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立宪运动：改名为帝国宪政会

五、帝国宪政会

帝国宪政会由保皇会改名而来。朝廷下诏预备立宪之后，康有为闻之大喜过望，“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以为预备立宪与其标榜的“君民同治，满汉不分”，“非改为立宪民权不为治”的宗旨是相符的；“皇上日渐有权，圣躬必可无恙，从此不复劳吾同志之忧矣”，保皇会的任务已经完成，就考虑把保皇会的事情结束。1906年10月21日，他写了一篇布告会众文，说：“皇上不危，无待于保，归政虽要，尚属更端”。“中国所欠，但民未有权耳，苟行立宪，民可有权，国即能强”，“然则从今切近之急务，莫如讲宪政矣”⁽⁶⁸⁾。同时拟订了《行庆改会简要章程》，说明所以要改名的理由和具体办法，决定“改保皇会名为国民宪政会，亦称为国民宪政党，以讲求宪法，要求进步”。改名的日期定为丁未新年元旦，即1907年2月13日，届时保皇会各分会皆举行重大庆典，宣告保皇会结束，庆贺国民宪政会开始。负责人要发表演说，“激励大众，讲求宪法，尽国民之义务，以成中国最先最大之政党”。并将改会名之事电告北京商部，禀呈载泽、载振、端方及两广总督存案，然后分设支会于国内各省府县。保皇会票一律换发国民宪政会票。⁽⁶⁹⁾

梁启超不同意用国民宪政会名称，主张用帝国宪政会。康有为接受了这个意见，1907年2月13日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国亦可称中华帝国宪政会。

3月23日至4月2日，帝国宪政会在纽约召开了各埠代表大会，康有为作了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会章。确定“以君主立宪为宗旨”，“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具体纲领为尊帝室，扩民权，监督政府，讲求宪政之事。⁽⁷⁰⁾

帝国宪政会在国内的活动除了要求召开国会外，就是运动开放党禁。康有为、梁启超以国事犯而流寓海外，一直未得赦免，不能回国，始终耿耿于怀。1907年11月4日康有为致函梁启超等人说：“恨我党不能大入内地，肃王既来提携，内情必极急，那拉旦夕必有变。若能入内地而开会，则以吾党之名誉财力，海内尚无与角者。则为今之计，以开党禁为最急，而一面推行会事焉。”⁽⁷¹⁾极想回国开展活动，发展势力，以便将来成为中国第一大党，执掌政权，为本党谋取利益。正如他在鼓励会员筹款时所讲的，各宪政国通行之例，“一国大政，俱归政党执权，其党多得政者，所有行政职事，俱为本党人所允。不入本党者，不得享受。凡一切铁路、矿山、银行、工厂开辟大利，俱给本党人承受……今中国尚无政党，吾党实为之先。若筹款有厚力，各省府县中能开办报馆支会，则吾党众愈大，将来所得之权利，不可思议”⁽⁷²⁾。于是从1907年起，康有为即不断指示梁启超多方运动满族亲贵善耆、载泽、铁良、世续、载涛、载洵等人，开放党禁。可是，由于种种阻力，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www.xing528.com)

在国外，帝国宪政会开办了商务公司、华墨银行，经营商业，出版发行报刊，一方面筹措资金，资助政闻社；一方面宣传立宪。由于经营牵涉到个人利益，管理无方，账目混乱，会内矛盾百出，攻讦迭起。尤其是1908年欧榘甲、梁应骝、叶恩、刘义任与广西刘士骥谋商开办振华公司，因在华侨中募集股款，发生公司权归属问题，与康有为、徐勤等发生分歧，闹得不可开交，终至涉讼。康有为气急败坏，大呼：“权利竞争，人心日坏，事变日甚，内乱日多，思之怒甚”⁽⁷³⁾。

内部的矛盾削弱了帝国宪政会的力量，革命派在海外的发展又使得一部分会员转变了立场，因此声势已不如保皇会时期之大，在立宪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较迅速崛起的国内立宪团体为逊色。

清廷灭亡，民国建立，实行君主立宪已无可能，1912年2月19日，康有为通知各埠会员将帝国宪政会改名为国民党。⁽⁷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