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公会的成立及短暂辉煌

四、宪政公会

宪政公会初名宪政讲习会，又称中国宪政讲习会，由杨度在日本东京所组织。

杨度初倡革命，后主立宪，与梁启超交往颇多，他认为保皇会之名“太狭而窘，且内之为政府所嫉，外之为革党所指目，难以扩充，是故不肯共事”⁽⁵⁶⁾。保皇会决定易名后，杨度表示欢迎。当时梁启超正想组织政治团体，1906年12月联合杨度、蒋智由、徐佛苏和熊希龄商议发起。并特致函康有为，称杨度为谭嗣同之流的人物，请以国士待之，将来团体成立，当以杨任干事长，主持本部事务。杨度开始本极热心，后来与蒋智由、徐佛苏意见不合；梁启超也发觉杨度“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为主体”，其他人“皆为客体”，“颇有野心”，欲利用帝国宪政会“金钱名誉，而将来得间则拔戟自成一队”⁽⁵⁷⁾，便同杨度分手了。

事实上，杨度在与梁启超等协商的过程中就准备另树一帜，秘密组织起团体了。据宋教仁1907年2月11日的日记记载：“（熊）岳卿告余：前日杨晳子等结立一党，表面名曰政俗调查会，实则欲成为一政党者，其宗旨在反对政府及革命党，而主张君主立宪云云。”⁽⁵⁸⁾6月，宪政讲习会正式成立。

宪政讲习会的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⁵⁹⁾。会长由会员公选；评议部议决一切事务，部长由评议员互选产生，评议员由会员选举；事务员由会员选举，办理评议部议决的事务。

杨度名义上未担任职务，实际上主持一切。会长为熊范舆。

1907年7月，宪政讲习会发表意见书，激烈谴责清政府“冥顽不灵，贪饕可耻”，当权者“滥充高位，放弃职守，超然于权限之外，游行于利禄之中”，根本不负责任，是造成今天中国处于灭亡之中的罪魁祸首。进而指出，政府之所以敢于不负责任，在于没有民选议院为之监督。人民如不欲亡国，“非改造责任政府不可；如欲改造责任政府，非设立民选议院不可”。还指出：“担负国事，参预政权，公民之天职也”；世界各国历史证明，“有强迫政府立宪之国民，无自行立宪之政府”，“故我国民决不可守消极之态度，而立于受动之地位，坐待他人之以政权授我也。夫宪法之结果，以国民之血争来者则有效，以政府之墨草就者则无功”。“本会同志有鉴于此，誓天泣血，奋励无前，实愿与薄海同胞互相提挈，以一腔之热血，为宪政之先驱。”⁽⁶⁰⁾无情地鞭挞了清政府，肯定了国民应当享有参政权利，号召人民主动起来争取，表现了激进的政治态度和勇敢的斗争精神。

宪政讲习会成立以后在国内发展力量，首先于湖南设立了支部。1907年10月，杨度为料理其伯父丧事回到湖南，11月底，杨德邻、陆鸿逵和方表也为运动召开国会事返回长沙。12月，杨度等邀请罗杰、谭延闿等在长沙成立了湖南支部。日本名士犬养毅曾受该会邀请发表宪政演说。在此期间，杨度还与谭延闿、龙绂瑞等开办了宪政讲习所，宣讲立宪。1908年1月4日，杨度把宪政讲习会更名为宪政公会，湖南支部亦改称湖南宪政公会。

杨度曾受熊希龄委托，帮助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端方等译述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起草报告，袁世凯、张之洞俱知其名，闻其回国，电令湘抚送杨度入都。杨度到京后，于1908年3月在京设立了宪政公会本部。并发表公启，声称世界各国“图强致富”，“无不以确定宪法、伸张民权为立国之要素”。“今吾国万万同胞阉然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生命财产仅假手于政府一二权要，以为献媚外人之具。父老子弟，痛心疾首”，“事机日迫，国威益坠，非结合大群，协力并进，无以达开设国会、宣布宪法之目的”。“恢复国民正当之权利，破除古来专制之积弊，避流血暴动之惨祸，谋和平改革之要全，此吾党同志毕生之责任也。合国内种种历史不同之民族，同舟共济，内则使国民忠爱之忱悃上达于朝廷，外则使数千年文明之古邦争雄于世界，此吾党同志莫大之事功也。”⁽⁶¹⁾表明了该会的政治态度和奋斗目的。

4月20日，在袁世凯、张之洞推荐下，朝廷着杨度在政府的立宪指导机关宪政编查馆行走。立宪派人士对杨抱着很大期望，《盛京时报》为之专发社论，希望他“必能出其所学，以编成中国之完全宪法，而为实行立宪之预备”。并告诫他不要以任命“为要结权贵、导引功名之具”，而要做到“上无负国家擢用之心，下无负人士希望之意”⁽⁶²⁾。(www.xing528.com)

6月30日，民政部批准宪政公会成立。此时有会员54人。接着该会召开评议会，重新改订了章程。

修改后的章程定其宗旨为“确定君主立宪政体”。领导机关改设总裁、副总裁，主持会务；常务员综理会务，常务员长由常务员互相推举。各地设立支部，支部置干事长。⁽⁶³⁾

改选以后，总事务员为熊范舆⁽⁶⁴⁾，杨度任常务员长，沈钧儒任干事部干事长兼评议部评议长。

7月，宪政公会再次宣言，其政治目的在于“团合运动，以冀开国会，布宪法，建设责任政府，消专制之威，免暴动之祸，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上安皇室，下起民权，使吾国自危而之安，自亡而之存，合满、汉、蒙、回、苗、藏诸同胞，以与列强争雄于世界”⁽⁶⁵⁾。

宪政公会在北京、河南、安徽、山东以及上海、天津等地建有支部。该会声势颇极一时之盛，尤其在湖南、湖北，以学会形式扩充党势，到处皆其势力范围。

在商组政团时，梁启超曾对杨度说，对于宗旨相同的团体，要采取互相提携、彼此合作的方针。杨度不以为然，认为既然不是一个团体，竞争就是必然的。宪政公会为了自己的发展壮大，不断排挤政闻社，杨度甚至散布政闻社的目的专在排斥袁世凯，在汉口创办《江汉公报》就是排袁的先锋，成为政闻社发展的一大障碍。

但宪政公会的好景并不长。杨度成了政府的四品官员，政治立场在1908年8月27日召开国会上谕颁布后发生了明显转变，由立宪派的领袖变为政府筹备立宪的御用官僚，由反对政府的急先锋变为政府的辩护士；同时他工作很忙，无暇过问会事。熊范舆1908年5月间已被豫抚林绍年聘为法政学堂总教习，后由庞鸿书保荐为知州分发到直隶补用，1909年又被滇督李经羲调往云南出任知府，极难照顾会务，会务由沈钧儒主持。政闻社遭到查禁后，一些会员托词退出，会务日形萧索。沈钧儒心灰意懒，也应浙抚增韫之聘，就任浙江咨议局筹办处总参议去了。其他主干人物如薛大可应鄂督之聘，陆鸿逵应湘抚之聘，方表、黄敦怿应鲁抚之聘，杨德邻应东三省总督之聘，筹办咨议局和地方自治，纷纷离散。宪政公会陷入涣散状态。

1908年11月中旬，光绪与慈禧相继病逝，宣统继位，国内谣言四起。杨度为博取朝廷青睐，马上发表《与各地宪政公会会员书》，进行辟谣，告诫同党遵守秩序，并大言不惭地要“全国国民恪遵屡次谕旨”⁽⁶⁶⁾行事。1909年5月，各报攻击总督升允玩忽宪政，升允即电宪政公会辩解，请其转达各报。宪政公会复电说：“如将新政举办数端，则报界自有公论。”⁽⁶⁷⁾其后公开活动基本停止。1911年1月初，为阻止革命扩大，曾联合其他政团向资政院上陈请书，要求立即实行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