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加紧筹备
（一）革命与外患的震惊
在1906年9月至1907年7月这段时期，清政府的筹备立宪工作主要集中于改革体制，其他方面甚少进展。
清政府认为教育是立宪的基础，比较注意发展近代教育事业，学部派遣一些人员赴西方国家和日本进行调查考察，制定了一些章程，数次研究了推行强迫教育，做了一些初步工作。
司法方面仅有天津地方的试办。1907年3月天津府高等审判厅、县地方审判厅和乡谳局成立。由于袁世凯的指导思想是“于变通旧法之中，寓审慎新章之意”(125)，搞得不伦不类。中央的法部与大理院为权限之事纠缠不清，后请教梁启超，方作了妥协划分，增改了大理院官制，并着手拟订审判章程。
直隶、奉天地方自治的试点稍有成绩。
直隶、奉天奉命试点为1905年8月。袁世凯决定先在天津府试办，为此设立自治局，派员筹办。为解除误会，自治局首先在城区和四乡开展宣讲工作，使人了解自治的利益和方法。同时编印法政官话报，分发府属州县学习，并将自治知识编成白话，广为张贴。为培养自治人才，局内又设自治研究所，令各县选送绅董入内研究学习。1906年11月，袁世凯令自治局在天津县试办议事会和董事会。自治局组织了由各界代表和局员在内的自治期成会，讨论通过了试办章程。1907年4月开始划分选区和选举的宣传活动，以后进行了议事会的初选和复选。8月18日天津县议事会成立，李士铭和王劭廉当选为正副议长。同月30日，袁世凯奏请以天津县自治为模范，计划全省自治，三年一律完成。另外，还饬令分期分批组织各州县士绅赴日本考察地方自治。天津的试点为在全国推行提供了经验，此后各省举办地方自治多以天津为榜样。(126)
奉天人民在日俄战争期间曾在部分地区自发地组织起来，实行自治。如1904年8月兴京厅和海龙府的绅商就创立了东三省保卫公所，“保卫本地商民之生命财产”，公选职员，民主议事，负责本地立法、裁判诉讼，与日俄交涉，管理公款，抵御外侮。(127)1905年3月，经日本军政署允许，袁金铠在辽阳联合46村成立了公议局，实行自治。另有40余村也成立了公议局。
1906年12月，奉天设立了全省地方自治局，1907年2月开办了调查员养成会，接着又开办自治研究所。1908年2月，自治局召集各府厅州县商会代表、劝学员等开会，讨论了自治办法。5月间开办了自治讲习所，培训自治人员。
光绪对预备立宪的进展很不满意，斥责各级官员办事不力。1907年7月6日，光复会的核心人物之一徐锡麟在安庆率巡警学堂学生起事，将巡抚恩铭击伤，恩铭旋即死去。起事虽然马上遭到镇压，但对清廷震悚很大，筹备立宪的工作也为之一变。
清廷预备立宪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消弭革命，革命派因反对立宪而加速起事，而起事反过来又促进了预备立宪，客观上成为预备立宪的动力。所以立宪派认为像徐锡麟这样的革命党人对于中国前途来说，不是可悲，“实为可贺”。“可贺者何？贺其鞭策我政府速行立宪也。”(128)事实确也如此。奕劻“闻皖恩铭被戕警耗，大惧，以为实行预备立宪，庶可免暗杀之患”(129)。对慈禧、光绪说：“欲弭革命之叛乱，舍实行立宪主义，实无良策。盖此辈无他术，只以中国为专制政体，专以压制为惑人之术，我若及早颁布实行，则革匪无术以惑人。”(130)端方电铁良说：“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不如放开手段，力图改良，以期有益于天下。”(131)
徐锡麟起事直接促成了朝廷加速预备立宪的决心和步伐。7月8日，谕令除原许专折奏事者外，其他官员和人民均可条议预备立宪之方，施行之序，“官民均应讲求，务使事事悉合宪法”(132)，开始承认人民有参议国家大政的权利。
此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10日，日本与法国签订了日法协定。通过换文，确定了两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法国为两广、云南，日本为福建、东北。7月19日，日本逼迫朝鲜国王李熙让位于太子李坧，24日又与朝鲜外交大臣签订新约，使日本驻朝统监成为朝鲜政府的太上皇。7月30日，原为敌国的日本与俄国也签订了日俄协定。8月31日，英国与俄国又签订协定，俄国承认英国在西藏具有特别利益。三个协定促成了过去日英同盟和俄法同盟的合作及日俄法英4国的妥协，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日本的吞并朝鲜政策，更直接造成对中国东北的威胁。这些都极大地震撼着中国人民的心灵，也影响着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实施。
官员应诏陈言，反对立宪者少，要求迅速宣布立宪年限者多。于是，朝廷接二连三地下令，立宪的筹备工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
（二）措施种种
清廷为加快筹备工作，除迭次命令各级官员速设宪政研究会和法政学堂，讲求、调查宪政，培养、推荐立宪人才外，还采取了如下措施。
1．改组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
1906年10月19日，考察政治馆始启用关防。由于任务不重，同年12月初又将会议政务处（11月改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的工作并入该馆。奕劻等认为，预备立宪的入手方法，“总以研究为主，研究之要，不外编译东西洋各国宪法，以为借镜之资；调查中国各行省政俗，以为更张之渐。凡此两端，皆为至当不易、刻不容缓之事。”因此于1907年8月13日奏请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由军机大臣总理其事，将会议政务处事宜改归内阁办理。(133)同日奉旨俞允。
8月24日，奕劻奏准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宪政编查馆归军机大臣直接领导，性质类似立宪国家责任内阁的法制局，与资政院的关系是“一司编纂，一主赞定”，资政院成立后，该馆“核定之稿送由院中陆续议决”(134)。其任务是：议复奉旨交议有关宪政折件，承拟军机大臣交付调查事件；调查各国宪法，编订宪法草案；考核法律馆所订法典草案，各部院各省所订单行法及行政法规；调查各国统计，汇集全国统计表及各国比较统计表。组织编制设提调2员，综理馆中一切事宜。总核2员，负责稽核各项奏咨文牍及官报事件。下置编制、统计两局，另有官报局等。为使该馆将来编订各种法案有所依据，10月22日，奕劻等又奏请让各省设立调查局，考察调查本省民情风俗、历史现状，随时汇报编查馆。同日，谕令各省设立调查局，中央各部院设立统计处。10月26日，《政治官报》创刊，除军机、外交秘密，凡立法、行政之上谕，官员奏折及咨牍，各项章程等等，均予选登。旨在公开庶政，让官民传观研究，增加透明度。
宪政编查馆提调由原考察政治馆提调宝熙、刘若曾担任。12月3日复将其他人员配齐。主要人物有：总核王庆平、曹广桢，编制局正副局长吴廷燮、章宗祥，统计局正副局长沈林一、钱承，官报局局长华世奎，总务处总办左孝同；编制局正科员汪荣宝、曹汝霖、恩华，统计局正科员延鸿、林棨、陈毅。副科员之中，留学归国的法政学生几乎占了一半。1908年4月20日，杨度经袁世凯和张之洞推荐，被赏加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135)5月23日，劳乃宣亦被授为同样职衔。
改组宪政编查馆体现了政府对预备立宪的重视，从此预备立宪有了专门机构预筹，军机大臣有了决策的帮手，过去茫无头绪的现象将有所改观。可是，由于馆内东西洋留学生皆有，所学各异，主张各别，俨然分为两派，有的还为利禄所诱，成为当权者的应声虫，以致削弱了它可能发挥的作用。
2．再派大臣考察宪政
对于宪法，五大臣出访时注意到了，但未进行深入的考察。现在筹备立宪，制定宪法为首要一着，故又有人提出考察宪法问题。1907年7月28日，袁世凯奏陈说，在立宪国中，德国与日本最与我国相近，应派大臣分赴两国“专就宪法一门，详细调查”(136)。政府认为，到德日考察是必要的，然英国为西欧立宪之祖，也不能遗漏。于是9月9日，朝廷特简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邮传部右侍郎于式枚、学部右侍郎达寿分充出使英德日考察宪政大臣。
11月底以后，达寿、于式枚、汪大燮先后出京考察。1908年3月23日，朝廷命达寿回京供职，改以出使日本大臣李家驹代之。
3．筹办代议机关
中央体制改革时已经确定在中央设立资政院，但直到1907年6月岑春煊奏请，均未引起足够重视。恩铭被刺以后，7月25日，袁世凯又奏请迅速设立，以“采群言”，说“预备立宪之方，莫亟于此”(137)。8月11日，赵炳麟提出，“资政院宜实有议院性质”，议案得多数同意者，“政府不得拒绝”；政府违法失政，多数同意弹劾者，“必付行政裁判官评议，其重大者，政府不得居其位”(138)。12日，徐定超亦请迅设上下议院。9月18日，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认为，资政院“选举之途略狭，权责之寄太轻”，国会为“宪政之精髓”，不如“径开国会”，奏请在设立责任内阁的同时，“创立国会，以重监督政府之权”(139)。
会议政务处同意袁世凯的意见，否决了赵炳麟的意见，认为议院与政府立于对等地位，不应有所偏重，“今以资政院为议院基础，藉为政府之监督，在宪法未定、议院未立之时，组织办法，应使彼此相维，先使议政、行政权限分明，庶无凌虐之弊。”(140)
根据会议政务处的意见，1907年9月20日朝廷颁谕说：“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著派溥伦、孙家鼐充该院总裁。所有详细院章，由该总裁会同军机大臣妥慎拟订，请旨施行。”(141)任命溥伦、孙家鼐为总裁，资政院的筹备工作有了具体负责人。
9月25日，正副都御史陆宝忠、伊克坦、陈名侃认为资政院类似各国的上院，奏请改都察院为“国会”，以立下议院基础，下议院议员由都察院中简充，并由各省督抚保荐2至3人共同组成。同时设立省、县、市议会。三四年后再将资政院、“国会”改为上下议院，下议院议员由选举产生。(142)这个意见遭到都察院全体御史反对。御史们认为陆宝忠等所奏大失立宪精神，10月6日由忠廉领衔联名上奏说，议院与都察院性质不同，作用绝异，强附都察院以下议院之名，不唯得不到下议院精神，而且会失去都察院的作用，为害极大。应“详议组织国会之法，酌定召集国会之期，扫除一切以察院代国会、以保荐代投票之谬说，务使下院特别设立，不失民选之义”(143)。
10月22日，会议政务处讨论此事。认为资政院已“参合上下两院之制”，预备立宪“自有此必循之阶级”，“所以不遽开国会者，非靳之也，盖有待也”。“谏官与议员体制不同，万难混合”，否定了陆宝忠等的意见。至于忠廉等所奏设立议院，“应俟资政院办有规模，再当审时度势，次第推行”(144)。
11月12日，又有湖南举人萧鹤祥呈请代奏速开国会。
迟至12月15日，会议政务处方议复程德全和萧鹤祥请开国会折呈。他们仍然坚持：“今资政院既经议设，实为议院之基础，并非贵族之更名，并令各省酌开董事会、议事会，以办理地方自治，应俟议事会、董事会办有成效，再行议开国会，庶免欲速不达之弊。”(145)政府认定，立宪必须循序渐进，分阶段步骤，只能先设资政院，预立议院基础，过几年后再审时度势，考虑召开国会问题。
1908年1月20日，朝廷简派景星、俞廉三、丁振铎、曹鸿勋、陆元鼎协理开办资政院事务。3月15日，又派宝熙、沈云沛帮办资政院开办事务。同日，资政院奏调顾璜、汪荣宝、程明超、俾寿、赵炳麟、章宗祥、曹汝霖帮助拟订院章。
1907年7月上旬，民政部为开创风气，树立预备立宪基础，特饬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倡导地方自治，组织自治局和自治研究所。8月，又通咨各督抚仿照直隶办法，择地试办。
朝廷认为，“议院言论之得失，全视议员程度之高下。非教育普及，则民智何由启发；非地方自治，则人才无从历练”。为使“议院早日成立，宪政可期实行”，特于9月30日命学部统筹普及教育善法，民政部妥拟自治章程，“随时切实稽查，立为考成，勿任空文塞责”(146)。
在民政部迭次督催下，一些省开始筹办地方自治。1907年，浙江开办了全省地方自治会。广西设立全省自治局，附设自治研究所。广东成立了自治期成会。江苏在江宁设立筹办地方自治总局，并附设自治研究所、实地调查所，次年又在苏州设立了另一个自治局（督抚不同城，总督驻江宁，巡抚驻苏州）。1908年，湖北也设立全省地方自治局和武汉公民养成所，在法政学堂附设自治研究班。徐世昌札饬哈尔滨道设立中国自治局。湘抚岑春蓂札饬长沙府开办地方自治。其他省也跟着行动起来。
1907年10月19日，朝廷以为资政院设立以后，各省“亦应有采取舆论之所，俾其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材之阶”，又正式通谕督抚在省会速设咨议局，慎选官绅创办。同时将“各府州县议事会一并预为筹画，务期取材日宏，进步较速，庶与庶政公诸舆论之实相符，以副朝廷勤求治理之意”(147)。
4．消除满汉界限
革命运动逐渐高涨的原因之一，就是满汉畛域即两族人民存在着不平等的问题。清王朝入关伊始，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歧视防范汉人。以后随着满族人民的不断汉化，民族压迫亦趋缓和，可是彼此之间的界限并未消除。以官缺而论，有专为满缺者，有满汉并用者。中央体制改革以后，尽管各部院尚书侍郎不再分别满汉，各旗都统、驻省将军等这些专为满人而设的官缺也开始兼用汉人，而实际情况改变不多。官缺的升转满汉还存在着差别，为镇压汉人反抗而设的各省驻防依然未撤。汉人纳税，满人皆著兵籍，义务很不均衡。满汉刑律也不一致。这些都说明清朝统治者狭隘的民族偏见相当牢固。革命派就是利用这些事实和顽固守旧的满族亲贵散布的排汉言论，掀起革命排满运动的。当然，革命并非单纯的排满，然而排满几乎成了革命的同义语。
革命潮流的激荡使许多人认识到，要消除革命，必须消灭满汉界限。中央体制改革前端方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恩铭被刺后又有一些人提出新的建议。朝廷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1907年8月10日下令让中央地方各衙门筹划全部化除满汉畛域的办法。
严格说来，一国之内的民族政策并不属于宪政的范畴。可是，立宪政治是平等的政治（虽然不会有真正完全的平等），要求全国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受同等的权利，担当同等的义务。如果各民族间的不平等差别不消灭，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是实现立宪政治的一个先决条件。清廷下令研究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固然是为了消除革命，与立宪同样有极为重要的关联。他们把化除满汉畛域作为预备立宪的措施之一，是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做出的，也是应当的。
化除满汉畛域得到绝大多数满汉人民的拥护，许多满汉官员都积极贡献了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大体有：官缺不分满汉，用人唯才，划一满汉官员晋升办法，黜陟赏罚一律；裁撤驻防，取消旗档，编为民籍，归州县管理，旗丁分年裁撤，发给钱粮，自谋生计，或由国家筹办实业，安置旗民；移驻京旗屯垦东三省荒地；废除满人专律；满汉通婚，学生同校；礼俗一致；变通满人姓氏等。总之，满汉一切都要同样，不能再存任何界限差别。
朝廷的态度比较坚决，一方面劝导极少数思想不通的旗民，一方面采取措施。9月27日谕令各省督抚会同将军、都统，查明驻防旗丁数目，妥拟章程，先就驻防原有马厂、庄田各产业，分划区域，计口授地，责令耕种；如不敷安插，再于农闲季节在驻防附近以时价购买田地，每年按旗丁的1／10或再少一些授给领种，逐渐推广。所授之地严禁典售，以所授田地多少，作为裁撤口粮标准。旗丁归农以后，丁粮词讼统归地方官治理，一切与平民无异。同时要认真举办各项实业和教育，扩大旗丁谋生之计。一定要破除情面，实力奉行，不得听任旗人“挟持私见，阻挠大计”，“期于化除畛域，共作国民”(148)。10月9日，又令礼部和修律大臣议定满汉通行的礼制和刑律，“用彰一道同风之治”(149)。这些办法对密切两族人民的关系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袁世凯又一次提出责任内阁问题，但多数官员认为没有立法和监督机关，不能组建责任内阁，主张与议院同时设立。会议政务处则以为现在军机大臣、各部大臣皆已参加会议政务处会议，“出则为各部行政长官，入则为内阁政务大臣，衡之各国中央合议之制，已有初基”(150)；况各项立宪制度尚未确定，单独组阁亦非其时。组阁之事就此搁置。
【注释】
(1)《读十四日上谕书后》，载《时报》，1905年7月18日。
(2)参见康继祖：《豫备立宪意见书·中国立宪原起》，3页。
(3)《时报》，1905年8月4日。
(4)《时报》，1905年8月5日。
(5)列宁：《怎么办？》，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6卷，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4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7)《时报》，1905年9月29日。
(8)《时报》，1905年10月9日。
(9)《时报》，1905年9月25日。
(10)《论出洋五大臣临行遇险事》，载《大公报》，1905年9月26日。
(11)《申报》，1905年9月28日。
(12)《张謇日记》，乙巳年八月二十六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
(13)《汪康年师友书札》一，837页。
(14)《时报》，1905年11月2日。
(15)《汪康年师友书札》一，837页。
(16)张謇：《年谱》，13页。
(17)一档档案：《内阁学士吴郁生奏变法宜统筹全局折》，录副奏折档，6号。
(18)《大公报》，1905年11月4日。
(19)参见《大公报》，1905年11月7日；《时报》，1905年11月14日。
(20)《光绪朝东华录》，5434页。
(21)康继祖：《豫备立宪意见书·奏章》，4～6页，题为《出使各国大臣会衔奏请宣布立宪折》。《辛亥革命》（四）的编者署“载泽等”所奏，造成张冠李戴的错误。现仍有论者不加深察，沿用此说。参见拙作《〈出使各国大臣会衔奏请宣布立宪折〉非载泽等所上》，载《社会科学研究》，1989（2）。
(22)《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40页。
(23)一档档案：端方档，函字100号。
(24)一档档案：端方档，370号。
(25)《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6页。
(26)同上书，11页。
(27)同上书，14～15页。
(28)同上书，18～19页。
(29)载泽：《考察政治日记》，127页。
(3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7页。
(31)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83页。
(3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9～10页。
(33)同上书，13～14页。
(3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23～24页。
(35)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111页。
(36)同上书，249页。
(37)《回京复命胪陈应办事宜折》，见《考察各国政治条陈折稿》。
(38)《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见《端忠敏公奏稿》卷6。
(39)参见《时报》，1906年6月16日。
(40)《中华报》，1906年8月20日；《汇报》，1906年8月15日。
(41)《论今人民对于立宪之责任》，载《时报》，1905年9月8日。
(42)舜修：《论立宪当有预备》，载《东方杂志》，第3年第3期。
(43)杨逸等：《上海市自治志·大事记》甲编，1页。
(44)《汪康年师友书札》一，837页。
(45)参见杨寿枏：《吁请立宪折（代考察政治大臣泽公拟）》，见《思冲斋文别钞》，1～2页。载泽所上原折迄未查到，仅发现这个代拟折稿。杨寿枏为载泽出国考察时的随员，负责起草折稿，所言当能反映载泽的思想。
(46)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272页。
(47)参见戴鸿慈、端方：《回京复命胪陈应办事宜折》，见《考察各国政治条陈折稿》。
(48)《端敏忠公奏稿》卷6。
(4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107～108页。
(50)《立宪论》上，载《华字汇报》，1906年9月23日。
(51)《镇国公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见《宪政初纲·奏议》，4～7页。
(52)《余肇康致止公相国函》，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五日。
(53)《宪政初纲·奏议》，7页。(www.xing528.com)
(54)参见《立宪纪闻》，3～4页，见《宪政初纲》。
(55)陶湘：《齐东野语》，见陈旭麓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28～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56)《忘山庐日记》下，914页。
(57)《汇报》，1906年10月17日。
(58)《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43～44页。
(59)《汤寿潜致瞿中堂函》，光绪三十二年。
(60)《论实行立宪不定期之善》，载《南方报》，1906年9月4日。
(6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100页。
(62)《论报馆恭祝立宪》，载《申报》，1906年9月16日。
(63)《敬注十三日上谕》，载《南方报》，1906年9月3日。
(64)《郑苏龛京卿演说稿》，载《申报》，1906年9月17日。
(65)《马相伯观察演说词》，载《时报》，1906年9月18日。
(66)《京话实报》，1906年第53号。
(67)载《华字汇报》，1906年9月20日。
(68)一档档案：《威海卫商学界呈泽公、宪政大臣电》，外务部档，4746号。
(69)松隐居士：《〈立宪盛典〉文牍论说初编序》，见《立宪盛典》。
(70)《申报》，1906年10月2日。
(71)参见《宪政初纲·奏议》，7～9页。
(7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404～405页。
(73)《时报》，1906年9月30日。
(74)陶湘：《齐东野语》，见《辛亥革命前后》，29页。
(7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76)《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421～423页。
(77)参见上书，427页。
(78)参见上书，410、429～430、433页。
(79)参见上书，419页。
(80)参见上书，152～157页。
(81)参见上书，139～140页。
(82)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见《心太平室集》卷8，38页。
(8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125、441页。
(84)参见一档档案：《申明厘定官制要旨折》，朱批奏折档，109号。
(85)《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463～465页。
(86)《论今日时局之危》，载《申报》，1906年12月6日。
(87)英敛之：《新年颂》，见《也是集》，35页。
(88)《梁启超年谱长编》，368页。
(89)《梁启超年谱长编》，368页。
(90)《东报对于改革官制之批评》，载《申报》，1906年11月22日。
(91)《龙头蛇尾之改革》，载《时报》，1906年11月20日。
(9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127～128页。
(93)赵炳麟：《谏院奏事录》卷1，18页。
(94)《光绪大事汇鉴》卷12，3～4页。
(95)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8，36页。
(96)《资政院官制清单》，见《改正官制原奏全录》。
(97)《宪政初纲·官制草案》，57～58页。
(98)《清史稿》本传。
(99)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卷4，8页。
(100)《汪康年师友书札》一，895页。
(101)《厘定官制大臣致各省督抚通电》，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见《各省督抚请厘定官制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102)各督抚将军的复电见《各省督抚请厘定官制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10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505页。
(104)《光绪朝东华录》，5670页。
(105)参见《光绪朝东华录》，5670页；《东三省督抚办事要纲》、《东三省职司官职章程》，载《申报》，1907年5月29日～6月1日。
(106)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503～510页。
(107)《陆宗舆致端方函》，五月六日，见《端方存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108)《汪穰卿先生传记》卷4，6页。
(109)岑春煊：《乐斋漫笔》，见《近代稗海》，第1辑，100、10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10)一档档案：《袁世凯致端方电》，端方档，354号。
(111)《光绪朝东华录》，5660页。
(112)《忘山庐日记》下，1019页。
(113)《汪穰卿先生传记》卷4，8页。
(114)一档档案：《袁世凯致端方电》，端方档，354号。
(115)《光绪朝东华录》，5681页。
(116)《袁世凯致端方密札》，见《汪穰卿先生传记》卷4，10页。
(117)《汪穰卿先生传记》卷4，13页。
(118)金梁：《光宣列传》224，6页；《清史稿》卷437，《瞿鸿禨传》。
(119)一档档案：《直隶总督袁世凯密陈管见十条清单》，光绪三十三年六日十六日，军机处朱批档，宪政专题，114号。
(120)一档档案：《袁世凯致端方电》，端方档，354号。
(121)《国闻备乘》卷3，12页。按：史料记载此事多有异同，此取胡记。
(122)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一日。
(123)《忘山庐日记》下，1069页。
(124)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见《心太平室集》卷8，40页。
(125)一档档案：《袁世凯专设审判由天津试办由》，军机处朱批档，宪政专题，143号。
(126)关于天津自治的资料，参见《天津自治局文件录要》、《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见甘厚慈编：《北洋公牍类纂》卷1、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719～721页。
(127)参见《创立东三省保卫公所章程》，原载《时报》，转见《北京报》，第50册，3～5页。
(128)《大公报》，1907年7月16日。
(129)《皖变始末记》，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44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30)《盛京时报》，1907年7月16日。
(131)《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444页。
(13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44页。
(133)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45～46页。
(134)同上书，48页。
(135)许多记载及论著均说杨度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实误。杨初为“行走”，未定职务，后明确为“参议”，兼充增设的考核科会办。彭剑先生查阅档案后指出，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杨度又兼任了考核科总办。
(136)《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202页。
(137)一档档案：《直隶总督袁世凯密陈管见十条清单》，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军机处朱批档，宪政专题，144号。
(138)《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512页。
(13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255、258页；下册，606页。
(140)一档档案：《会议政务处议复赵炳麟奏组织内阁宜确定责任制度折》，会议政务处档，19号。
(14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606页。
(142)参见上书，606～608页。
(143)同上书，617～619页。
(144)一档档案：《会议政务处奏议复都御史陆宝忠等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折》，录副奏折档，光绪三十三年，6号。
(145)一档档案：《会议政务处奏议复萧鹤祥请开国会折附片》，录副奏折档，光绪三十三年，6号；《会议政务处议复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胪陈管见折》，宪政编查馆考察筹备宪政档，48号。
(146)《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78，7页。
(147)《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667页。
(148)《光绪朝东华录》，5740页。
(149)同上书，5745页。
(150)《政务处奏会议袁世凯奏密陈管见折》，载《盛京时报》，1907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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