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作用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定社会或群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以及价值观等,它不仅反映了该社会团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为社会的集体行动提供依据与导向,而且对个人行为也提供了一套约束。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属于哲学范畴的问题,其实意识形态同样具有很重要的经济功能,这甚至构成了经济伦理学的基础。
在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法规、条例,这些可以算作是“硬约束”;然而有些事情几乎是无法通过制度来解决的,比如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信用问题,道德风险问题等等,这时伦理规范、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我们不妨称之为“软约束”。
意识形态往往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可以修正个人行为,进而减少、克服在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一类的机会主义行为。拿“三个和尚”的故事来说,如果每个和尚的觉悟都足够的高,自觉地去挑水,而且不计较个人的得失,那就不会有“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让人啼笑皆非的结局了。进一步的,各国政府也就用不着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和管理问题而大伤脑筋了。又比如,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诚实无欺地对待他人的话,那么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也就不会存在了。社会总体由此会节约一大笔交易费用。或许有人会说,这种情况太理想化了,恐怕要等到共产主义实现、物质极大丰富之后才能出现了。的确,现实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改善的可能。(www.xing528.com)
此外,意识形态的教育具有动员激励的功能,一方面可以激发成员的信心和热情,坚定实现目标的决心;另一方面则可以使团体的长远目标对成员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以各个个体的观念朝着集体的方向产生趋同性。意识形态的教育一旦持久化,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民族风格的形成。比如中国自古崇尚礼仪,讲究“面子”,于是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之中就留下了谦卑隐忍的烙印,读书时决不与老师辩论,就业后不好意思要求加薪、升职,受了欺负也很少据理力争,而是“忍一时风平浪静”……美国人则不然,自民族形成之始所受的就是个性化、独立化的教育,所以他们心直口快,言为心声,说话从不像中国人那样转弯抹角;他们讲究个人表现,就事论事,只要不妨碍他人,绝对是我行我素,根本不会有太多顾忌。德国则是个自律性很强的民族,他们之所以能从二战失败后的废墟上站起来,追求完美的严谨的个性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日本一直以来都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重视由权威人物确定的为国家利益献身和做出牺牲的道德标准,因此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为全世界所感叹,他们无怨无悔地为企业效劳,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一点决定了大多数日本企业是终身制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人力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越强,说明意识形态的资本越大,因而也就越容易生产出诚实、道德以及虔诚等社会必需的公共物品。意识形态的投资可以使这些公共物品增值,这一点已经为不少国家的政府所认同。所以,在很多国家看来,意识形态的投资不仅是一种社会需要,而且是一种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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