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八章　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第一节　自主创新概述

一、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理论是创新理论的新发展，是我国特定发展背景下出现的新概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于2005年10月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自主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自主创新主要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事实上，早在“十一五”规划正式提出自主创新的战略目标之前，关于自主创新的研究便已成为学者关注的问题。

自主创新是相对于技术引进、模仿而言的一种创造活动，指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的核心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的价值的过程。创新所需要的核心技术来源于内部的技术突破，摆脱了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对外部技术的依赖，依靠自身力量，通过独立研究开发活动而获得技术；其本质就是牢牢把握创新核心环节的主动权，掌握核心技术的所有权。自主创新的成果，一般体现为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品牌等。自主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原始性创新、技术的集成创新和引进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它们各有特点并适用于不同的领域。原始性创新和其他两类创新相比具有三个特点：原始创新具有原创性，原始创新一般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社会现实意义，原始性创新多发生在基础学科和高科技领域。慕玲、路风将集成创新定义为“本土企业在自主产品概念下，通过开放系统的产品建构来选择和集成各种不同的技术资源（包括外国技术资源）的产品开发方式和生产组织模式”。集成创新多发生在像电子产业这样可以进行标准化生产的行业。引进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指通过对引进技术的学习、消化、吸收，达到完全掌握所引进技术的工作原理、操作、使用及维修方法后，对引进技术进行的再发展。引进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多发生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

自主创新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自主创新重在“自主”，即独立自主地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把立足点从依赖国外技术逐步转移到主要依靠自主创新；二是寻求技术自主，而不是技术自立，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自主把握技术发展方向和进程，致力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而不是摒弃外部优秀技术资源、自我封闭式的进行技术创新；三是自主创新只是手段而非目标，不是主体的概念，而是方式的概念，即以独立自主的方式来完成技术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所谓自主创新就是能够独立控制和把握技术创新目标、创新方式与创新进程的技术创新，其核心内容一是以我为主，二是综合集成。将自主创新等同于自己创新，认为自主创新就是完全依靠本国力量，一切从零开始，这种把自主创新与改革开放、引进外国技术视为对立关系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关起门来自己搞创新不但不利于技术发展，反而会进一步拉大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

二、自主创新能力

所谓自主创新能力，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从增强自身创新能力出发，以自身力量为主体，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不断推动经济结构的创新，促使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能力。对于企业来说，自主创新能力就是自主集成和应用各种技术知识并由此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包括技术搜索能力、学习能力、研究开发能力等；对于国家来说，自主创新能力就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意识地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流动和应用，并在此过程中创造财富，从而实现价值增值的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主要是一种制度能力，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国家竞争力。

着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必须认真研究和探索的重要课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激烈的竞争态势，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党中央也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业界已经达成共识：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我国应对未来挑战的重大选择，是统领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主线，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根本途径，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中心环节。总体上看，当前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投入不足，创新氛围仍有待进一步改善。不过，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国企业在技术研发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具备了自主创新的技术基础，特别是一些高科技企业已经形成了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我国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环境也在逐步改善，鼓励企业发展自主创新的氛围正在逐步形成。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和路径。要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形成创新的重要基础和科技竞争力的主要源泉。要大力加强集成创新能力，形成单项相关技术的集成创新优势，努力实现关键领域的整体突破。要加快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充分利用全球科技存量，形成后发优势加快发展。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加快建设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努力实现新技术的产业化。要发挥政府的战略导向、综合协调和服务功能，创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强有力的创新激励体系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根本性制度保障，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立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激励体制框架，建立和完善创业风险投资，增强税收制度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努力吸引集聚高层次创新领军人才，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强大的动力来源。

第二节　自主创新研究综述

一、国外自主创新研究

自主创新是我国提出的一个新词，国外相似概念有内生创新（Endogenous Innovation）和集成创新（Integrated Innovation）。内生创新是相对于模仿创新、外部引进和裂化的技术创新模式，是系统内自发的行为。Rothwell（1992）在分析欧洲科学技术政策变化过程时，提出整合科学创新政策和产业创新政策为一体的集成创新政策。国外关于自主创新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Arrow（1962）将技术进步最早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作为内在因素进行分析，并将技术进步的一部分作用内生化。Grossman等（1994）建立了一个基于自主创新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

国外实质性的自主创新研究源自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工业化国家对技术创新道路的选择。Lee（1998）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专家们已经指出，Utterback在1975年提出的U-A模式只是基于发达国家的实际，并不能揭示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动态规律，因而对后起国家的企业实践难以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甚至会产生误导作用。Kim（1997）在分析韩国企业的技术学习与创新机制时，引入了四个分析框架：全球技术框架、组织机构框架、企业层面上的主动学习框架与技术转移框架。从这四个框架出发，Kim提出了韩国企业技术追赶与自主创新的几个关键要素：吸收能力、技术需求、技术供给和技术学习的动力。相应的，自主创新模式也被概括为三种：跟随追赶、跳跃式追赶和创造新的技术轨道（Lee & Lim，2000）。Young（1991）进一步证明，发展中国家常常形成低发展陷阱，发展中国家要跳出发展陷阱实现超越，就不应仅仅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而要自己从事创新，自己掌握创新的成果，这样才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差距。Lazonik在研究后发国家技术创新问题时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在特定时间和特定部门中从事自主创新，在本土运用从先进经济体中转移过来的技术来进一步发展更优的技术。Forbes & Wield（2002）的研究表明，技术追赶者的自主创新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种研发的方式和技术领先者有很大的不同。Kim & Lee（1997，2001）进一步对韩国的产业发展经验进行了研究，他们提出的“逆向A-U模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追赶路径是在对引进技术创新的不断积累上最后形成的自主创新能力。Sikka（1998）在对印度企业自主研发的状况进行研究后认为，企业应该和国家实验室以及其他国家研发机构建立紧密的联系。

二、国内自主创新研究

陈劲在1994年便对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学习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研究开发中的学习是自主创新过程中的主导学习模式，这是自主创新概念的首次提出。杨德林、陈春宝（1997）研究了高技术企业成长过程中如何处理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的关系的问题，指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企业在企业成长初期可以模仿创新为主，但在成长中要充分注意通过学习不断提高创新的自主成分。傅家骥（1998）指出，自主创新是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或联合攻关探索技术的突破，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创新的后续环节，完成技术的商品化，获得商业利润，以达到预期目标的一种创新活动。万君康（2000）认为，产业技术发展战略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模式，领先型或自主创新型、紧跟型或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型、模仿创新或技术引进型。产业技术战略的模式选择取决于决策实体的经济科技能力以及战略目标的价值取向。杜谦（2001）认为，我国研究与发展经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0.7%左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2%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科技发展战略应该以解决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为主要目标。程源、雷家骕等（2005）认为，技术战略分为三种类型：领先创新战略、跟随创新战略和模仿创新战略。自主创新战略是以自主创新为基本目标的创新战略，其基本含义类似于领先创新。许广玉（2005）认为，自主创新是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联合攻关，探索技术的突破，以达到预期目标的一种创新活动。陈至立（2005）认为，我国几乎全部光纤制造设备、集成电路制造装备的85%、石化设备的80%、数控机床的70%、医疗装备的95%依赖进口，自主创新是国家的重大战略抉择。吴贵生等（2006）专门分析了自主创新的内涵，提出了自主是前提、创新是要害、知识产权是关键、创新能力是核心的观点。洪勇、苏敬勤（2008）的研究指出合作创新网络可能成为我国复杂产品系统自主创新的最佳组织形式。池仁勇、郑伟（2007）阐述了不同自主创新模式下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产学研之间的联结问题。正是众多学者的关于自主创新的深入研究才最终推动了党和国家关于我国自主创新战略政策的出台。沈志渔、刘兴国（2009）对我国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阻碍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国有企业作为一般性企业，其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受到基础技术条件差、传统文化的保守倾向和大规模存在的低层次市场需求的阻碍。而考虑到企业的国有属性，其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则受到企业治理制度本身缺陷和企业生存道路多重选择陷阱的阻碍。推进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必须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加强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加强国有企业创新型文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市场格局，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治理制度改革。

我国学者对自主创新能力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建立了一些自主创新能力的测量模型。温瑞裙（2005）认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就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通过有效运用企业内外的各种创新资源，通过建立新的技术平台或改变核心技术，并取得自主知识产权，使企业能不断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从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能力的有机综合，具体包括研发能力、生产制造能力、价值实现能力、自治管理能力四个方面。并将自主创新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渐进的自主创新，就是通过原有技术的融合或引入来建立新的技术平台；第二类是根本的自主创新，就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发明全新的技术，由此开发出全新的或新一代的产品。刘凤朝等（2005）认为，自主创新是一个从研究开发，经设计制造，再到市场实现的价值创造过程。要使自主创新过程得到顺利实现，创新主体必须在研究开发、产业化应用和市场运作三个关键环节具备独特的竞争优势，即自主创新能力。他还指出，自主创新能力应有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区别，国家（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是指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科技突破，进而支撑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并能对全球科技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本领和能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指企业通过对内外资源的有效整合与运用，实现产业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培育自有品牌，从而掌握或影响价值分配过程的基本素质；自主创新能力是多种能力复合作用的结果，它既包括创新主体对资源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也包括使创新主体资源能力得以实现的载体能力和环境能力；既包括科技成果的创造能力，也包括市场品牌的培育能力。2005年1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分析报告》从技术创新能力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这是目前最为全面的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包括四个一级指标：一是潜在技术创新资源指标，包括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数、企业工业增加值、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等。二是技术创新活动评价指标，包括科技活动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经费投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等。三是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指标，包括申请专利数量占全国专利申请量的比例、拥有发明专利数量占全国拥有发明专利量的比重、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等。四是技术创新环境指标，包括财政资金在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的比重、金融机构贷款在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的比重等。陈昌柏（2006）应用信息利用能力评价、创新资源的投入与产出能力评价、创新管理能力评价、创新成果的市场价值评价4个二级指标和52个三级指标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行测评。宋河发、穆荣平与任中保（2006）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创新自主性测度问题，给出了企业、产业和国家层次的测度方法。朱孔来（2007）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判断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建立了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的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线性加权和函数方法建立了对自主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的模型，并提出了监测评价的程序步骤。刘凤朝、潘雄锋与施定国（2005）以我国八大经济区为基本单元，运用集对分析法对我国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进行了分析评价。张于喆、张义梁（2007）从自主创新能力的内涵出发设定了投入能力、扩散能力、支撑保障能力、产出能力4个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标，分析了1996年、2001年和2004年我国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并与日本和美国的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进行了比较。

一些学者对自主创新的过程和模式进行定性研究，构建了一些概念模型。郭铁成（2006）认为，自主创新的完整过程包括创新目的的自主设定、创新过程的自主控制、创新成果的自主拥有。李具恒（2007）认为，创新活动的自主开展与控制、创新成果的率先市场化实现和自主拥有、创新涉及技术的率先性和技术支持的内在性是自主创新活动不可或缺的环节。王小广（2006）认为，企业创新路径应分两步走：首先要重点提高集成创新能力，同时全面提升中小创新企业的模仿创新能力；其次在集成创新特别是优势品牌形成的基础上，对原始创新能力形成战略上的突破；再次要加强形成与消费偏好相适应的技术偏好路径的建设。

第三节　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2006年1月9~11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开幕式上发出动员令：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温家宝总理也多次强调提升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的重大意义。《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因此，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就是指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科技发展的结构布局、战略重点和政策举措等方面，既要顺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遵循科技发展规律，又要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国家战略需求，选择顺应世界潮流、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要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正确把握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关系，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大力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努力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坚定不移地把立足点从过多依赖国外技术逐步转移到主要依靠自主创新上来。要在引进的基础上加大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力度，对我国具有规模优势和较大市场潜力的产业领域，应坚持以我为主，有效整合国内外科技资源，重点推进集成创新；对难以引进技术的产业领域，应大力推进原始创新，力争在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上取得新的突破，并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效调动国内优势科技资源，在一些重要领域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跨越式发展。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关键领域的突破实现技术跨越，一直是赶超先进国家的重要方式，也应成为加快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既要看到现在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实力与过去相比有很大增强，又要看到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为需要的发展领域。实施重点跨越，就要紧紧把握当代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从需要和可能两个方面考虑，围绕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目标，选准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从现实的紧迫需求出发，着力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共性技术，以支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支撑发展是我国科技进步的根本任务。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和提高质量效益的双重任务，面临着提升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的双重使命，面临着扩大国内需求和开拓国际市场的双重要求。同时，改变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突破能源资源和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也都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必须着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面临的突出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提供保障。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着眼于长远，超前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培育新兴产业，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未来是科技工作的神圣使命，当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断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指出新方向、开辟新领域。科学理论更要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为技术和生产发展引领新的道路。我们应当着眼于未来发展和长远利益，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若干领域超前部署，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方向，提高持续创新能力，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第四节　“十一五”时期的自主创新建设

一个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内在能力。只有高度重视和积极培养本国技术储备、产业组织和产业控制力，才能在长期的产业和技术发展竞赛中把握主动权，才能获得持续发展。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当建立起自己强大的技术研发体系，培育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以便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更好地掌握主动权，实现跨越发展，并维护国家安全。

在全面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体系建设的途径方式与封闭条件下完全不同。封闭条件下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开放条件下，这一按照行政方式配置科研资源建立的技术创新体系被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跨国公司技术体系的进入所打破。根据韩国的经验，开放条件下，落后国家的自主技术研发体系的建立要经历引进、消化、吸收与模仿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进行的技术积累基础上逐步完成自主创新体系的建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技术引进，我国在消化、吸收和模仿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借助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自主创新体系的重要时期。

“十一五”时期，我国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与体系的建设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建立我国高技术研发能力，特别是在信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等我国相对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建立和增强我国的自主研发能力；二是建立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自主研发创新体系；三是在引进国外传统先进制造技术基础上的二次开发，这种二次开发也将逐步形成并增强我国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和体系，促进我国自主研发的能力与体系建设；四是出于军事安全因素考虑，必须靠我国自主研发的领域，出于国际竞争考虑必须通过自主研发来取得谈判主动权。

“十一五”时期，建立我国自主研发创新应着重于研发能力、技术扩散能力和技术体系化建设。在研发能力方面，要将重点由引进、消化吸收能力转向在模仿基础上的创新能力培养上；在技术应用与扩散方面，应将重点由企业内部自身扩散和区域内技术有限市场的扩散转向行业产业和区域外无限市场扩散；在技术体系化方面，要以单项技术为主转向多个技术集成的体系化，着重开发和形成我国自主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体系。我国自主研发技术体系的建设不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涉及技术组织、技术体制、技术管理等方面，同时还将涉及国家、科研机构、企业及市场等方面。要充实国家创新体系，同时完善不同层次的区域的、产业的、企业的创新体系，还要建立技术成果市场化的机制，特别是建立技术专利的商业化运用模式，同时加大专利技术的储备，并将专利作为战略性技术手段，这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全盘统筹考虑。

“十一五”时期，在重点组建和培育我国自主研发创新技术体系的同时，也还需要借助国际产业技术转移的机会，利用贸易和投资方式多渠道地引进世界高技术和先进技术，这是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技术资源、两个市场提高技术开发效率，降低成本的有效方式。引进技术的必要性在于：可以更多地借助国外高新技术为我国自主创新提供技术支撑和积累，促进和加快我国的技术发展与技术升级。因此，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过程中，要更好地协调自主研发体系建设与引进技术的关系，充分利用多元化技术渠道。(www.xing528.com)

第五节　国际产业转移与技术溢出

一、技术溢出效应

跨国公司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发明者，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供应来源，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实现其技术转移。这种技术转让行为对东道国会带来外部经济，即技术溢出。一项技术溢出是一个正的外在性的特定情况，它既不是在经济活动本身内部获得的利益，也不是由该项活动的产品的使用者获得利益。这种利益对于经济活动本身而言是外在的，即对社会产生了外部经济效应。虽然技术溢出是技术转移的一种非自愿的形式，但是，从产业带动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来看，技术溢出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改善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通过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对东道国同行企业及其他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其溢出效应表现在：填补空白技术、工艺和设备；通过合资，跨国公司提供的技术提升了东道国产品档次；通过合资，不间断地滚动地引进技术；重视人力资源的培养，有助于人才的流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国都不可能仅仅依靠本国力量进行技术创新，还需要充分利用外部技术资源，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扩散来提高科技水平，加速经济发展。全球500强垄断了全球大约80%以上的高新技术，是当代科技成果的主要拥有者，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充分利用其技术溢出效应。

产业转移过程中，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跨国公司的形成与发展理论。自从MacDougall（1960）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问题以来，许多学者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以Caves （1974）、Globerman（1979）为先驱。虽然后来有学者不断将他们的实证模型细化和扩展，但基本方法是相似的：在一个由生产函数模型推导出的回归方程中将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因变量，而将外商直接投资与其他环境、产业以及企业特征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如果外商直接投资变量的系数为正值，则认为发生了正面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根据其他特征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可以判断相关因素对技术溢出的影响。Blomstrom & Kokko（2002）认为，在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频繁接触中，跨国公司的专有知识和技能可能不通过市场交易就转移到东道国的当地企业中，即发生技术溢出效应。Romer（1990）构建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着重强调了技术扩散对于小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虽然有关世界各国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较多，但可以按研究的结论分为：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和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两类。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Caves（1974）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他选用两个国家在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由此他认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存在着外商直接投资的正技术溢出效应。Globerman（1979）采用加拿大制造业1972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Blomstrom & Persson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实证得出了存在正技术溢出效应。Blomstrom和Wolff（1989）选用墨西哥1954~1965年的行业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某些特定产业内外资的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生产力水平存在趋同现象，同时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也得出了存在正溢出效应的结论。

Haddad & Harrison（1993）通过使用摩洛哥1985~1989年15个制造业以及四位数代码的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外资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这15个制造业中，外资对于合资企业的效率提高具有贡献，但行业中更多外资的存在与国有企业的更高的生产率增长之间并没有关联。他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不存在的。Kokko（1996）对乌拉圭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Aitken & Harrison（1999）的研究中甚至得出了否定的结论，他们使用委内瑞拉1976~1989年间该国工业企业普查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委内瑞拉制造业的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行业层面，表示外资参与程度的解释变量与表示因变量的委内瑞拉国内企业的产出之间形成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没有形成对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相反，外资的进入会导致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Driffield（2001）运用英国制造业1989~1992年间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国公司通过投资和产出以及R&D的技术溢出效应。Driffield没有发现任何投资、产出以及R&D能带来溢出效应的迹象，但他发现了当地企业的生产力增长速度要快于跨国公司子公司。Driffield认为，这表明竞争对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Girma等（2001）选用英国制造业1991~1996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没有证据表明有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不过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则存在正溢出效应。同时，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溢出效应越小。Harri & Robinson（2001）选用1974~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分别对三种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即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以及产业上下游存在外资的三种情况所导致的技术溢出效应。其中，第一种是行业溢出效应，第二种是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第三种是行业间的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这三种溢出效应都不明显，不过第三种行业间的溢出效应相对要比前两种明显。Barry等（2001）考察爱尔兰制造业1990~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存在大量的负溢出效应，他们将其归咎于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Damijan等（2001）对八个转型经济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制造业1994~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上述国家的制造业都不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外溢效应，学者们得出的结果也不一样，张建华等（2005）发现，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正向的外溢效应。但是，姚洋（2001）利用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进行了计量研究后认为，对某些特定的行业而言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即使不是负的，但也不是显著为正的，而且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各省内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王飞（2003）也认为，总体上在华的外国直接投资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不显著是因为存在着一定的“门槛效应”。潘文卿（2003）使用30个省市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发现，虽然外国直接投资在总体上的外溢效应为正，但在分区域的研究中发现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过外商投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外商投资对当地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不明显甚至是负的。何洁（2000）和王志鹏等（2004）也都验证了“门槛效应”的存在。

二、影响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

虽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技术和经济有着很大作用，但是要使借助技术溢出效应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得到充分发挥，还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

首先，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中可能采取技术锁定策略。所谓技术锁定，一般指具有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利用其技术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在技术设计、生产工艺、包装与广告等关键部分设置一些难以破解其诀窍的障碍，使东道国在本土化生产过程中难以破解，以严密控制尖端技术的扩散。这种策略是跨国公司基于实施全球战略以及应对国际技术市场激烈竞争而采取的新举措，许多跨国公司纷纷利用这种技术锁定来加强东道国对母公司的技术依赖，从而牟取巨额的垄断利益。在我国，汽车、家用电脑、通信设备等产业中都可以找到跨国公司技术锁定的踪迹。如在计算机制造业中，跨国公司锁定了芯片技术。

其次，母国政府的政策限制也对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直接影响。为了抑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在技术出口上采取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美国政府只许可美国企业向我国转让或转移一些低水平的技术，而对可能涉及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先进技术则采取完全封杀政策。我国几乎不可能通过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式从美国获得先进技术，更不可能获得与军事有关的技术。基于低水平的跨国公司投资或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来说，其技术溢出效应自然也就微乎其微了。2001年上半年，美国著名的半导体制造商公司SMIC准备在上海投资15亿美元建立一个芯片生产厂，为了投资需要SMIC通过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申请向我国转让两项电子光束系统技术。但由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商业部组成的技术出口审查委员会极力反对与阻挠，最后导致这项正常的国际技术转让项目无果而终。

再次，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与东道国自身的技术发展水平与技术吸收、创新能力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技术吸收能力强的地区进行技术转移，既符合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也有利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如果东道国自身技术基础差、技术吸收能力不足，就难以形成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子公司之间的前后向关联效应，跨国公司投资所带来的技术很难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产生推动作用。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技术差距越大，则二者之间就越难形成彼此配套的合作关系。在此情形下，跨国公司将不会选择当地企业作为自己的配套供应商，而是另外选择进口中间产品。跨国公司的投资既不会推动东道国相关产业发展，其所使用的先进技术也难以被东道国所吸收，技术溢出效应几乎不存在。因此，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经济之间联系的强弱与技术差距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国际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是建立在东道国一定技术发展基础之上的。

最后，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也使东道国很难获得有发展前景的技术或必须付出额外成本才能获得先进技术。资本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跨国公司投资的根本目的：赚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帮助东道国实现经济、技术发展。为赚取最大化经济利益，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并且不断进行投资转移来充分利用这些投资机会。这会加剧东道国的经济波动，同时也增加了东道国进行技术吸收创新的难度，极大地阻碍了国际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发达国家在向我国进行国际产业转移时伴随输出了相应技术，其输出技术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而且在输出技术的同时往往会对我国接受方进行各种限制，如采用过高定价，要求技术接受方对技术改进后须免费提供给转让人等，这将增加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成本，限制我国对国际产业转移伴随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

第六节　基于国际产业转移的我国自主创新发展

一、我国技术创新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响应

为了有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突破我国技术创新的困境，我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并明确提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自主创新战略的出台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确立无疑是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正面回应。在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国家还加大了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力度，通过成立研发基金、建设人才高地等手段，积极引导我国企业由产品创新转向过程创新。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根据区域发展状况和资源禀赋，我国提出了“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发展战略，以平衡我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地区间的技术经济差距。跨国公司的进入，虽然能够在积极的方面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但也会带来本土企业的市场流失，形成技术入侵和技术锁定效应。为了有效控制和扭转国际产业转移的不利影响，地方政府开始转变招商引资态度，逐步对跨国公司实行国民待遇，并积极培养本土优势企业与跨国公司抗衡。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我国开始利用跨国资源来提升本土技术水平，实现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互动，积极促进国际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与知识溢出。2006年，我国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纲要》）。《纲要》确定，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要降低到30%以下，本国科研人员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应进入世界前5位。《纲要》为我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基础上的自主创新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

二、基于国际产业转移的我国自主创新发展对策

我国只有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努力提升产业技术学习和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在长期的产业和技术发展竞赛中把握主动权，才能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在三类自主创新中，原始创新的难度最大，在战略上把它放在首位是必须的，但从数量上来说，鉴于我国目前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原始创新不可能，也不应该占很大比重。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在创新整体中占有最大比重。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方式，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的情况下尤为重要，这也是我国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我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对策，积极促进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自主创新发展的结合，充分发挥国际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有效推动我国经济与技术的快速发展。

（一）进一步确立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目标

当今世界，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创新型国家路子，成为各国提高竞争力的战略选择。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自主创新只有与产业发展结合才有意义，这是当今世界自主创新与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技术溢出不能代替我国自身的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国际技术溢出尤其是有意识的技术溢出往往需要发展中国家付出一定代价。过分依赖于技术溢出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发达国家的束缚，技术溢出的负面效应是使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技术落后状态。对于商业价值很高或有战略意义的先进技术，其溢出效应往往很小。我国要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依赖于先进的科技，因此就必须加大对科研的投入。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代表着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前瞻性产业。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高新技术的发展作为支撑，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则需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作为支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缺乏，无疑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严重制约。实践证明，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不可能依靠技术购买来获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自身特定的国情和战略需求，必须有选择地确立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目标，在信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等领域建立和增强我国的自主研发能力，从而突破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抑制。

（二）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体系建设

自主创新体系是以获取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为宗旨，以我为主发展与整合创新资源，进行创新活动，提高创新能力的科技战略方针的创新体系；是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体制基础和机制保障。我国应抓紧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逐步完善产学研等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把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建立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突破口，把建立以企业为核心的产学研结合的机制作为企业创新的重点。我国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建设，需要解决以下四个主要问题。首先，要从体制上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大企业要成为行业技术进步基地，同时也要发挥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只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企业才会形成自主创新的内部推动力。其次，应继续深入推进科研院所的改革。可以保留和强化重大基础研究和社会公益类科研院所，推动应用类科研院所积极与大中型企业相结合，鼓励一批科研院所改制转型，直接面向市场进行自主开发经营。再次，应积极推动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应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知识创新中的主力军作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层次和水平的提高。最后，应建立军民结合新型科技体制，推动军用品生产与民用品生产相结合，推动军工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以增强先进技术的扩散效果。

（三）建立健全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法规

增强自主创新意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十分关键。首先，应完善鼓励企业增加技术开发投入的税收政策。目前，我国虽然有一些鼓励企业增加技术开发投入的税收政策，但存在着门槛过高、范围偏小、力度不够的问题。鼓励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政策只有在企业每年新增10%的部分才能享受，要求过高。税收优惠方式以企业为对象，以直接减税为主，没有明确到具体的科研开发活动。企业一旦被确认为高新技术性质，其非科技收益也有可能搭便车享受优惠，从而使优惠政策被滥用，而大量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活动却难以享受到税收优惠。由于企业开发新技术和设备国产化所需的关键零部件进口不能全部享受关税与进口增值税的优惠政策，致使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其次，应通过政府采购立法，鼓励购买自主开发生产的新产品、新设备。政府采购是支持新产品新设备的重要政策。美国《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凡是用纳税人的钱采购的商品，必须优先采购纳税人所办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当国内企业不能满足要求时才允许进口。最后，应推进自主创新利益分配机制的改革，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长期以来，我国科技人员不能分享技术创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让技术研发人员和企业共同分享技术创新的经济利益，可以有效增强科技人员的创新动力，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

（四）加强国际产业转移中的技术学习

大多数全球技术资源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是我国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必然选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广义的技术引进方式和途径有多种：如引进设备获取技术，直接购买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收购海外企业获取核心技术，通过引进外资、承接产业转移获取的技术溢出等。引进外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策，要充分利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多渠道地引进世界高新技术。被动地等待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显然不是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最优策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来对间接引进的先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显然，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这一过程中，主动开展的技术学习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我国企业不仅要学会在“干中学”，还要学会在“研究开发中学”，要学会利用一切可能的途径与方式，来学习、模仿引进的技术，并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我国应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本土企业与外资支柱企业形成产业配套关系，在配套中通过技术学习，从而积累起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

（五）利用国际产业转移提升技术型人力资本

人才是技术创新的关键。我国技术研发水平的落后，究其根源在于高素质技术研发人才的缺乏。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要想方设法留住现有人才；另一方面则应加强对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建立与完善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能够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和激发科技人员技术创新的动力和热情，从而充分发挥现有存量人才的技术创新贡献，但这对技术创新人才的增量贡献并不显著。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关键还是要加强对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致力于快速有效地提升我国技术型人力资本存量。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显然有利于我国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提升我国技术型人力资本存量。国际产业转移在我国所建立的新企业，不可避免地需要聘用我国的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他们在这些企业的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企业所使用的先进技术。而且为了提高技术的使用效果，企业将会主动对来自于本地的生产人员、技术人员开展技术培训。无论是国际产业转移企业的实践运营，还是企业自发的技术培训，都将为我国技术型人力资本的积累做出积极的贡献。

（六）积极实施双向国际产业转移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我国技术处于落后水平，通过承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转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提升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单向的国际产业转移既难以长期维持，也不利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在积极承接具有国际先进技术的国际产业主动转移的同时，我国企业也应该主动走出去。一方面，寻求将我国某些在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国外转移；另一方面，则寻求通过逆向国际产业转移来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获得市场的同时获得先进技术。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可以为我国部分相对落后的技术找到新的出路，并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继续赚取利润，实现技术的残余经济价值。通过向发达国家进行逆向国际产业转移，可以有效地回避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促进我国低端产品顺利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对我国企业来说，逆向国际产业转移的实现并不容易。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背景下，并购当地企业成为快速进入当地市场的最佳方式。通过并购，我国企业不仅可以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低端产品市场，而且可以有效地进入相对先进的技术领域。通过并购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我国企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国外先进技术，部分回避了发达国家的技术贸易限制，有助于缩短我国企业技术研发时间和节约技术研发费用。目前，国内企业缺乏的往往是技术和管理，跨国并购则能以低成本来获得核心技术和大量优质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