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宪政研究会与预备立宪公会：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改革

二、上海宪政研究会和预备立宪公会

上海地处中外交通的重要中心，文化发达，工商辐集，向得风气之先，接受世界新思潮最快。这里麇集着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开明士绅。他们“时受外界之激刺，悲忧日积，群相晤语，每至流涕”，“皆谓非实行立宪，无以救危亡”⁽³⁰⁾。爱国主义思想激励着他们向世界先进的国家寻求真理，国内立宪思潮的萌发与鼓荡最初就是从这里开始的。1906年9月1日预备立宪上谕一颁布，这里的立宪派人士就闻风而动，四处奔走联络，发起组织立宪团体。

（一）上海宪政研究会

宪政研究会发起于1906年9月中旬，较预备立宪公会为晚，但成立却最早。12月9日，召开成立大会，民主选举马相伯为总干事，雷奋为副总干事，夏清贻等为评议员。⁽³¹⁾有会员300余人。

该会“务求尽国民参预政事之天职”，在预备立宪期内“考查政俗，研究得失”，“俟实行立宪后，代表国民，赞助政府”。以“合群策群力，共谋所以利国便民”⁽³²⁾为宗旨。出版月刊《宪政杂志》，阐述宪政理论，介绍外国立宪情况。其所办事业有调查风俗，讨论国家大政，撰译论著，发表演说，条陈政见，赞助善举，提倡学务，振兴实业几个方面。它的学术气味较浓，却非单纯的学术团体，后来便直接投入了政治运动。

由于总干事马相伯担任了政闻社的总务员，许多重要成员包括雷奋都加入了预备立宪公会，因此1908年国会请愿运动过后，其活动就停止了。

（二）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从酝酿到成立，经过3个多月的时间，名称也是几经磋商最后确定下来的。

预备立宪公会的成立与岑春煊很有关系。岑春煊积极主张立宪，与立宪派思想上产生共鸣。为了促进立宪，取得立宪派的支持，与袁世凯抗衡，预备立宪上谕发布后，他就写信给张謇，因张不能常住上海，便把发起组织团体的责任交给了过去的属僚郑孝胥。1906年9月10日，他派亲信陆尔奎到上海会见了郑孝胥和刘垣等人，传达了他“欲立法政研究会，愿助开办费一万元，仍筹常费岁一千”的意见。郑孝胥同意，提议团体名称宜叫“国民会”⁽³³⁾。同月23日，郑孝胥、张謇、刘垣、沈同芳、王清穆、王同愈、陆尔奎等再次进行讨论，又提出成立宪政研究公会，与会者皆作发起人，各捐入会费50元。⁽³⁴⁾10月21日，郑孝胥、张謇等因9月1日上谕中有“使绅民明晰国政，以预备立宪”一语，确定会名为预备立宪公会。⁽³⁵⁾后来有关人员又作了多次研究。11月20日，岑春煊到达上海，捐款1万元，与郑孝胥等作了长谈。⁽³⁶⁾接着拟订了简章。

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愚园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员民主投票选举了15名董事，董事又选举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³⁷⁾

该会“敬遵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³⁸⁾为宗旨，“使绅民明晰国政，以为预备立宪基础”⁽³⁹⁾。每年召开年会一次，报告一年来的工作，确定下一年的工作重点，选举新的董事和正副会长。职员会每月召开两次，研究具体工作，重大事情由董事会议决。

1907年11月24日召开第二届年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连任正副会长。会董比上届增加6人。

在1908年12月6日的第三次年会上，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依然当选为正副会长。

1909年董事增至27人。次年初董事会选举会长，郑孝胥、汤寿潜均辞，遂选朱福诜为会长，张謇、孟昭常为副会长。

1910年2月，会董议决在北京设立事务所，称京事务所，上海事务所称沪事务所。京事务所的日常工作由孟昭常主持，一切重大问题仍经沪事务所董事会议决。孟昭常赴京后，汤寿潜再次当选为副会长⁽⁴⁰⁾，沪事务所驻会办事员由胡琪接任。(www.xing528.com)

1911年2月6日，预备立宪公会召开新年大会，并补行上年年会。因会员散处各地，此次选举改用通信投票方法，张謇当选为正会长，郑孝胥、张元济当选为副会长。⁽⁴¹⁾

简章规定，凡本国人年在20岁以上，赞成该会宗旨，均可入会。1907年会员只有百余人。1910年增至374人。⁽⁴²⁾

最初的会员以江苏、浙江、福建籍人士为多，并以实业、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为核心。李平书、周晋镳、许鼎霖、周廷弼、王震、徐润、朱佩珍、李厚礽、李厚祜、荣宗锦、荣宗铨、郁怀智、尤先甲、吴本善、夏瑞芳等都是经济实力雄厚的资本家，并在上海商务总会、总工程局和苏州商务总会担任重要职务。《时报》的狄葆贤、《中外日报》的叶瀚、浦东中学堂的黄炎培和杨斯盛⁽⁴³⁾，以及张元济等，均在新闻、文化教育界享有盛名。

在中青年中，以孟昭常、孟森、秦瑞玠、汤一鄂、邵羲、张家镇、雷奋、杨廷栋最为突出，他们均是留日学生，江浙知识分子中的翘楚，发表、编辑、出版了许多有关宪政的论著，热心宪政运动，该会的重大活动大都由他们策划和实行。

该会会员分布很广，遍及国内十余省以及香港、澳门、南洋各埠和海参崴。除江浙的名流外，江西咨议局议长谢远涵，安徽咨议局议长方履中，山西咨议局议长梁善济，四川咨议局副议长萧湘，吉林咨议局副议长庆山和松毓、文耆，广东的江孔殷、李戒欺，湖北咨议局常驻议员陈登山，奉天咨议局常驻议员刘兴甲等，都是相当著名的人物。此外还吸收了少数满汉官员。

分会仅有福建一处，设在福州，1909年3月成立，有会员数十人，会长为郭兆昌。⁽⁴⁴⁾

预备立宪公会的工作以筹备立宪事宜，推动朝廷立宪，提高人民的宪政知识为中心，同时兼做了一些其他事情。

其一，出版书刊，宣传普及宪政知识。1908年2月29日创办了半月刊《预备立宪公会报》。1910年2月议决设立京事务所时，决定停出《预备立宪公会报》，改出《宪志》旬刊，以表明其“志在立宪”，出版地点迁至北京。后考虑旬刊时间间隔过长，又易其名为《宪志日刊》⁽⁴⁵⁾，5月出版，由孟昭常主编，其最注重之内容为宪法、国会、官制、自治、政党等。次年2月，又议决改《宪志日刊》为《宪报》。

该会出版的书籍有邵羲译的《日本宪法解》、汤一鄂译的《选举法要论》，其余皆会员编著。孟昭常的《公民必读》、《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钱润的《地方自治纲要》，张家镇的《地方行政制度》，孟森的《咨议局章程讲义》，都畅销一时，风行海内，有的出了27版，有的出了10余版。仅官方和各团体直接向该会订购的《公民必读》就将近13万册。由于其“事业多注目于全国，故文字所及，几遍于各行省，往往有一通告辄遍发数百州县商会、教育会、劝学所者”⁽⁴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其二，开办法政讲习所。预备立宪公会为普及政法知识，1909年2月接办了原由江苏学会创办的法政讲习所，半年一期，招收各省学员，专门培养地方自治会议员、董事，并研究咨议局、资政院议员应有之学识。开设的课程以宪法、行政法、财政学、地方自治为主。1910年又增设了一年毕业的班次。

其三，推动地方自治的进行和咨议局的成立。这是该会工作的重点，其出版的书刊就侧重于这一方面。1907年张謇曾敦劝各地士绅学习法政，准备实行地方自治。1909年该会又催宪政编查馆迅速制定地方自治章程。并认为立宪期限能否缩短，最终要看人民的能力，故对筹办江苏咨议局特别卖力。1908年应各省士绅的要求，会中设立了通信部，以便统一《咨议局章程》的解释和施行方法。为把各省咨议局办好，还决定从1909年10月起，每周开谈话会一次，商榷咨议局议案；同时致函各省咨议局，征集议案，陆续在机关报发表，交流经验，互相启发。

其四，编订商法。鉴于中国向无商法，政府与外国签约不准商人过问，以致中国商人在对外贸易中吃亏太大，国家丧失利权，严重影响到工商业的振兴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认为国民有权参议国政，1907年7月，预备立宪公会特致函上海商务总会与商学公会，建议参预制定商法。上海商务总会与商学公会极表赞成，当即商请预备立宪公会主持其事，并函全国各商会推举代表，约期召开商法特别会议。预备立宪公会接受了委托，成立商法编辑所，聘秦瑞玠、张家镇、汤一鄂、孟昭常、邵羲为编辑。11月19日和20日，国内各商会和海外华商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商法特别会议，讨论研究了商法草案提纲，决定各商会推举1人参加评议商法草案，组织华商联合会。会后预备立宪公会加派人员一面调查商业习惯，一面翻译各国公司法理。经过两年努力，《公司法》和《商法总则》先后告成。1909年12月，各商会代表予以通过，并推举孟昭常和秦瑞玠赴京呈请农工商部和法律馆奏定为成文法律。

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商界比较隔膜，预备立宪公会打破积习，主动向工商界表示关怀，不仅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且也表明他们开始与本阶级的主体队伍相结合、并肩战斗了。通过这一结合，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舞台上显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的力量。

1911年以后，张謇因担任咨议局议长不能亲理会务，郑孝胥热衷于奔走官场，此时立宪派人士正在酝酿组织政党，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逐渐减少。武昌起义后不久即停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