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精英的历史担当和精神突围：《独山》中王世民家族的传承

浙东人的精神图像与中国历史的生死场

——评浦子“王庄三部曲”《龙窑》《独山》《大中》

朱首献

法国学者吉拉尔·热奈特曾说过，“文学是精神上的发现”。所以，优秀的文学往往并不止于个人情愫，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精神叙事、精神的图像。浦子的“王庄三部曲”以浙东的村庄王庄为中心，以王世民和王世利两个家族四代人的扦格为主线，大手笔展现了大清咸丰年间至当下中国近百年间的历史之殇，记录了在时代大变局中浙东人精神的喧哗与骚动，构成了一幅斑驳冷峻、悲慨笔深的文学图景。

如果说文学是人类灵魂最深处的回声的话，那么“王庄三部曲”就是这种回声的投影，它以独特的历史智慧和异乎诸家的铺辞展情才力演绎了浙东人在百年历史溃败中的精神突围，向我们展现了浙东人精神中最深沉、最复杂的运动以及其生命深层的内在图腾。

书写以王世民家族为代表的浙东精英的历史担当和精神突围是三部曲最用笔力的地方。王世民之前的王庄，宗法伦理驭治、一团死水，他的出场搅动了这团死水，挑起它前所未有的喧哗与骚动。他冲击着王庄的宗法伦理纲常，刺激着王庄男人的神经，让王庄人恨之入骨……王庄人之于王庄，恰似蜗牛与它背上的壳，王世民则极力想打碎这个壳，但最终带给他的是生命的跌落，他对天长嚎，绝然不群，在龙窑的火眼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实现了他的精神突围，但这种突围却是致命的。王世民的精神突围既是一种生存意志的飞扬，也是一种偏执人性的自伤，他带给王庄些许亮色，却又让它日渐陷落。王传达固然像他的父亲，但他们却有着本质的差异，他洁身自好。在精神实现层面，他更是摒弃了父亲在生命意志上的偏执和激扬，走向敦厚儒雅，贤达隐忍。对待冷枪暗箭，趁火打劫，栽赃陷害他的王传本，他隐忍善待；对待绑票他的绿壳，他仁爱情怀，两度出手相救；他甘负汉奸恶名，为使山海商人免遭日军屠戮；他是千雪的父神，是山海人的众望之归，他与孔子为邻；但最终，他死于非命，倒在国军的枪口之下。王传达的生命演绎的是浙东人的隐忍精神的突围，在历史的脓汁和丑陋的人性的夹击中，这种突围就像独山一样，注定是一种孤独的对决。王德青集祖父的刚硬与父亲的隐忍于一身，年轻的他质地生猛，癫狂冲动。《独山》是王德青精神偏执性的独山，他执著地去挣脱父亲的隐忍和担当精神，无牵无挂，为所欲为，因此，他梦想自己也能像独山那样幸福：无父无母，无妻无小，无家无室，孑然一身，无需一切。王德青精神偏执性的巅峰是他与父亲的决裂。可以说，在《独山》中，王德青犹如王世民的投影，他的在场进一步强化了三部曲对王世民的偏执精神的否定。而在《大中》中，作者浓墨重写了王德青在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他不断地向王传达回归，历史不断地摁下他那颗冲动的头颅，他不再像过去那样，狂放不羁，他越来越下沉，越来越隐忍，甚至也有了担当精神，就像王德行对他的感叹那样：“你这次回来，变了。”最终，在娜娜设的局中，他像堂吉诃德一样举着长矛与冲天炉大战而被其吞没，重演其父的生命轨迹，也上升到其父的生命高度。王德青的一生是本我泛滥又否定本我、自我超越的一生。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三部曲中，王世民、王传达与王德青三个人物之间既对立，又迂回，有分有合，体现了作品在人物个性塑造上的复杂性思维。王世民的偏执与王传达的隐忍是“对立”和“分”，王德青则将这种“对立”和“分”合而为一，一分一合，既缠绕又悖立，构成三部曲在主体人物运思上的内在机理，这种运作机理对中国当代小说来说，是一种极其难得的美学思维。叙事类文学的故事之所以生动，根源于人物本身的复杂性，王世民、王传达和王德青犹如三面镜子，他们的相互折射、相互映像、相互牵制，使“王庄三部曲”在人物的丰润性和叙事的曲折性上跳得更高，走得更远。(www.xing528.com)

总而言之，“王庄三部曲”对以王世民家族精神突围的书写，展示了浙东人在历史激流中刚硬生猛、隐忍敦厚的生命表现，其中有冲撞、有磨难，有漩涡、有险滩，有苦闷、有欢愉，但其血性刚猛、善慈仁爱的生命意志则是浙东土地生生不息的命脉所系。当然，三部曲中所书写的浙东人精神中的隐忍之气更为可贵，在作品中，这种隐忍不是蓄势待发，而是温良中和。“浙东列城虽褊小，风俗由来拟邹鲁。”作品通过对这种隐忍精神的书写，深刻诠释了浙东人大而不巨、中而致和的内在生命韵致。浦子将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名为《大中》，这绝非仅是一座山的名字，而是寄予着作者对浙东人的这种隐忍精神的礼赞，在百余年来中国满目疮痍，荆棘遍地的历史和文化溃败中，这种精神犹如中流砥柱，关乎着中华民族的命门。

正如缺少峥嵘不是历史一样，没有丑陋也不可能是人性。在书写浙东人精神根柢的同时，三部曲也对浙东精神中的暗影进行了严肃的展示，堪称一部生动的浙东丑陋人性的现形记。三部曲中，王庄人冲动、自私、目光短浅。王世民建龙窑请王庄人入股，但出窑却遭遇他们的哄抢；王德青承包翻砂厂成了万元户，他们竟一窝蜂地去分钱。两者虽时隔百余年，但王庄人却丝毫没有改变，历史在他们那里只是打了一个漂亮的旋转。王庄人没有自我，觉悟残缺。王庄人又虚伪透顶，狡诈不堪。王庄人精神无所归依。《大中》中对王庄人“黑夜”行走的描绘就是他们这种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王庄上不正、下参差。可以说，三部曲就是一部惟妙惟肖的浙东人的精神地图。

“王庄三部曲”见证着中国百年历史的生与死，在这种意义上，王庄也绝不只是一个庄，而是百年中国历史的生死场。王庄是历史绝望的产物，正如《大中》所形容的那样，在污水横流的历史田陌上，王庄长成了一个硕大的苦瓜。人是历史的主体，但在“王庄三部曲”中，真实的情形却是，历史成为了人的主体。王庄人在历史的夹缝中踽踽而行，他们的个体生命存在被暴虐的历史逻辑所吞噬，呈现出一种非人化荒谬运动。王世民、王传达、王德青乃至王庄的所有个体，都像撞向蛛网的蛾子一样，在历史的魔爪下，无论如何挣扎，最终都摆脱不掉毁灭的命运。在总体性上，三部曲中作者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历史叙事姿态，如果说《龙窑》更多地游走在历史与故事的边缘而更侧重向故事本体偏移的话，那么，《独山》中，作者显然已经开始自觉地切近历史，并且有意识地将自我的历史反思置入故事的复杂呈现之中。三部曲中，最具历史意味的非《大中》莫属，它几乎与当代60余年的历史贴身而行，在历史的现场审判历史，在故事的“道地”还原历史，构成了作品在中国历史书写上的现象学张力。更为耐人寻味的是，三部曲的深层结构中潜隐着作者对百年中国历史的一种近乎“天问”式的反省：百年中，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地在原地打转的历史，从王世民到王德青，历史只是绕了一个圈。作品假以多种叙述，传递了作者这种冷峻的历史意识：例如，王世民、王传达、王德青最终的归宿都与火相关，王世民在龙窑熊熊的烈火中涅槃，王德青跌入炼钢炉流出的滚烫的钢水中，唯一例外的是王传达，虽然他死于勤务兵射出的一发子弹，但造成他的死因的根本缘由却是现场那一点即燃的火药味。王世民最终成为一个圆球，而婴婴和贤达生的竟然也是一个圆球。百年中，中国的历史就是原地盘旋。当然，这种历史态度并不足以判定浦子在历史认知上的循环论立场，从表面上看，它只不过表明作者这样的一种历史观念：晚清以降的百余载中，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精神没有提升、没有进展、没有改变，只是在原地盘旋，是一部死的历史、一种死的精神，这当然是一个悲观主义的结论。但不难看出浦子在这里表现的悲悯情怀，一种拯救的期盼，使得历史呈现出螺旋型发展。这种回旋中的上升，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就是伟大的中国梦。

在艺术上，三部曲的架构独出心机，特性鲜明。三部曲虽独立成篇，但却连环细笋伏于中，彼此勾连，互文互现，由一到三，浑然一体。《龙窑》以王世民为主，单刀直入，一线串珠，直上无枝；《独山》是玲娣、传达、传本三“国”演义，抽丝剥茧，步步为营，密不透风；《大中》则德青、婴婴、德行、德勋、苔苔、跃进甚至李文、土改、杰尔逊、球球等多头并进，遍地开花，百川归海，将故事的张力拉到了极限。这种成功的架构体现着作者在故事布局上的沉稳和纯熟。而且，三部曲的叙述自成一体，非常自我，有时淋漓冲动，有时刚健雄劲，有时粗中有细，有时又情趣盎然。譬如《独山》和《大中》中均有不少省略句读的语段，它们一气呵成，酣畅淋漓，语场强烈；王世民掉入龙窑火眼前后、王传本上山落寇、山海平调《泣颜回》等场面的叙述则刚劲雄健；王传达在群芳楼的叙述却又是含蓄精致，粗中有细；王庄女人作弄王贤达的叙述则充满着生活气息、情趣盎然。

浦子一贯是一个文学语言的苛求者，“王庄三部曲”表现尤甚，可谓字字俱费经营，三部曲的语言有时急如破竹，让人震撼；有时嘈嘈切切，乱而有章；有时和风细雨，让人熨帖；有时流风回雪，绵密惊艳；有时狂放怒张，粗直伧俚；有时则又质感胶着，韵味醇厚。三部曲语言还有着最鲜明的特点：文字如炬，凝而不滞，笔如刀喙，骨傲思清，风格峥嵘，多激愤之气，充分地体现着浦子独有的文学言说方式和话语惯例。此外，三部曲的意象也非常奇特，想象则极为大胆，例如作品中火的意象，蛇的意象，雀的意象，花的意象，水的意象等，几乎都超出常规，为作品增添了瑰丽的气息。大胆的想象在作品中更是层出不穷，如《泣颜回》一节对唢呐声的描写：这锁呐声，听来有些怪，渐渐的，人们终于听出了，它就如冰水里捞出一般，淅淅沥沥，让人哀哀怨怨，凄凄惨惨；这锣鼓点，有些唐突，有些尖锐，让人有些撕心裂肺，肝肠寸断。当锁呐哇哇地鬼哭狼嗥时，锣鼓正丈对得儿地雷电交加。当锣鼓把一腔愁水流成一条愁河时，锁呐正把一腔哭声跃上峰巅。听觉、视觉、触觉反复转换，成功地描绘了一场乐器的狂欢。当婴婴说她要嫁给王贤达时，作品这样描写现场人的反应：婴婴想起了冬天，那些声音被冻住了，挂在屋檐下，晶晶亮的，除非太阳出来，才一滴一滴往下滴。而作品在描写苔苔哭时的感觉时这样写道：苔苔还看到自己的哭声像螃蟹，先是紧紧地往里缩，那八只脚牢牢地抱住自己，生怕哪个地方飞离了身体。这些想象大胆合理，它们散布在作品之中，为作品平添了无穷的韵致。

（作者系浙江大学副教授、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