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介绍与评价中国经济学说

改革开放之后的奔忙

人们开始了解厉以宁，多是由于厉以宁在1978年以后在中国经济学界系统地介绍与评价了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可谁曾想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厉以宁读过多少本英文、德文版的经济学专著，摘录过多少篇当代经济学的论文？60年代末70年代初，厉以宁就注意到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他是国内最先研究西方经济学非均衡理论的人。80年代以来，他与陈岱孙教授等合作，为北大经济系的研究生开设过“西方经济学名著选读”与“西方国际金融理论名著选读”两个系列的读书课，每个系列就有10多本书，每一本书厉以宁都做过一定的研究，能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广博的知识，如此深厚的功底，在中国当代六七十岁左右的经济学者中也实属罕见！

大批量的密集的读书与写作过程对于厉以宁来说，是一种与人类精神食粮会合、消化的过程，即使是在阅读英文资料时，他热爱中国、关注当代中国经济问题之心也是无法泯灭的。厉以宁说，历史上每一个大经济学家都是由于研究本国经济的重大问题而成名的，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之根在中国。这种治学态度，使厉以宁得到了两方面的收益：一是读活了浩繁、翔实，甚至有些琐碎的经济史巨著；二是在认识外国经济问题症结的同时也认识了中国的经济病。1978年夏，厉以宁在罗志如先生的指导下，以自己对英国经济的长期研究为基础，开始撰写《20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他发现，所谓“英国病”其实是由畸形的经济结构、人才的被埋没或者不得不转移到国外、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各阶层的离心离德和国际收支的恶化、财政赤字剧增等等现象的综合症。“英国病”其实在相当意义上也是“中国病”！厉以宁写道：“一个国家，如果本国人民中大多数人科学文化水平很低，愚昧，盲从、迷信，如果他们还受到封建专制意识的严重束缚，他们所处的环境又是扼杀一切科学文化成就的、缺乏民主的封建专制，家长式的、法西斯主义的统治，那么，当促使经济高涨的有利条件消失之后，它的经济一旦衰落，必然急转直下，趋于崩溃而不可收拾……”这不禁使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经济那种“崩溃而不可收拾”的危机，也唤起了改革图存的意识。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人民真正带来了改革的春风，也为厉以宁带来了学术上金色的收获季节。长期积累的文献卡片用上了，在资料室与农村做的思想札记被重新整理了，他的一篇篇“1日稿”经过修改得以发表了，他的宏大的写作计划也终于可以实现了……

厉以宁有一个生活习惯，不论多忙，每天至少写1000字，并且通常是清晨一起床就将头天晚上打好的腹稿写出来。他的书案上总是有条不紊的——左上角是手头正在用的十几本中文、外文参考书竖直一排；右下边则静静地躺着未完成的手稿。他写文章，从不打草稿，清秀的文字直接写在稿纸的方格里。写时铺一层复写纸，等交稿时，一份送出版社，一份自己保留。

改革开放之初，急需厉以宁写出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发展的理论文章，写出能反映中国经济运行的矛盾与提供对策的论文。面对这种时代的要求，他以前的生活积累够吗？他在西方经济学说方面的功底是否能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时用得上呢？长期生活在书斋里的一介书生是否能够对经世济民的重大国策发表切中时弊的见解呢？

厉以宁显然不能回避这些挑战。1983年9月的一个晚上，当厉以宁为刚入学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研究生做学术报告时，收到了从听众中递上来的一张字条，字条上问道：“您是否认为自己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已比较了解？您所熟悉的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是否能与中国经济实际联系起来？”

厉以宁对此的回答是非常坦诚的：

“我长期生活在北大，我的主要活动是读书、教书，因此，比起从事实际经济管理工作的同志来，我对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了解是不够的，因此我这两年所教的研究生专业是‘现代西方国际金融理论’或‘比较经济学理论’。但是，经济学必须联系中国经济，不联系中国实际，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其实，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是非常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资产阶级总不会老是欺骗自己，养一批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庸俗学者。现代经济学中某些与经济运行联系密切的理论，如利率弹性问题、货币管理的目标变量与中间变量问题，我们都应联系中国的实际加以研究。”

事实上，厉以宁对中国实际的认识是深刻的。这种深刻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长期的下放劳动，使他对民情有直接的把握；二是涉猎广博的理论研究使他能够发现中国经济中凭直觉难以发现的重大问题。因此，他的目光在大的问题上尤其敏锐，进而提出反映中国经济运行本质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思想上给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以启迪。厉以宁是最早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国就业问题的人，接着，义从就业问题转向中国的人力资源，再转向教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他主持的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历时近8年，其成果经专家们鉴定，已经把我国的教育投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从1983年秋至1984年夏，厉以宁与其他几位经济学家一起参加了国家体改委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

半年多的实践，使厉以宁接触到大量有关企业、生产、价格、货币、外汇、财政收支、税收、利润、工资收入、补贴等方面的信息。与此同时，厉以宁把自己的理论研究重点定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上，并下决心写出一部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www.xing528.com)

1984年第2期的《经济研究》发表了厉以宁的论文《计划体制改革中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问题的探讨》，成为厉以宁在这一阶段对宏微观结合研究的一个小结。与此同时，厉以宁在1985年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所的研究生开了十多次讲座，讲座内容后来集结在1986年出版的《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书中。厉以宁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主要经济学新观点，形成了198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1988年出版的《国民经济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厉以宁关于体制的研究是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为背景而展开的，生产要素中的人与财产要有效配置，就应有相应的市场机制，而这种市场机制必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经济与市场体系。股份制就这样自然地被提出来了。

1985年，中国经济学界的热点在宏观失衡及其控制上。厉以宁也主张宏观控制，但反对财政、金融与收入政策一齐紧缩，提出在中国目前，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有其必然性，强行按住需求会扼杀企业。在这以后，他并未参加什么论战，而是埋头撰写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对于笔战的态度历来是两条：一是“不还嘴”，别人写文章批评自己，自己从来不写应战的文章；二是不受干扰，精心编织自己的理论体系，争取让自己的书去影响读者，让社会评判。厉以宁曾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们：“最值得去做的，是自己同自己商榷，自己同自己争辩。只有在学术观点上先说服了自己，才能说服别人。正如文学创作一样，只有作者自己感动了，才能感动读者。”“你写了一篇文章，不要急于拿出去让别人看，你自己应当成为第一个质疑者和商榷者。”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中，厉以宁从总量与结构两个角度论证了中国经济失衡的可能性，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滞胀理论”，并指出“滞胀”的解决涉及到微观机制的改革。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实践与理论上的重新反思，厉以宁从根本上否认了“兰格模式”。真要改革，就必须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进行改革，不动企业制度而放价格，只会放出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的结果。

然而在1985～1986年之际，以价格改革为中心是决策层与学术界的主导观点，厉以宁并不信这些，他在1986年5月的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由价格改革的失败所导致，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只能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这一著名论断。而后，又比较了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间的十大区别，主张价格改革暂缓，率先进行企业制度改革。至此，厉以宁大体上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见解，并且一如往常地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决不随势流转。1988年5月，经济学界有人主张“闯价格关”，冒风险实行“价格放开”，厉以宁却在人大常委会上的几次发言及同报刊记者的交谈中提出两个问题：（1）价格放开，几千亿存款出笼怎么办？（2）价格放开，企业如何消除涨价压力？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价格不宜放开。后来，8～9月的群众抢购迫使决策层改变了改革步骤，证明了厉以宁的感觉是准确的。事后，厉以宁将此上升为理论：“宣传放开价格，等于是改变了人们的预期，而预期的改变是可以使政府政策完全失效的。”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范尔霖先生，并向其赠送了一份小礼物——两个月前在上海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刚刚上市的新中国第一份股票。许多新闻媒体对此予以极大的关注，称这一举动实际上是中国推行股份制的一个信号。

改革开放的成功使邓小平成为人民拥戴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的曲折则使厉以宁的经济思想逐步得到承认。1988年厉以宁当选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从此，厉以宁每两个月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厅和人民代表共商国策。在厉以宁的生活中，人大的工作大约占去了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几年中加快经济立法步伐，厉以宁作为经济学家有了更大的发言权。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厉以宁的许多经济思想已经成为政府决策的一种参照——把搞活大中型企业作为工作的重心，在进行股份制试点的同时努力转换政府职能，寻求新经济秩序之下的调节规范……这一切正是厉以宁所期待的，他从不希望自己的经济学说成为象牙塔里的学术被束之高阁，而是一直在追求自己的学术思想成为经世致用的学问，追求纯理论的研究与实际经济发展的契合。

事实上，即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将政治与经济研究挂钩的遗风也没有完全消除。经济学界为了某一种观点受到政治批判的事例时常发生。在这段时期，厉以宁因为第一个明确提出按传统解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有局限性等观点而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和责难，也曾因为较早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等观点而承担了较大风险。但是，无论政治“气候”怎样变化，厉以宁始终保持着学者的人格风范和思想的尊严。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老师陈岱孙先生曾说过，以厉以宁的勇气、才智和勤奋，如果停留在一个固定的领域坚持不懈地搞下去，一定可以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果，享有更高的荣誉。但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责任感和迫切的使命感使他总是想到祖国的需要，于是放弃了个人扩大成果、著书立说的机会，把主要精力用于观察和把握国际学术发展的新动向。一旦他发现国内经济科学在某一领域落后于国际的发展，便带领一批人冲上前沿，在短时间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一个领域完成了铺路工作，他又立即转入另一个崭新的领域，让后来人去扩大已有的成果。

尽管经济学被视为最政治化的一门社会科学，但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厉以宁教授却丝毫没有政治家的派头。在理论研究上，他虽然在某些时候会保持沉默，但在大多数场合却能秉笔直书。在处理各项行政事务上，他也是出了名的敢于直言。有人评论厉以宁的个性兼有湖湘文化和江浙文化的特点，对此厉以宁欣然颔首：湖湘文化和江浙文化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熏陶的结果。厉以宁把决定自己处事和治学特点的因素归结为两点：一是受到马列主义教育，实事求是；另一是更为深远的动因——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中所蕴涵的追求正义、伸张正义的理想。

如今的厉以宁教授已进入古稀之年，银发染白了双鬓，皱纹爬上了眼角，少见的高度近视镜的螺纹还在增加……然而厉以宁教授却还在不知疲倦地孜孜以求，把目光紧紧盯在经济学的前沿，其热情和斗志丝毫不减当年。为了祖国的繁荣和经济学的进步，他还将一如既往地殚精竭虑，以其不息的奋斗实践自己的理想：经世济民是一种抱负、一种境界、一种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