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与中国政治改革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19世纪70年代，中国就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但发展非常缓慢。至20世纪初年，由于抵制外国货物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政府的鼓励，方获得较为迅速的发展。1900年以前，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约有156家，资本共5000余万元；1901年至1911年，全国新设立的厂矿激增至340家，资本达1亿元有余，数量和资本总额均为此前20余年的两倍多。纯粹商办企业的比重也有显著增长。1900年前，商办厂矿121家，约占资本总额的40％；1901至1911年，商办厂矿277家，占资本总额的60％。⁽¹⁾特别是1905年至1908年期间，发展突现一个高峰。集资兴办铁路和轮船也很突出，商办铁路公司遍及15个省区⁽²⁾，资本在5万元以上的轮船公司新设17家之多⁽³⁾。各省情况同样反映了这一趋势。以浙江为例，1904年以前共有民族资本企业15家，而1905年后四年新增设的即与其相等；资本1万元以上的工厂，1901年至1904年仅4家（包括1家官商合办），资本总额为21﹒4万元；1905年至1908年增至13家，资本总额为149万元。⁽⁴⁾其他如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直隶、福建、四川发展亦相当迅速。新式企业的迅速发展又推动了资本主义商业的繁荣。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增长，基本队伍的扩大，使其成长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

可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得到自由长足发展。帝国主义继续对华进行资本和商品输出，极力排斥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清政府虽然采取了鼓励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仍有许多阻碍、束缚，官府的刁难敲诈使一些投资者裹足不前，苛重的捐税窒息着企业的生机，关卡层层勒索的厘金制度更让商人畏如猛虎。张謇曾对人说：“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欲叛其上者非人理。”⁽⁵⁾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要求。他们希望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束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希望参与掌握政权，改革政治，保护本阶级的利益。但他们大都程度不等地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保持着某种联系，加之本身力量还不很强大，因而又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彻底性。

民族资产阶级是新生的向上的阶级，代表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有着光明的未来。但当他们还处于分散状态的时候，其先进作用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1904年1月清政府颁发《商会简明章程》，倡导商民在省会和商业繁华地区设立商务总会，中小城市设立商务分会，村镇设立商务公所，从而加速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凝聚。商会有处理商务诉讼的职权，负有调查商情，处理破产和倒骗，受理设立公司，申请专利，进行文契债券的公证等职责，亦可向商部提供建议，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故凡商业繁盛之处的商民均禀请设立。至1911年，全国除西藏和内蒙古以外，各省都设立了商会，计有总会56个，分会669个⁽⁶⁾，商务公所那就更多了。商务总会与分会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分会成立的呈文均经总会批复和呈转，也可提出修正意见和驳回；分会兴革各事，也报总会备案；与地方当局发生冲突时，分会总要向总会请求援助；总会有重大政治活动、推行新政、进行商情调查、征集货品时，亦取得分会的支持。这样民族资产阶级便以各级商会为纽带，形成了一个由大中城市直到乡镇的巨大网络，将力量集结起来。不仅如此，商会总理、协理和会董均由选举产生，议事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具有一定的民主性。通过商会，资本家受到了民主训练，增强了组织观念。1907年在上海参加商法讨论会的80余埠商会代表又倡议组织华商联合会，准备把全国各商会联为一体，进一步组织资产阶级的力量。

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凝聚力量，就在社会上表现了与众不同的姿态。他们并不以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势力不够强大而妄自菲薄，公开宣言：“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⁷⁾俨然将国家民族的命运系于己身。1905年上海资产阶级主动要求成立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实行自治，说明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之强和向封建政权夺权的愿望之烈。同年兴起的抵制美货运动则展现了他们的爱国反帝激情，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及其阶级意识自我认识的程度。

抵制美货运动发起于上海。1894年清政府在美国胁迫下签订了《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使限制华工、歧视虐待华侨合法化。1904年条约行届期满，清政府照会美国，声明期满即行废止，另订新约。美国拒不接受。寓美华侨唯恐清政府屈从，急电上海商务总会力加抵制。上海商务总会遂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热烈响应，为时8个月之久。在运动中，资产阶级以“国民全体”代表的资格向清政府声明，签订新约“必先布告国中，使国民全体公认，方可签字。否则续约虽订，吾国民决不承认”⁽⁸⁾。“换约谋及商人，或讶无此政体，此中国向来之说。若外国则素重商权，无一国不咨询后行，所以外交鲜有偾事。”⁽⁹⁾他们要求像外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参与国家事务，初步认识到自己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具备了独立的政治品格。尤为可喜的是，通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团结合群的重要意义。有人倡议在上海设立“国会总会”，各地设立支会，“以后国有大政与民同休戚者，均开大会以议决，上呈政府以备采择。苟有大违舆论之举，该会亦须切实力争，以匡不逮。如此则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¹⁰⁾。尽管这里所说的“国会”只是一个政治性团体，然而也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已经觉醒，懂得搞政治斗争必须要有本阶级的政治组织。

接着而来的收回路权、矿权爱国运动使民族资产阶级再次一试身手。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几乎都置身其中，发挥了领导、组织作用。通过斗争，资产阶级增长了力量，而更重大的收获是政治与组织觉悟的提高。他们认为，拒款并不是单纯地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还关系到国民的参政权：“借款成则民气摧，民权丧，政府日恢复其专制之势力”，“故预期他日立宪政体之成立，必自今日争回路权始”。争路权实为“专制与民权消长之机”⁽¹¹⁾。他们把本阶级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同国家民族的利益结合为一体，认识到本阶级在改革国家政治制度中承担的责任。为了保障拒款斗争的胜利和立宪的实现，他们越发感到结成团体的迫切性，说：“能结团体不特于铁路上有希望，于立宪前途正大有益。”⁽¹²⁾有的呐喊：“趁此时机能结合一团体，则大政党皆由此出，不仅于路事有裨也。”⁽¹³⁾

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觉醒为立宪派的壮大和立宪团体的建立创造了物质条件，奠定了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忙于经营者多，一般缺乏政治理论和思想武器，这就需要本阶级的先觉之士去探索研究，其政治上的进一步觉醒和行动也有赖于先觉之士去教育和导航。所以要了解立宪团体的建立，还应考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是由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知识、具有近代化政治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所构成的，立宪派最初的队伍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同清廷推行新政密不可分。1900年以前，中国派出的留学生极少，国内了解西学的人也屈指可数，可以说那时的知识分子大都是附着在封建主义之上的旧知识分子。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奖励游学，兴办学堂后，知识分子队伍开始了全面的转化。

日本是因学习西方而崛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向日本学习，等于向西方学习，又是近邻，费用较少；语言文字与中国相近，学习起来容易，因此官方派遣和自费出国的留学生主要集中在日本。1902年留日学生只有数百人，1903年为1000人，1905年猛增至8000人以上。后来虽然减少，但学生的素质提高了，学的都是专门学科。⁽¹⁴⁾中国学生的留学热恰好与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同步。这些留学生学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知识，耳濡目染的是资本主义发达的事实。经过几年的学习和思想上的新旧交锋，他们的知识结构基本改观，对自我价值重新作了审定，加强了社会责任感，大部分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思想意识随之发生根本变化，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之下，封建专制再无立足之地，要挽救中国不致灭亡，进一步富国强兵，只有铲除封建专制独裁政治。一部分主张采取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皇帝，实行民主立宪，属于革命派；一部分主张保留皇帝，进行和平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属于立宪派。开始两派的分野尚不很明晰，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革命与立宪的营垒才判然而分。这时留学生的数量剧增，在日本的立宪派除了原来的梁启超等人，又有一大批站到这一行列里来，不独有汉族学生，还有宗室八旗学生。

新知识分子的另一来源是国内旧知识分子的转化。1901年推行新政以后，官立、公立、私立的学堂渐次增多，至1905年明令废除科举制度，大力推广学堂，近代新式教育便完全取代了旧式教育。科举制度的废除堵塞了旧知识分子靠科举入仕的道路，他们不得不接受新的知识和思想，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谋取个人的出路。随着近代教育文化事业的兴起，学校教员和管理人员、各级办学机构和教育会，以及新闻、出版等界中的人员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也发生转换，成为新的知识分子。在校学习的广大学生受到新思想新知识的熏陶，更多地成长为一代新的知识分子。在这些新的知识分子中，也有一部分是赞成君主立宪的。(www.xing528.com)

总之，立宪派的阵容比过去壮大了。

立宪派非常重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把实业看成富国强兵的基础。他们对“世界公共之利无一能为吾国人所有，而吾国固有之利几尽为他国人所夺”，“漏卮日大，脂膏日竭”的情况痛心疾首，忧心如焚。指出，“欲振兴中国”，“欲求为立宪国”，“舍兴商业，其道末由”，“中国宜求为工业国”⁽¹⁵⁾。“实业不兴，国家无向荣之望，人民无苏息之机，安能振曜精魄，出与列强相见，以少遏其滔天之势，保吾完全独立之国乎！”⁽¹⁶⁾他们要求政府彻底改变以商为贱的偏见和抑商政策，奖励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呼吁国民将全力倾注于实业，“举一国之实业而提倡之，通力合作，以自养者自保”⁽¹⁷⁾，夺回利权，挽回国运。同时提出许多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建议。梁启超说：振兴实业，“首须确定立宪政体，举法治国之实，使国民咸安习于法律状态。次则立教育方针，养成国民公德，使责任心日以发达。次则将企业必需之机关一一整备之，使无缺。次则用种种方法，随时掖进国民企业能力”。而最根本的则在于“改良政治组织”，即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¹⁸⁾其他立宪派人士也把振兴工商业的根本措施归结为政治问题。有的说，宪法不立，民权难伸，“商权亦无由振”⁽¹⁹⁾。有的说，美国之所以实业发达，就在于国民享有较多的自由权利。⁽²⁰⁾张謇说：“非朝廷力持宪法，笃守大信，巩固臣民权利，不能使实业振兴。”⁽²¹⁾他们极为看重资产阶级，将其视为全国的枢纽，社会的脊柱，人种的命脉。积极鼓励资产阶级参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甚至主张资产阶级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向政府夺取权力：“政府财用日益穷乏”，“必有乞命于商之日，此时各省商民固可乘巇以要政权也。”⁽²²⁾还有人主张倡办国民路矿协会，发展经济实力，操纵政权：“握全国之财政权，即可以左右全国而操纵之，制政府之死命，钳疆吏之威权。”⁽²³⁾

立宪派这些言论说的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肺腑之语，代表了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绝非仅仅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而不利于中下层。

民族资产阶级的阶层如何划分，没有一定的标准。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不论如何划分，上层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属于中下层。据官方统计，1912年（含当年）全国共有工厂20749家，其中使用原动力的363家，非原动力的20386家。7名至30名工人的工厂18212家，30名至50名的990家，50名至100名的798家，100名至500名的514家，500名至1000名的181家，1000名以上的54家。⁽²⁴⁾如果把使用原动力的资本家算作上层，那么在全部企业主中占1﹒75％；如果把具有500名以上工人的资本家算作上层，则只有235家，占全部企业主的1﹒13％；即使把具有100名以上工人的资本家算作上层，也不过749家，占全部企业主的3﹒61％。在其他企业和商人中，没有可靠的统计资料，估计情况当与此类似。上层资本家是如此之少，直接参加立宪运动者更微不足道了。从事立宪运动的主要是中下层群众。上层人物固然反映本阶层的愿望，中下层群众同样反映本阶层的愿望，倘若立宪仅仅代表上层的利益，广大中下层群众是不会跟着上层人物跑的，响应立宪号召的就寥寥无几，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遍及全国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了。再者，立宪运动的领导者及中坚力量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少数资本家，但其知识结构也已资产阶级化），他们的经济地位不能同上层相比拟，绝不会只为上层人物着想。“忘记下面一点就会犯错误，这就是：这种知识分子比较能够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的广义的根本利益，而这种利益同单纯是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暂时的狭小的利益是不同的。”⁽²⁵⁾立宪派的阶级基础绝不仅仅是上层，而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不应把眼光完全局限于张謇等几个人物身上。

同立宪派一样，革命派的阶级基础也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而不仅仅是其中下层。“资产阶级革命反映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基础。因此，这个革命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²⁶⁾革命派与立宪派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主张铲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根本宗旨相同。既然如此，两派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及其阶级基础就应该是完全相同的。正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本分辨不清阶层的界限，才会有各阶层的人士分别加入两个派别，才会有某些地区两派人士的密切关系，才会有两派人士不断地向对方阵营转化，也才会有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出现的两派联合。否则，是难以解释清楚这些现象的。

“国家的统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在有这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就用这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在有另一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又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但实质上政权总是操在资本手里，不管权利有没有资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反正都是一样。”⁽²⁷⁾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不论民主程度高低，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政权代表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²⁸⁾。资产阶级的政体形式与其某一阶层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不能认为某一形式是某一阶层利益的表征，例如说君主立宪代表上层的利益，民主共和代表中下层的利益。近现代的世界历史业已证实，美国、法国、瑞士模式的民主共和制度，从未仅仅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英国、德国、日本模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也从未仅仅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前者既不是中下层的唯一选择，后者也不是上层的唯一选择。因此，由政体形式而断言它代表资产阶级哪个阶层的利益和阶级基础，在理论上难以令人折服，在历史上也难以找到坚实的依据。

两派的社会基础还要广泛一些。革命与立宪运动都是旨在变革封建专制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社会革命，而民主是有利于人民的，必然会得到本阶级以外的群众特别是城市市民的支持拥护。因而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能够接受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参加立宪运动。

立宪派都由封建知识分子转变而来，不少人出身于官僚或地主家庭，获有旧的功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一些封建思想意识，同本阶级的基本群众一样，他们也不能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决裂，在斗争中往往温情脉脉，容易退让妥协。

由于清廷对集会结社一向悬为厉禁，立宪派队伍壮大后没有立即建立政治团体。1906年9月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旨，立宪派以为朝廷既有立宪之意，就不能不学立宪国家的样子，允许政党、社团存在，于是着手筹组，立宪团体应时而生。

为什么要建立立宪团体呢？就是为了促进立宪的实现。其具体理由，政闻社有个说明，颇能代表一般立宪人士的想法，这些理由归纳起来就是：第一，只有政治团体的舆论才有价值，才能贯彻执行。铲除专制政府，必须要有大多数国民表示态度，给政府造成强大压力，使之难于抵抗。但实际情况是，一部分国民想表态而无其途，一部分虽表态而仅代表个人，价值不大。结成政治团体，有了机关，才能形成有价值的社会舆论，并设法加以贯彻执行。第二，只有政治团体才能承担起对国民进行宪政教育的责任。立宪政治就是国民政治，欲求其实现，必须使国民关心政治，对政治好坏有判断常识，具有参政能力。这种提高国民政治素质的责任是任何个人无法担负的，只有政治团体有此能力。第三，改造监督政府，召开国会，必须掀起一个极大的国民运动，发动国民竭力要求，这一工作也只有政治团体才能胜任。第四，为组织政党、培养政党的执政能力作准备。将来召开国会后，必定出现政党，团结多数议员，监督政府，实行政党政治，直接执掌政权。这种能力现在就要培养锻炼，而立宪团体就是政党的雏形。⁽²⁹⁾

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立宪派的阶级基础，立宪团体必然首先出现在立宪派集中和资产阶级势力雄厚的地方，中国上海、广州，日本东京最早建立了立宪团体，便是这个缘故，吉林、湖南亦然。但也不是绝对的，贵州的情况就有些特殊。下面把首批建立的立宪团体分别作些介绍。为了叙述的方便，避免重复，有关各立宪团体参加国会请愿的问题，均留待下面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