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闻社：清末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的重要组织

六、政闻社

政闻社由梁启超所组织。梁启超认为政治改革不能单纯依赖政府，要看国民有无促进政府改革的能力，而要训练国民具有这种能力，“必赖有一机关”，“合热诚而同主义之人”⁽⁷⁵⁾组织政团。1906年10月康有为提出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时，梁启超别有打算，想在国内另设新会，并与杨度等协商。他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把另组政团的理由，与帝国宪政会的关系，组织计划，作了详细报告。其要点为：1．海外保存旧会，名为帝国宪政会，海内另设新会，名为宪政会，两会名分而实合，始分而终合。之所以必须分开，一因海外之事不能令内地人知道，二因人们知道帝国宪政会即是旧日的保皇会后，在内地推行不便。2．成立宪政会，康有为不出头，因内地人忌康者多，但必须戴康为会长，然后新旧才能统一。故会章中讲明，暂不设会长，虚席以待康。梁在会中不任职，仅以普通会员代行会长事。熊希龄也不出名，以便在内地运动。3．宪政会先在东京成立，然后将本部移至上海，以干事长主之，干事长由杨度担任。4．会章纲领大致是：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宪法，建设责任政府。5．发起人为梁启超、杨度、蒋智由、徐佛苏、徐勤、麦孟华、狄葆贤、罗普、汤睿等。6．以徐勤为会计长，掌握财权。7．梁启超亲赴上海一次，争取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入会。8．拟推戴醇亲王载沣为总裁，载泽为副总裁。9．经费熊希龄负责筹15万，梁启超筹5万（请康代筹）。10．海外会员是否加入，听其自愿。⁽⁷⁶⁾康有为表示同意。但合作终于破裂，杨度自行成立了宪政讲习会，梁启超与蒋智由、徐佛苏也加紧组织政闻社。

1907年6月，梁启超秘密前往上海，准备会见在“丁未政潮”中被排斥出京的粤督岑春煊，争取他的支持，并拉郑孝胥、张謇等入会。郑、张等已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担当领导职务，自不愿屈居康、梁之下，对康、梁的国事犯身份也有所忌讳，梁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岑春煊到沪稍迟，梁等不及，亦未见到。

梁启超回到日本后，为政闻社拟订了《政闻社社约》，接着决定停办《新民丛报》，创办月刊《政论》，作为政闻社的机关报。《政论》总发行所设在上海，主编为蒋智由，笔政由梁启超遥领。

《政论》第1期10月7日出版，刊载了《政闻社宣言书》、《政闻社社约》和《政闻社社员简章》。《政闻社宣言书》宣称，“专制政体不适于今日国家之生存”，中国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必须将其连根拔除，“于政治上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公诸民”，实行国民政治；欲达此目的，只有君主立宪一途。为此，确定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作为奋斗的政治纲领。为了避免政府摧残，消除人们入社的恐惧心理，还声言政闻社从事合法的活动与和平的斗争：“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今立宪之明诏既屡降，而集会结社之自由，则各国咸认为国民公权，而规定之于宪法中者也，岂其倏忽反汗，对于政治团体而能仇之。”《政闻社社约》载明其宗旨为：1．确定立宪政治，使国人皆有参与国政之权；2．对于内政外交，指陈其利害得失，以尽国民对于国家之责任心；3．唤起国人对于政治之热心，及增长其政治上之知识与道德。关于实行办法，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为编撰，即编辑出版杂志、报纸和书籍；二为交通及调查，即联络内地，输入政治知识，通告政治利弊，调查政治之事；三为建议及警告，即关于国家大事，申告政府。凡此均表明政闻社是一个立志政治改革，为人民民主权利而奋斗的资产阶级政治团体，其政治纲领标明了追求的政治目标，显示了与其他政团的不同，具备了政党的雏形。

梁启超原先考虑的发起人中，有他本人和徐勤、麦孟华、罗普、狄葆贤、汤睿等，为避免清政府之忌，有利于政闻社活动，在公布时仅列有蒋智由、徐佛苏、黄可权、吴渊民、邓孝可、王广龄、陈高第。

10月17日上午，政闻社开成立大会于东京神田区的锦辉馆，社员到者300余人。蒋智由报告了宗旨及筹组经过，徐佛苏对《政闻社职员简章》作了解释说明。社长暂时虚左，置总务员1名，常务员2名，总揽社务。总务员由发起人推荐，征求社员同意；常务员由社员投票选举。内部机构设置6科，主任、科员均由常务员推荐。评议员由社员公举。之后，发起人推荐马相伯为总务员，社员全体通过；选举常务员，徐佛苏、麦孟华当选；继之常务员宣布了庶务、书记、会计、编纂、调查、交际各科主任和科员名单。再后，公选出张嘉森、张寿波、戴彬、隆福为评议员。政闻社的基本干部以籍隶广东者为最多，其次是湖南，再次为江苏、浙江等省。

下午，政闻社又在锦辉馆召开演说大会，首由梁启超讲演宪政，没讲几句，同盟会会员张继等十余人便以日语厉声粗骂，口中呼打，冲向讲台，用草鞋掷中梁启超面颊，使梁不得终其说而去。后经日警出面干涉，一场闹剧方才停止。(www.xing528.com)

11月9日，政闻社召开全体会议，议决支持江浙两省人民力拒借款筑路；开展国民运动，要求召开国会。

由于常务员等将往上海，东京善后无人，12月14日，政闻社遂选向瑞琨、陈介、孙志曾为干事，主持东京社务。

马相伯在汤睿迎接下抵达日本。12月15日，政闻社召开欢迎大会。马相伯发表了就职演说，号召大家“以排除专制为唯一义务”⁽⁷⁷⁾。马的到来引起革命党人妒忌，革命党人遍发传单，把中国的外交失败归罪于政府和立宪党，说政府之罪居其三，立宪党之罪居其七，扬言要“杀立宪党”⁽⁷⁸⁾。

1908年2月，政闻社已发展到500余人，本部迁往上海，马相伯、徐佛苏、麦孟华均到沪主持工作。3月3日，马相伯等在上海召开披露会，向各团体代表及社会名流介绍了政闻社的情况。6月18日召开第一次例会，议决在各省设立支部和从速开办《大江日报》。

关于政闻社的发展方针，徐佛苏曾写信给梁启超说：“倘政界人才不稍形膨胀，民党亦决难十分发达。故吾社中人一方面当为民间之鼓动，一方面当为政界之运动。”⁽⁷⁹⁾政闻社的活动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方针进行的。迁沪前后，即以上海为中心，分派人员赴各省发展社员，建立支部，虽则扩大了一些势力，但也不很理想。如侯延爽在保定仅争取到王法勤等数人同情，在北京仅得到恒钧等人的支持。⁽⁸⁰⁾黄可权在京津活动一阵，只发展了一个社员。⁽⁸¹⁾联络地方大吏和满族亲贵、力争在政界站稳脚跟的企图同样未获成功，仅有少数社员被罗致。政闻社活动不能顺利开展的阻力首先来自清政府。慈禧衔恨康、梁，任何官员与康、梁交往都有可能被政敌利用，受到打击，岑春煊就是因此而被革职的。当时何天柱写信报告梁启超说：“陈庆桂参西林（指岑春煊）折中，全为蜕厂（指麦孟华）一人而发，至谓西林逗留沪上，将有他图，皆麦某一人为之主谋，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云云。现在各省查缉党人，非常严密，蜕厂到津，同乡诸人皆速其行，今已返沪。沪道得端方电，到处访查……京师近又严禁佛及函丈所著书，以后有新印之书，幸勿出名……政闻社事万勿牵合秉公（指熊希龄），否则令彼一步不可行，至为可虑。”⁽⁸²⁾其后康、梁联络亲贵倒袁，更遭袁世凯嫉恨。因此许多官员都不敢同政闻社接近。1908年2月10日徐佛苏伤感地告诉梁启超：“吾社特别为政府所嫉视，故凡在社会无论如何有势力之人，一入吾社，即消灭其一部分势力。”⁽⁸³⁾这种情况也严重地影响到在野人士同政闻社的关系乃至社员的活动。如在立宪思潮最为泛滥的上海，政闻社即“最不能得势力”，主要原因就在于“人有畏避之心”，以致有的社员提出了“必合他会以泯其迹，方可大争也”⁽⁸⁴⁾的主张。再如湖南，当熊崇照和向瑞彝提议召开社员会时，新入社的曹典球便“力言其不能张扬，且此时亦不能十分活动”⁽⁸⁵⁾。其次是受其他团体的排斥。前面已经讲到，宪政公会是政闻社的一个“劲敌”，经常与政闻社争夺地盘势力，政闻社在汉口开办报馆和学校的事情就是在其阻挠下失败的。

政闻社内部也有一些矛盾。徐佛苏任常务员刚几个月，就遭到某些社员的攻击，徐愤极，要求辞职改选。狄葆贤害怕累及《时报》，与政闻社保持相当的距离，业务上不受指挥，徐勤、汤睿皆指责狄“为叛党之人”，梁启超对狄非常不满，派麦孟华前去整顿《时报》。⁽⁸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