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厉以宁教授的观点与对策分析

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

如今经济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绝对热点问题，金融、财政、企业改革、经济立法……无一不牵动着人们的注意力。然而，久被人们所忽略的环境问题也在悄然走入人们的视线。毕竟，一些因环境恶化而造成的灾难已经让人触目惊心。厉以宁教授以其敏锐的目光和忧国忧民之心，及早地注意到了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息息相关，提醒我们保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并做出了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对策分析。

20世纪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环境问题，否则经济的持续发展就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第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生活质量，而不能单纯追求产值的增长，否则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一根本任务就无法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也就成为可望不可及的目标。这两个经验教训是带有普遍性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提供了这样两个经验教训。

厉以宁教授提醒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同样需要注意环境保护与生活质量问题。不注意环境保护，听任环境状况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恶化，不仅难以实现经济持续的发展，而且生活质量也必定日益下降。那么，怎样才能在经济发展中使环境不仅不再继续恶化，而且使环境状况得到改善呢？

曾经有一种“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已经遭到了各界的批评，因为有些损失是难以弥补和挽回的。如森林被滥伐，矿产资源被过度开采而枯竭，居民丧失生命或丧失劳动能力等等。因此，“先发展，后治理”是一种代价沉重的发展模式。相对来说，“边发展，边治理”的模式则优于“先发展，后治理”，它使环境状况不至于有过分严重的破坏。但这种发展模式同样具有局限性。这是因为，在资金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如果边发展，边治理，那就会分散资金的使用，使经济发展速度降低，从而延误了现代化的进程。此外，“边发展，边治理”的模式还涉及投资主体的积极性或投资动力等问题。如果全部投资是由国家承担的，不以利润为动力或目标，那么客观上也许可以做到“边发展，边治理”；然而随着经济体制的转换，企业将成为投资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必须考虑投资回报率的多少。“边发展，边治理”的模式即使在理论上有较大的可行性，在实践中也未必如此。在价格比例尚未理顺的条件下，某些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的产品如果治理成本太大，企业出于盈利的目的就有可能不愿进行投资，于是经济发展难免受到影响。

为此，厉以宁教授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发展道路——它既可以避免“先发展，后治理”模式的弊端，又可以避免“边发展，边治理”模式的局限性。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众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要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必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即依靠农业系统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增产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持续取得丰富的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生态农业的产品有广阔的市场，农业成本也较低，这对于作为农业投资主体的农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发展生态农业应当成为今后农业发展和农村发展的方向。

在工业发展方面我们又该如何做呢？这是一个难题，厉以宁教授引导我们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虑。工业的发展对中国来说绝非从零开始。比如辽宁、山西、上海、天津等省市，工业发展已有较好的基础，而这些省市以往较长时期内对环境是不重视的，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这些省市不得不实行“先发展，后治理”的做法，否则就只好一直污染下去。当然，这些省市要建立新的工业企业，那就必须把环境污染的防治问题提到首位，不能再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为了在工业发展方面兼顾生态平衡，一种可行的做法就是加速建立环保产业，并使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环保产业即产品和劳务用于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产业部门，其中包括环保机械和环保用品的制造业。环保产业是创造产值的，环保机械和环保用品有日益扩大的市场，因此盈利有保证。环保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而增大，环保产业的发展还可以带动相关部门的发展。

在此，厉以宁教授强调了经济体制的转轨对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关系的意义。厉以宁教授认为，在深层次起作用的是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济运行机制，而不是政策。以广大较贫困的地区为例，这些地区一方面经济发展缓慢，另一方面环境破坏严重，从而形成了“低收入——生态破坏——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为了促使这些地区早日摆脱贫困，政府给予财政补助、信贷支持、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是必要的，但优惠政策的作用毕竟有限。如果经济体制没有转轨，经济运行机制依然如故，那么贫困地区就无法摆脱上述恶性循环；相反地，如果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使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那么贫困地区就会有较多的内部投入和再投入，贫困地区的投资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也就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趋利避害，把政府的调节措施（包括对破坏环境的处罚）认真看待，从而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

再以工业企业为例，工业企业能否在生产过程中保护环境取决于企业是否自负盈亏。在国家制定环境保护各项法律法规的条件下，如果工业企业不能自负盈亏，投资者不承担投资风险，那么，即使国家规定了对破坏环境的严厉处罚，工业企业也不会把环境保护问题放在心上。这正是经济体制没有转换前的情况。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企业成为由投资者承担投资风险的、自负盈亏的企业，这时，它们就必然重视由于破坏环境而使自己遭到的损失，从而将致力于环境的治理，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

由上表明，无论是农村还是工业企业，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兼顾，经济体制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另一个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在经济发展中使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呢？这是一个涉及人民生活福利的问题。

生活质量有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之分。自然方面的包括环境的清洁、优美；社会方面的则包括居住条件、社会服务设施、教育与医疗保健状况、闲暇多少、社会秩序良好与否等。环境保护兼及两方面的生活质量，比如说，饮水水源是否被污染，就与自然方面的和社会方面的生活质量都有关；垃圾的处理状况也是一样。(www.xing528.com)

生活质量的提高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上升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少、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程度较低时，社会还不可能把较多的资源用于生活质量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只能是缓慢的。只有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社会才能有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生活质量的提高方面。因此，生活质量的提高只能分阶段进行。社会用于改善生活质量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将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提高。我们不可能违背这一经济发展规律。

这时你也许会问：我们能不能在既定资源的条件下尽可能改善生活质量呢？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经济发达了，社会经济与文化建设有较好的基础了，才利用较多的资源来提高生活质量吗？对此，厉以宁教授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

首先，如果现阶段我们尚不可能把较多的资源用于提高生活质量，那我们至少可以减少对生活质量的损害。比如说，现阶段国家用于治理环境、改善环境的经费是有限的，但我们可以制止环境继续遭受破坏，减少或消除新的污染源的出现。又如，现阶段国家由于资源有限，还不可能把义务教育的年限再延长几年，但我们仍有可能在已经规定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内让应该接受教育的儿童都能入学受教育。此外，像社会风气的好转、社会秩序的维护等等，在现阶段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都是可以实现的。

其次，如果在一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社会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资源为既定，那么我们就应该使各种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应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毕竟目前我国在教育、医疗保险、住房建设、社会服务设施和环境治理等领域内的资源使用效率都不够高，既定资源的利用仍有较大潜力可以挖掘。

最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来增加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资源。资源配置应当力求合理，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资源有可能在资源总量为既定的条件下，通过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而增多。问题在于资源配置结构的这种调整是不是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一些资源被移出了经济发展领域而转用于生活质量部门，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但只要继续留在经济发展领域的资源能被更有效地利用，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就不会因此而下降。

根据厉以宁教授一贯分析问题的逻辑思路，问题至此还要回到经济体制上来——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及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如果经济体制不改革，比如使用资源的主体不承担低效率开发造成的损失，资源价格十分不合理，资源的产权或使用权分割为条条块块，如此等等都会使资源使用效率难以提高，使资源难以流动，以及使资源的重新组合遇到困难。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才能解决。

经济体制转轨后，使用资源的主体自负盈亏，自己承担低效率开发所造成的损失，这样，它们就会减少资源的浪费与闲置，尽可能提高资源开发的效率和资源利用的效率；资源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而不由计划部门硬性规定，使得资源价格通过供求的调节逐渐走向合理；政企分开、产权明确使企业成为明确的商品生产者，于是资源的流动和重新组合就可以在产权明确的基础上进行，资源使用效率将有明显增长。

从技术上看，要使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成功，除了要有较多的、持续增长的环境投资而外，还需要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科学技术有较大发展，并在环境保护领域内被应用。就这一点而言，市场经济体制下对效益的重视、对竞争的重视以及对人才的重视，将大大调动科技人员和科研单位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技术市场、信息市场、资金市场的迅速发展与完善，也将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条件。

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越强，环境保护工作越容易开展；居民的生活质量意识越强，生活质量的提高就越有保证。世界各国的经验充分证明，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和人均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对环境保护问题就越重视，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值也越大。如果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有较高的自律性，并自觉地维护环境的清洁与舒适，那么，中国城乡的面貌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厉以宁教授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我们也一样，但美好的未来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来创造。阅读后的思考：

在阅读本段论述之前，你可曾关注过环境问题？可曾在意过生活质量问题？回答或许是肯定的，但进一步问，你是否曾对这些问题做过深入思考呢？特别是像厉以宁教授这样，在关注、忧虑现状的同时考察其原因并思索对策呢？

厉以宁教授是一位经济学家，但通读各章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厉以宁教授关注问题的范围是如此之广，法制、环境、伦理、教育……似乎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但是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也不难发现，这些论述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厉以宁教授的每一段论述都与经济问题紧密结合，都与经济体制改革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缜密的分析，你从中总是能清晰地看到厉以宁教授所主张的改革思路。可以说，厉以宁教授的分析是专与博、深与广相结合的典范。从厉以宁教授的论述中，我们学到什么经济学原理是次要的，理解厉以宁教授的经济学思想、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思路恐怕才是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