钟昌祚当选为社长，张百麟当选为副社长，负实际责任。

自治学社的社员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进步的上层人士，包括留学生、举人、秀才、文武官吏、议员、士绅、地主、资本家，另外一大部分是受压迫的人民大众和失意的人士，其中有哥老会会员、军人、学生、知识分子、手艺人、农民、小商人、富商子弟以及失业游民。⁽¹³⁵⁾主体力量“多是寒士”⁽¹³⁶⁾。

自治学社成立时，正值朝廷谕令筹办地方自治、咨议局，准备成立资政院，这给学社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一则“人民得此机会，如春雷启蛰，蓬蓬勃兴，各有参与政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想”，“人民受压于官僚、权绅者，优秀分子欲得新知识者，咸自治党是趋”⁽¹³⁷⁾；二则“地方官大抵不解自治为何物，则相率优礼分社人才，以备顾问，受方略”⁽¹³⁸⁾。所以自治学社发展较快，至1910、1911年之交，分社成立者计50余处，社员多达10万人，为各立宪团体中人数最多的一个。

由于交通不便，自治学社的活动一直囿于本省。为了争取参与全国大政，该社竭力利用一切机会扩大联系。1911年夏天，推选杨寿篯出席了咨议局联合会，钟昌祚、张泽钧、彭述文、李泽民也到了京师。立宪派组党之时，杨寿篯参与了宪友会的筹建，并被指定为贵州支部发起人。钟昌祚、张泽钧加入了宪政实进会，彭述文、李泽民则加入了辛亥俱乐部。继之，各政党都致函自治学社，促其成立支部。自治学社进行了研究。张百麟说：“吾侪雅不忘情于中央，亦至不欲牺牲其主义。今者独树一帜，为力既有不逮；而各政党中坚人物，千诡万殊，投机挟策，企图利用。吾侪未彻底了解以前，断无舍己从人之理。但目的认清，手段不妨假借，自治学社仍保持固有壁垒，同志中愿尽力支部者，亦予相当之补助。对外则平流共进，对内则通力合作。”⁽¹³⁹⁾放手让社员组织各政党支部，但“对内”都必须接受自治学社领导，如此一来，各支部实际上均为自治学社所控制。这一策略为自治学社所采纳，于是社员出面组织了宪友会和宪政实进会支部。

（二）宪政预备会

宪政预备会筹建于1909年10月，本地人又称之为宪政党或宪党。会长为任可澄，副会长为萧筑民，评议员有黄禄贞、马克明等。

宪政预备会与自治学社的发展壮大密切相关。1909年自治学社开办了公立法政专门学堂，创办了《西南日报》，利用报刊启导教育社员，定期召开讲演会，团结群众，势力迅速膨胀，与“贵族派”的斗争也逐步趋于明朗化。这一年出现了唐尔镛从弟唐飞与其祖父之妾通奸，为其父枪毙私埋的丑闻，张百麟等乘机托蔡岳致意唐尔镛，如能从全省教育公款中提出一部分帮助解决《西南日报》的困难，有关唐飞被杀的稿件可以不予登载。唐尔镛未允。《西南日报》遂将此事披露，并质问官府对命案何以置之不问，迫得官府立案调查，还有开棺验尸之说，唐尔镛感到脸面丢尽，出走北京。

唐尔镛离黔后，“贵族派”奉任可澄为领袖。他们为了报复，时刻寻瑕抵隙，继之又出现了自治学社韦可经与某孀妇有染，被“贵族派”协助女方亲属捆送审判厅事件；《黔报》登载自治学社某与白氏“狼狈为奸”，为白氏控告，《黔报》编辑陈廷棻被拘留的事件。这些相互攻讦加深了两派的矛盾。

法团改选和咨议局选举进一步使矛盾激化。

教育总会是“贵族派”的根据地，唐尔镛为会长，职员大半皆其同党。唐尔镛出走后，将会长让于任可澄。自治学社不甘心，发动人要求当局改选，同时改选商务总会和农务总会。通过改选，教育总会会长为赞助自治学社的乐嘉藻所得，商务总会和农务总会当选的为马汝骏、于德楷，他们皆以自治学社的周素园为辅佐，实权也落入自治学社手中。

在咨议局选举中双方展开激烈竞争。“贵族派”的唐尔镛已经出走，任可澄则因违背选举章程未能入选，结果在当选的39名议员中自治学社占了压倒的多数。后又选举乐嘉藻为议长，“寒士派”的谭西庚和“贵族派”的牟琳为副议长。常驻议员中自治学社占大多数。书记长和书记皆为自治学社社员。整个咨议局为自治学社所控制，“贵族派”一败涂地。

在政界自治学社也取得很大进展。“贵族派”为了搞垮自治学社，曾在云贵总督李经羲面前控告张百麟和周素园为“革命党”，暗中布置作乱。经巡抚庞鸿书说明两派斗争的由来，李即释然。旋张百麟谒李面陈大计，李以其是个人才，嘱按察使王玉麟酌量录用。张百麟由是厕身政界，先入审判厅筹办处，旋兼提法公所科长、禁烟局文案。周素园进入调查局筹办处，兼警务公所、地方自治筹办处科长。后又有些社员分别到劝业公所、警务公所、提法公所、高等审判厅、洋务局以及兵备处任职，在新政机关占据一定势力。

处此情况下，“贵族派”不得不认真反省，检查历次惨败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强大的政治组织和群众基础”⁽¹⁴⁰⁾。他们感到势孤力单，亟谋扩充实力，与自治学社对抗。咨议局中的非自治派议员“颇感多数压迫之苦”，也想同“贵族派”协谋合作，组织政团。⁽¹⁴¹⁾留学归来的“主张君主立宪者流，见自治社之日盛也，忌之”，亦准备组织政团，“以谋抵制”⁽¹⁴²⁾。此时省官立法政专门学堂也有不少学员主张立宪，唐尔镛、任可澄抓住机会，示意学员马克明、杨文山出面组织宪政预备会。10月开始筹划，11月28日宣布成立。名义上奉任可澄为首领，实际决策者却是唐尔镛。他们发展的会员多数素质较差，起不了多少作用。不过，他们得到地方官吏的支持，又有在省外的立宪派人士熊范舆等的声援，气势亦不甚弱。

宪政预备会同自治学社的斗争反映了该会保护并扩大既得利益的企图，他们的出身门第又使其有着比自治学社多保守、少进取的特征。然而两派都是为了把持扩大地方利权，斗争属于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倾轧。宪政预备会的主干人物早先均“受了维新思想的熏陶，希望中国的未来是君主立宪政体，永远不变”⁽¹⁴³⁾。在成立大会上，会长任可澄宣称：该会“系政治团体”，“以预备立宪为范围”；“上既有立宪之政府，下必有立宪之国民，惟是国民程度必成就于政治团体，故政治团体实为立宪国民之必要”⁽¹⁴⁴⁾。会名本身也表明了它的政治属性，其为立宪团体当无疑义。

成立之后，宪政预备会仍不断同自治学社明争暗斗，嗾使官厅迫害自治学社，挤走支持自治学社的咨议局议长乐嘉藻，但他们也未得到什么好处。于是又迁怒于不作左右袒的巡抚庞鸿书，贿买御史参劾，庞鸿书自请开缺。继任的巡抚沈瑜庆有鉴于前，乃交欢宪政预备会。

武昌起义后，自治学社积极主动响应，宪政预备会亦赞助了贵州独立。1911年12月下旬宪政预备会改选职员，陈廷棻当选为会长，邹骥、黄宝森当选为副会长。其后该会勾结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入黔，武力镇压了自治学社，执掌了政权。不久，陈廷棻、任可澄、华之鸿、郭重光、何季纲等又发起组织了统一党贵州支部。

促进政府早日革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是各立宪团体共同奋斗的政治目标，也是使之在后来的斗争中得以联合共同行动的政治基础。然而，由于各团体领导、骨干人物构成的差别，政治态度又不完全一致。一般地说，接受了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较多、出身和社会地位偏低的团体，就激进一些，较少保守性；反之则比较温和，较多保守性。这是因为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接受了解得越多，思想越敏锐，对封建专制的腐朽危害看得越透彻，要求实现君主立宪的愿望越迫切；出身和社会地位偏低的立宪派人士同封建官场距离稍远，没有太多瓜葛，甚或同官场存在着隔膜、芥蒂以至矛盾，思想上较少顾虑，而地位的低下又使他们产生不平之感，急于要求改变社会现状，参与政权，提高自己的地位，斗争起来比较坚决。还应指出，立宪派虽然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但立宪团体是由不同的集团组成的，各有其特殊的利益，一旦因谋求势力的发展和政治经济利益同别的集团发生冲突时，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自私性便表现出来，往往忘却本阶级的共同利益，不顾大局，彼此排斥，如宪政公会、预备立宪公会之与政闻社；有的甚至势不两立，欲置对方于死地，如贵州宪政预备会之对自治学社。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团结，消耗了相互间的力量，削弱了对封建主义的斗争。

立宪团体的建立标志着立宪派已经成长为社会上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它们的出现将推动立宪运动向更广阔的范围和更高深的层次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