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根本变革在于立宪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同英、美、日、俄、法、德、意、奥和比利时、西班牙、荷兰11个国家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人民的灾难愈益严重，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
条约签订以后，沙俄十余万军队赖在东三省不走。1902年清政府与俄国订立《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分三期撤出，半年一期。至期，俄国非但不撤军，反而提出应在东三省享有七项特殊权益，在旅顺设立远东都督府，重新进占奉天（今沈阳），猖狂地进行军事威胁。俄国势力的扩张与日本的侵华政策发生尖锐冲突。英国在1903年11月派遣侵略军进攻西藏地区。与此同时，英、美、日等国通过修订航行条约，扩大在华权益，对中国实行经济渗透，掠夺铁路、矿山，使中国危机四伏，濒临绝境。
清王朝并不完全甘心受帝国主义欺凌摆布，实行新政亦有其自强自救的主观愿望在内，故三令五申催促各省实行，在兴办实业、教育、留学、编练新军诸方面也确实取得一些成绩。但由于戊戌党祸的教训，官吏以为慈禧深恶变法，不过借行新政以塞众望，认真举办者少，徘徊观望敷衍塞责者多，因而成绩不太显著。
经过了戊戌变法特别是八国联军之役以后，人民期望实行重大的根本的政治改革，而清政府抛出的竟是一套早被维新派批判过的洋务派货色，自然满足不了人们急欲改变国家贫弱面貌的心理需求。维新派人士眼见“新政”不过如此，极为愤怒，以致把“新政”的成绩全盘抹杀，一概斥之为“有名无实”，“枝枝节节”。他们深知“衣裳欲新人欲旧”(17)的欺骗性和“以旧人行新政”(18)的荒谬性，深知“新政”无裨于国强民富，因此，迫切要求在政治上来一番根本改革。于是，君主立宪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与革命思潮同时在中国兴起了。
（一）梁启超的思想和保皇会的活动
大力宣传君主立宪思想的首先要推梁启超。此时梁启超的思想经常处于“保守性与进取性交战于胸中”(19)的状态，时而发表赞扬民族主义、破坏主义、排满的文章，时而阐扬君主立宪的理论。
梁启超第一次阐述君主立宪主张是1901年6月7日发表的《立宪法议》(20)。此文说，现在世界上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种政体。“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是由各国的历史情势不同造成的，但“同为民权”。宪法“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君主、官吏和人民必须“共守”。三种政体比较而言，君主立宪最为理想。因为民主立宪施政方略变易太快，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对国家不利。君主专制视民如草芥，人民疾君如寇仇，人民极苦，君亦极危，治日少而乱日多。而君主立宪国家的君位承袭皆有一定，权奸无篡位之隙可乘；君主发号施令和大臣进退必经议院协赞，不可能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人民有疾苦诉之议院，可“永绝乱萌”。又说：“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按照“公理”，新旧两种事物相嬗代必有斗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中国也要“归于立宪”，任何人都阻挡不住。当权者如真有爱君爱国之心，就应当兴民权，早日实行君主立宪。
现在中国是否马上可以实行立宪政体呢？他回答说：“不能。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此。”不过行之在十年之后，而定为立宪政体当在十年之前，各种措置才能准备。所以“决行立宪，实维新开宗明义第一事，而不容稍缓者也”。
对于实施预备立宪的次第，他的设想是：（一）皇上颁诏，定中国为君主立宪帝国。（二）派遣大臣3人带领随员考察欧美、日本各国宪法和法律，一年为期。（三）考察完毕，在宫中开设法制局，起草宪法。（四）翻译各国宪法及解释宪法名著，颁布天下。（五）将宪法草稿刊布于官报，令全国士民辩难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五年或十年后损益制定；定本既颁，以后非经全国人民投票，不得擅行更立。（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这篇文章实际上批判了朝廷的变法大纲，吹响了人民要求立宪的号角，促进了立宪思潮的兴起。
其后，梁启超阐述了下列几点宪政思想：
第一，君主无责任及责任内阁。他说，君主有责任，一旦失政，人民便起来革命，故为了国家安定，只能让其处于无实权的地位。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都写有“君主无责任”及“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明文，而二者是“异名同实”的，“惟其无责任，故可以不侵犯；惟其不可侵犯，故不可以有责任”。担负国家行政责任的是责任内阁。君主颁布法令，内阁要副署。法令不符人民愿望，“民得而攻难之”，大臣害怕人民指责，不敢不努力把国家治理好。(21)还介绍了西方的政党政治，说立宪国家的政党至少两个，一在朝，一在野，互相竞争，为了胜利，“不得不勤察民隐，悉心布画，求更新更美之政治”。“其竞愈烈者，则其进愈速”，“而其有造于国民固已大矣”(22)。
第二，立法权必须属于多数国民。他赞扬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学说，又根据英国学者边沁的政治学理论，阐发主权在民的思想，指出“国家为一国人之公产”，国家意志只能由国民体现出来，立法权只能属于国民。因此，国民有权利思想者，“必以争立法权为第一要义”(23)。
第三，从根本上变革专制政体，劝告清廷实行立宪。梁启超尖锐批判了专制政体，指出它是“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24)。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25)；如欲救亡，使国家进步，“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26)。
他根据世界大势及中国的实际，劝告清廷猛醒，速行立宪。说专制政体绝对不能生存于现今世界，如君主能视专制政体为敌，则安富尊荣不难取得，否则国民就会把君主当作敌人加以推翻。警告说：君主应主动把立法权交给国民，如待至国民起来争取的时候，君主就要蹈法国路易十六被推翻的覆辙了。(27)还特撰《敬告当道者》专文，指出当前的改革不过是伪改革，引起革命的媒介。要当道者认清世界形势，学习德国的俾斯麦、意大利的加富尔、日本的板垣退助，实行真正的改革(28)，也就是实行立宪。并且要实行英国式的立宪：“吾以为君主之尊荣者，莫如英吉利；君位之巩固者，莫如英吉利。故欲尊其君者，不可不学英吉利；欲安其国者，不可不学英吉利。”(29)
此外，他主办的《新民丛报》还发表了其他人撰写的立宪论作，介绍了一些国家的立宪史和宪政专著，告知读者：“今日世界文明各国莫不有宪法，宪法者立国之元气，而今日中国急当讲求之一大问题也。”(30)积极予以鼓吹。
1903年11月，梁启超游历美洲返回日本，“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31)，思想言论大变，从此放弃排满及破坏主义，专主实行君主立宪。
康有为一直坚持立宪而不动摇。1902年春，美洲华侨因西太后掌权，内地加税，民不聊生，且视“备极忠义”的保皇会为“逆党”，纷纷致书康有为，主张革命自立。其弟子中革命思想也大为膨胀，如欧榘甲著《新广东》，礼赞独立、自由、平等，主张各省自立，建立联邦政府，推翻清政府。为了消除保皇会内部的危机，康有为一面致书其弟子，责备盛倡革命之“大谬”；一面发表公开书，告诫华侨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他说，中国由君主专制“必须历立宪君主，乃可至革命民主”，此一秩序决不可紊乱。要革命也可以，但要等到光绪皇帝遭遇不测之后，目前光绪皇帝健在，应等待其复辟，“上定立宪之良法，下与民权之自由”(32)。
康有为在宪政理论上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他反复强调的是君宪与民宪差别甚微，说二者皆“为立宪政治，民有议院政权则同”(33)。“若立宪，君主既已无权，亦与民主等耳”(34)。“民之实权不可失，故必求之；君主民主之虚位，无关要事，则可听之”(35)。
康有为同样批评清廷的“新政”没有抓住“本原”，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亟宜行立宪法，亟宜开议院”。先宣布颁布宪法、召开国会的期限，让人民从容研究。现在民智未开，不能骤立议院，但可先开地方议会，实行自治，开启民智；或先设一院以议庶政，且备顾问，作为权宜之计。(36)
康有为在宪政理论上给人启示的东西甚少，而在实际行动方面却走在了国内人士的前面。1902年8月18日，贝子载振奉使英国后路经加拿大维多利亚，该埠保皇会首领叶恩、李梦九等百余人往谒(37)，上书请其劝告慈禧归政，实行地方自治，然后开设议院，“确立宪法，满汉民族同担义务，同享权利”(38)。同年，康有为亲自拟折，以数百万华侨名义呈请代奏，要求慈禧归政皇上，立诛荣禄、李莲英，尽罢内监，与民权，立宪法。其中写道：“今之变法，国必不救，以无其根本而从事于枝叶，无其精神而从事于形式”。“中国者，民等四万万人公共之产也”，“民等之公产，则民等当公共保存之，当一切预闻之”。“今欧美法至美密而势至富强者何哉？盖以民权为国，乃其根本精神之所在也”。请“立定宪法，以垂后世，立与民权，以保国祚。”(39)上书开创了民间要求立宪的先例。
（二）留日学生的救国方案之一
庚子以后，知识分子目睹国事日非，相率负笈求学于外国，尤其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为了拯救祖国，创办各种刊物，各本其信仰，著论立说，希冀唤醒同胞，担起救国大任。他们如饥似渴地汲取欧美、日本的政治学说，可是接受的并不一样，所以在1901年至1903年期间，留日学生中的政治思想非常活跃，有主革命救国者，有主教育救国者，有主实业救国者，有主自治救国者，有主留学救国者，各逞词锋，竞相短长。即使同一刊物，也是各种思想兼容并蓄，纷然杂陈。这是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诞生后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
君主立宪也是留日学生的救国方案之一。当时虽也有革命、立宪的论驳文章，但政治上的分野还不太鲜明，一般都认为二者同样是革命的、爱国的、反封建专制的。“夫言革命者固为革命，即言保皇者亦何尝非革命”(40)，不过“激急者求革命，温和者主立宪”(41)而已，所以谈立宪者也不仅仅限于主张立宪。如《国民报》写道：“所谓国民者，有参政权之谓也。所谓权也者，在君主之国须经君主及议员所承认，在民主之国须经国民全体代表所许可，定为宪法，布之通国，彼暴虐之君主，专擅之政府，多数之党派，皆不得而破坏之、专横之、攘窃之也。”(42)《江苏》称：“十九世纪以来，世界之大国或为立宪，或为共和，其国民尽达其自由之目的而去矣。”(43)“多数政体者，不论为民主，为君民共主，民皆有参政之权者也。”(44)《湖北学生界》也认为中国最适宜的政体“惟宪政是已”(45)。所以国民必须力争参政权。这些言论都程度不等地助长了立宪思潮的扩展。
杨度则批判了清廷的“变法”，提出要救国必须实行立宪。他说：“今地球各国之政体于民主无论矣，其余亦何莫非立宪政体，民与君约而限定其权力，使不得伤我主人之权利乎？而独中国为君权无限之国，人民之学术、身家、财产皆压于专制之下，无由自振，以期于发达。不明乎此而日言变法，虽百变而无一效也。故居今日而欲救中国，乃犹君主立宪之不敢言，民与君约之不敢请，则宁不谈变法可也。”(46)
为了促进立宪到来，有的还致书同胞，号召实行地方自治，以为立宪之预备。如《浙江潮》第2期刊登的《敬告我乡人》说：“立宪政体之要素，在人民之有参政权”，国民何时始得此权利，现在不能预言，“然其准备则今日其时矣”。准备之事不一端，“而为练习之地步，地方自治之首端也”。
（三）国内舆论
国内人民对清廷的变法纲领也极端反对，认为“变法不自设议院、改宪法始，则变如不变”(47)。但在开始的阶段，一般都是宣扬设立议院，伸张民权，开启民智，很少有人与制定宪法联系起来。关于议院的具体方案，只有张謇有所规划，其办法，以“四五大臣领之。此四五大臣者，予以自辟议员之权，慎选通才，集思广益，分别轻重缓急，采辑古今中外政治法之切于济变者，厘定章程，分别付行法、司法之官次第举行”(48)。此时的张謇考虑“人民之风俗，士大夫之性情”多，强调与其“意行百里而阻于五十，何如行二三十里者之不至于阻而犹可达也”(49)，主张“循序渐进”(50)，思想比较保守，提出的要求是低标准的，其所云议院亦非真正的议院。
随着对“新政”的失望，人民对国家民族的命运给予越来越大的关注，学习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愿望愈益强烈。适应这一需要，一批西方和日本的政治学名著和宪政书籍被翻译出版。国内知识分子的头脑得到了武装充实，政治思想境界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的着眼点已经不是议院、法律、官制等等，而是探讨政体的优劣，明确要求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了。
1902年6月16日，《中外日报》指出，要收变法自强之效，必须马上“立宪法”，“取东西各国已行之法，择其善者而从之，斟酌会通，勒为成书，实力施行，务使上自皇室下至庶民皆范围于宪法之中”(51)。同年《政艺丛报》发表《政治通论外篇》，较全面地介绍了君主立宪制度，指出中国人民是热烈欢迎君主立宪的，因为“得此宪法，以制限主治之权威，以保护被治之权力，以巩固其国家安全，以增进其人民之幸福，以除公害，以谋公益，三权之权限由是焉定，人民之权利义务由是焉定者也”；议院“代表全国人民之参政权”，“有其完全独立不羁之立法权”，“参国政，定国法，保护全国之人民权利义务”，最为公平。
1903年舆论稍多，颇有一股要求立宪的劲头。最为突出的是1902年6月英敛之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英敛之为满族人，又得法国人帮助，比较放言无忌。该报创办没几天，即倡言慈禧归政，反复论述开设议院的必要性。1903年经常发表应行立宪的政论。8月18日（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光绪皇帝寿辰时，该报在报头旁边用特大号字刊登的祝词是：“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宪法早立，国祚绵长。”同时不断指出，现在国家内忧外患已达于极点，皆由专制制度造成。“图治之根原，首在立宪法，予民权。如此则上下相安，君民一德，联合大群以防外患之来，则中国之前途或犹可补救于万一。”(52)
还有人直接给当道者上万言书，企图说服他们实行立宪。有份上书写道：西方各国皆立宪法，故“无人亡政息之患”。至20世纪，世界上只有中国、俄国和土耳其没有立宪。“今俄国党人反抗之力激动其政府改革之心，宪法之成计日可待。呜呼！我国与土耳其，其谓之何！”(53)1903年6月，上海部分人士召开国民议会时，康有为的门徒龙泽厚曾提议“乘势向清廷请愿立宪”(54)。
总之，到1903年，君主立宪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已经在国内和海外留学生、华侨当中初步勃兴起来了。人们从此把主张君主立宪者称为立宪派(55)，维新派一词遂为立宪派所取代。
【注释】
(1)《论新政始基》，见《新闻报时务通论》五，6页。
(2)《论西人筹华以求变法得人为第一义》，载《中外日报》，1900年8月20日。
(3)《光绪朝东华录》，4553页。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以下简称“一档档案”）：《端方致滇督魏光焘电》，端方档，去字186号。
(5)参见《光绪朝东华录》，4601～4602页。
(6)同上书，4771页。
(7)同上书，4601页。
(8)《特设督办政务处》，见沈桐生等编：《光绪政要》卷27。
(9)胡思敬：《退庐笺读》卷1，15页。
(10)参见沈祖宪辑：《养寿园奏议辑要》卷9，1～12页。
(11)参见《张文襄公奏稿》卷32。(www.xing528.com)
(12)《追录李木斋星使条陈变法折》，载《时报》，1905年11月28日。
(13)盛宣怀：《南洋公学推广辑政书折》，见《愚斋存稿》卷6。
(14)《摘录海盐朱学使福诜壬寅夏进呈札记》，载《时报》，1906年2月26日。
(15)赵炳麟：《防乱论》，见《赵柏岩集·文存》卷1。
(16)陶模：《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折》，见《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11。
(17)《衣裳欲新人欲旧》，载《杭州白话报》，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18)《论中国以旧人行新政之谬》，载《中外日报》，1901年4月28日。
(1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3页。
(20)载《清议报》，第81期。
(21)以上引文均见梁启超：《政治学学理摭言》，载《新民丛报》，第15期。
(22)梁启超：《新民说》，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148页，北京，三联书店，1960。
(23)梁启超：《论立法权》，载《新民丛报》，第2期。
(24)《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载《新民丛报》，第21期。
(25)《释革》，载《新民丛报》，第22期。
(26)《新民说》，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154页。
(27)参见《论立法权》，载《新民丛报》，第2期。
(28)参见《新民丛报》，第18期。
(29)《答某君问德国、日本裁抑民权事》，载《新民丛报》，第20期。
(30)《介绍新著》，载《新民丛报》，第6期。
(31)梁启超：《新大陆游记》，78页。
(32)《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摘录）》，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474～490页。
(33)《致罗璪云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58页。
(34)《大同书（选录）》，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518页。
(35)《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摘录）》，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477页。
(36)参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555～557页；《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172～190、350～351页。
(37)载振：《英轺日记》卷10，13页。
(38)叶恩：《上振贝子书》，载《新民丛报》，第15期。
(39)《请归政皇上立定宪法以救危亡折》，见《康有为与保皇会》，8～24页。
(40)《苏报案》，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778页。
(41)公衣：《国民之进步欤》，载《江苏》，第2期。
(42)《说国民》，载《国民报》，第2期。
(43)辕孙：《露西亚虚无党》，载《江苏》，第4期。
(44)竞庵：《政体进化论》，载《江苏》，第1期。
(45)《宪政平议》，载《湖北学生界》，第2期。
(46)《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379～2380页。
(47)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556页。
(48)《变法平议》，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2。
(49)《变法平议》，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2。
(50)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35页。
(51)《论时局之可危》，载《中外日报》，1902年6月16日。
(52)《论内乱外患有相因之势》，载《大公报》，1903年4月24日。
(53)《上京外当道万言书》，壬寅（1902年），手稿，不著姓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54)《革命逸史》二集，71页。
(55)“立宪派”这一称谓最早见之于1903年9月出版的《浙江潮》第7期所载《四政客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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