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康有为不改初衷
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其时革命团体兴中会的首脑孙中山亦在日本。孙与康为同乡，早在1893年冬即知康有志西学，提出与之结交。康却让孙拜师，孙以其“妄自尊大，卒不往见”(23)。兴中会成立，孙中山仍想与康同办大事，康担心“与革命党公然往还，致招疑忌”(24)，不愿合作，孙亦因其傲慢无礼，断绝了交往。康、梁亡命日本后，孙觉得同是“逋逃客”，乃托日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向康示意，拟与其商讨以后合作问题和救亡之策。(25)可是，康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以帝王师自命，意气甚盛，视中山一派为叛徒，隐存羞与为伍之见”；“深恐为所牵累，竟托事不见”(26)。梁启超与其师不同，有意同革命派合作，1898年10月下旬主动约孙中山、陈少白晤谈。以后陈少白往见康有为，历述清政府腐败已极，希望他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康有为以保救光绪为职志，心如铁石，答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27)断然拒绝了革命派的建议。
1899年4月初，康有为乘轮赴加拿大，作短期停留后又放洋欧洲，5月底抵达英国伦敦。流亡以来，康有为不改初衷，仍然念念不忘君主立宪，继续为之奔走奋斗。在此，他会见了英国前海军大臣柏丽斯子爵，请其说服英国政府帮助“推倒那拉氏政权，实行立宪”，但未获得英国议院通过。(28)康有为再返加拿大。
在加拿大期间，康有为连日到各大城市会见华侨，发表演说，宣扬光绪的爱民德意，称其为自古所无的“圣君”，只有他才能“救中国”。讲述变法的经过，痛诋西太后的罪行，极力鼓动华侨“日以忠君爱国相摩”，“齐心发愤，救我皇上”(29)。
身处异域的华侨一方面在经济上受外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政治上遭受歧视压迫；另一方面目睹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与祖国息息相通，具有强烈的爱国感情，十分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热切盼望祖国能步资本主义后尘，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早日繁荣昌盛，保护他们的利益，改变他们的处境。他们崇敬维新皇帝光绪，也尊重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康有为，因此，康有为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欢迎，盛情招待。
经过康有为的积极宣传鼓动，华侨李福基、冯秀石、冯俊卿、刘康恒、卢仁山、徐为经、叶恩、董谦泰、骆月湖等多次与康集议，决定创立保商会。“华侨十九皆商，故保商即保侨，亦即团结华侨以爱卫祖国之会也。旋有人献议保皇乃可保国，乃易名保皇会。”(30)
1899年7月20日，保皇会在加拿大千岛成立，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徐勤为副会长。其后，康遣弟子徐勤、梁启田、欧榘甲等分赴世界各地游说华侨，发展会员。不数年间，保皇会分布170余埠，有会员百余万人，总部设于澳门，下有总会11个，支会103个，以澳门的《知新报》和横滨的《清议报》为其喉舌。
保皇会全称“保救大清皇帝会”，亦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或“中国维新会”。“保皇云者，当时抗那拉氏之谋而言”(31)，“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凡“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者”，皆可入会。该会许诺：如救得皇上复位，捐款之人皆可获得破格优赏，“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还规定，会员聚会要唱《救圣主歌》。当前的任务是签名上书，奏请西太后归政皇上。(32)
康有为保皇固然有报答光绪知遇之恩的一面，然而这是次要的。在其心目中，光绪“极明西法，极欲维新”，“力欲变法救中国”(33)，“欲大与民权，共参政事”(34)，“亟亟开议院，使国民咸操选举之权以公天下”(35)。一旦复位，中国三年即可自立，十年“则为大地最强之国”(36)。因此，其保救光绪的主要目的还是希冀光绪有朝一日执政，继续实现其“欲开立宪政体政府”(37)的宏愿，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保皇会是当时华侨中最大的进步的群众性爱国政治团体。
保皇会初期的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派人到各地建立组织，发展会员，募捐款项。二是猛烈攻击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指出清政府顽固不化，“专以守旧为主”。那拉氏不仅是推翻戊戌新政的罪魁，也是三十年来使中国“日割垂亡”的祸首。她不过是咸丰皇帝的“遗妾”，与光绪“绝无母子之名，只有君臣之分”。她“篡君位，囚君身，夺君权”，“秽乱宫闱”，为“篡逆之贼”、“名教中及先帝罪人”。荣禄助纣为虐，乃为“贼臣”。对这样的“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38)。三是让慈禧归政，反对废立。1899年7月至11月间，保皇会曾两次发动各埠会员电请归政，一次奏请皇上复政。1900年立“大阿哥”前后，保皇会先后46处发电，每电皆数万数千人，“多言若果废上另立新主，必皆不认，且必合众讨贼”(39)。此外，保皇会还在海外创办中文学校、报馆、书局，传播弘扬中华文化，宣传君主立宪主张，介绍西方的政治思想。并投资经营酒店、银行、电车、矿山、铁路等工商企业。
梁启超在日本定居下来，1898年12月创刊了《清议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他读了一些西方政治学说，思想发生变化，倾向与革命派联合。康有为离日后，梁同革命派过从甚密，“一时孙、康合作之声浪，轰传于东京、横滨之间”。1899年夏秋之交，两派商定联合组党计划，以梁启超为首的“十三太保”请其师康有为“息影林泉，自娱晚景”(40)。徐勤急急告变，谓“卓如（梁启超字）渐入行者（谓孙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41)。康立即派叶觉迈赴日，勒令梁前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梁启超等“视其师如帝天”(42)，缺乏挣脱封建师生关系羁绊的勇气，终于屈从于康。同年12月，梁去美洲从事保皇会活动。
对于公开创立保皇会，梁启超甚不以为然，认为“明办”过于张扬，易使清廷侦知，迫害会员在内地的亲属。康有为答复“非如此，不大不固”(43)。梁只有听之，可他主编的《清议报》并不登载有关保皇会的文字，而主要是宣扬民权、破坏主义，攻击清政府，介绍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开启民智，振兴民气。梁启超的文章笔锋犀利，感情浓郁，文体新颖，语言流畅，言人人想言而不能言，风靡一时，使他成为一代舆论大师。《清议报》也一版再版，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
康、梁要求归政，大肆攻击清政府，使慈禧暴跳如雷。1899年8月和12月，曾两次下令沿江沿海各省破格悬赏缉拿。1900年2月14日又悬赏10万两购康、梁二人之头。可是康、梁受到外国政府庇护，哪里能够缉获？故上谕一发布，舆论即认为此举愚蠢至极，予以辛辣讽刺。
正在慈禧叫嚷缉拿康、梁时，康、梁也加紧了他们的勤王活动。他们认为，“非除尽奸庸之臣，不能救中国之败；而欲除奸臣，不能不动兵戈”(44)。流亡日本不久，梁启超便密约唐才常赴日会晤康有为，商谈起义问题。
1899年秋冬之际，唐才常再次东渡日本，与梁启超、林圭、秦力山等共商起义计划。孙中山也想联络唐，因唐与康已有成议，表示不便积极合作。经毕永年与平山周多方斡旋，二人“始订殊途同归之约”(45)。
唐才常回到上海，与林圭、狄葆贤、沈荩等秘密组织了正气会，作为运动机关。后改为自立会，筹组自立军。
保皇会倾全力筹备勤王工作，康有为坐镇新加坡主持一切，梁启超负责筹款，并担任计划联络等事。在澳门总会，有何穗田、王镜如、欧榘甲、韩文举负责。在日本，有叶湘南、麦孟华、罗普、麦仲华、黄为之负责。活动于国内的，上海、武汉方面有唐才常和狄葆贤，广东、广西方面有梁炳光和张学璟。徐勤则奔走于南洋，梁启田运动于美洲。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康有为认为时机已到，6月发出勤王布告，声明将起义兵“勤王讨贼”，“救皇上复位，重行新政”(46)。7月又函劝各省督抚共拒载漪，剿灭义和团，营救皇上。
唐才常因会名过于激烈，1900年7月26日，邀请在上海的维新人士80余人在愚园召开“中国国会”，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29日推郑观应、唐才常等10人为干事。“中国国会”刊布了会章和英文对外宣言。其宗旨是：一、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二、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之国；三、请光绪皇帝复辟，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利予人民；四、平定排外及篡位的内乱。(47)
自立军共分安徽大通前军、安庆后军、湖南常德左军、湖北新堤右军、汉口中军及总会亲军、先锋军，共七军，唐才常任诸军督办，总机关设在汉口，由林圭主持。原计划定于8月9日各路同时起义，因海外汇款未到，唐才常决定展期。在大通的前军统领秦力山未接到通知，加之事泄，仍按原定日期起事，旋被击溃。8月21日，鄂督张之洞逮捕唐才常、林圭等20人，次日杀害。接着新堤、常德方面也被镇压，起义完全失败。
自立军起义是百日维新的继续，目的在于以军事暴力开拓一条政治改革的道路，推翻封建顽固势力，扶植光绪复位，实行立宪制度，具有进步意义。
勤王运动失败对康有为是个沉重打击，他完全丧失了武装斗争的信心，“不复再言兵事矣”(48)。
【注释】
(1)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9，33页。
(2)《论归政之利》，载《大公报》，1902年6月21、23日。
(3)《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见《戊戌变法》三，443页，北京，神州国光社，1953。
(4)《光绪朝东华录》，4256页。
(5)同上书，4225页。
(6)《论中国必革政始能维新》，载《中外日报》，1904年3月31日。
(7)《复行新政说》，载《汇报》，1899年9月27日。
(8)刘厚生：《张謇传记》，187页，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9)张謇：《年谱》，5页，见《张季子九录·专录》卷7。
(10)《汪康年师友书札》三，300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1)英敛之：《党祸余言》，见《戊戌变法》三，194页。
(12)《复行新政说》，载《汇报》，1899年9月27日。
(13)英敛之：《读瓜尔佳氏条陈书后》，载《汇报》，1899年10月25日。
(14)《废立要闻汇志》，见《戊戌变法》三，476页。(www.xing528.com)
(15)《书寓暹华商来函后》，见《新闻报时务通论·国事》六，2页。
(16)《新保华策正权篇第一》，载《中外日报》，1900年1月24日。
(17)《安民篇》，见《新闻报时务通论·国事》六，4页。
(18)《伪政府立嗣纪闻汇记》，见《清议报》，36册。
(19)参见《嗣统汇闻》，见《清议报》，37册。
(20)《读二十四日上谕恭注》，载《中外日报》，1900年1月26日。
(21)《废立要闻汇录》，见《戊戌变法》三，475页。
(22)胡思敬：《国闻备乘》卷4，8～9页；胡思敬：《驴背集》卷2，7～8页；胡思敬：《审国病书》，5～6页。
(23)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4)《革命逸史》六集，12页。
(25)参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1页；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43页。
(26)《革命逸史》初集，49页；《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1、305页。
(27)《革命逸史》初集，49页。
(28)参见康文佩：《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1～2页。
(29)《在鸟喴士晚士咑埠演说》，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403～4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0)《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2页。
(31)《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2页。
(32)参见《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见上海文管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224～2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3)《在鸟喴士晚士咑埠演说》，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403页。
(34)《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行大庆典告蒇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597页。
(35)《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摘录）》，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477页。
(36)《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见《康有为与保皇会》，246页。
(37)《游域多利温哥华二埠记》说明，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400页。
(38)《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见《康有为与保皇会》，244～258页。
(39)《致濮兰德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95页。
(40)《革命逸史》二集，28页。
(41)《革命逸史》二集，29页；《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4页。
(42)《革命逸史》二集，29页。
(4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44)梁启超致桂绶书，抄件，1900年3月4日。
(45)《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66页。
(46)《勤王布告》，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46页。
(47)参见《戊戌变法》一，540页；《革命逸史》六集，20～22、25页。
(48)《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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