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两重阻力

市场经济在中国

市场经济发展的两重阻力.经济发展是在突破重重障碍以后实现的。发展中国家尤其要突破传统的社会结构这一巨大障碍才能获得发展。资本不足、人才不足、技术缺乏、市场不发育或不完善等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传统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组织。但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面临着社会结构和计划体制的双重阻力。不过通过厉以宁教授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两重阻力其实联系紧密。

对于传统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存在多种解释。一种说法将其解释为农村中长期存在的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另一种说法则比这种解释广泛些，不仅把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包括在内，而且包括农村与城市中的家族制度与家长统治或族长统治，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夫权或男权统治，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试图摆脱经济不发达状态时所遇到的巨大障碍之一；此外还有一种更广泛的解释——除了把土地制度、家族制度包括在内之外，宗教势力及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也被包括进去了，这种情况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是比较突出的。

发展中国家在从经济不发达状态出发走上现代化轨道时，政治制度与政治组织是建立在传统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发展中所遇到的资本不足、人才不足、技术缺乏、市场不发育或不完善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传统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组织。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传统社会结构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这种影响最充分地表现在1949年以前的几十年时间内。当时中国之所以迟迟未能实现经济的起飞，固然同战争有关，但深层次的原因始终在于传统社会结构的制约。

1949年以后，封建的、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已经消失；农村中的家族制度与家长统治也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动摇了。这表明1949年前后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至于宗教势力及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除了某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外，一般来说在中国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样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中国在1949年以后已经具备了较好的经济起飞的社会环境，因为阻碍经济转向发达状态的巨大障碍——传统社会结构——已被打破，至少已经大大动摇了。

但为什么在1949至1978年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起色依然不那么顺利呢？生产力的增长依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呢？原因在于，发展经济学在把传统社会结构视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时，是就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的。1949年以前的中国可归入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行列。但1979年以后的中国是一个转型发展中国家，即既要实现体制的转换，又要实现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双重任务。这时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而不是传统社会结构了。这当然不是说传统社会结构已经不再制约转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了，而是说：与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相比，传统社会结构已退居次要的地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在研究中国经济中的局限性。

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体制，不等于社会结构，二者之间有区别，不能简单地加以比较，但二者也是有联系的。在中国的转型发展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与传统社会结构颇有一些相似之处。

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要突破传统社会结构的束缚，转型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尽管对中国当前的发展来说，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是首要的，但是不是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不再存在了呢？是不是不需要再继续突破传统社会结构的束缚了呢？这要看在计划经济体制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内，传统社会结构究竟解体到何种程度，以及传统社会结构究竟还残留了多少。

传统的社会结构与同它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是通过革命与土地改革被打破的。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内逐步确立，这对传统的社会结构起了进一步瓦解的作用。人民公社制度是政社合一的，农民集体拥有土地和基本生产资料，按计划指标种植，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这一切都使得传统的社会结构失去了经济基础。然而，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使传统社会结构彻底消失，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使得传统社会结构以另一种形式保存下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的流动受到极大限制。农民被关闭到很窄的地区内从事劳动以获得微薄的收入，这种情况与传统社会结构下农民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的情况并没有多大区别。

第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十分狭小，仅限于一些消费品的交易，而且消费品中有若干种还是凭票供应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或者被排除在凭票供应之外，或者所得到的供应量少于城市居民，于是被迫依靠自给自足的方式来维持生活。这一点也与传统社会结构下的处境是类似的。

第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现代工业发展的资金在较大程度上依靠来自农村的积累，即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比价使农村承担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业发展资金，至少在工业发展前期是如此。这与传统社会结构下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因为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发展前期，多半是利用传统社会结构下农村的积累来发展工业的，即牺牲农业，发展工业。

最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个人的投资积极性。道理很简单：既然个人投资被禁止或受限制，个人根本没有通过投资取得回报的指望，哪里还会有什么积极性呢？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传统社会结构下的情况反而比计划经济体制下好一些，因为个人投资虽然也受到限制，但由于依然存在个人投资与取得投资回报的可能，所以个人仍有一定的投资积极性。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进一步瓦解了传统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却又在某些领域内类似于传统社会结构，阻碍经济的发展。于是传统社会结构在某些领域内以另一种形式残留下来，如农村劳动力被限制流动，农村市场狭小和农民以自给的方式维持低水平的生活等等。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告诉我们：只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才能使传统社会结构彻底消失。市场经济下的第三产业及私营经济

在西方国家，从来没有哪位政府领导人号召国内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却不声不响地成长壮大了；而在中国，上上下下一直大声疾呼要发展第三产业，但发展速度却总不理想，原因何在呢？私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如果发展得强大了，会不会危及到国有经济的地位呢？厉以宁教授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做了分析。

厉以宁教授认为，第三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有自己的内在动力与一定的外在压力。在中国现阶段，第三产业的发展之所以不理想，问题在于在计划经济中，这种动力与压力或者不存在，或者极其微弱，不足以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计划经济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尚未确立，所以推进第三产业的动力与压力依然不足。

发展第三产业的内在动力就是利益动机。投资者将资源投入到第三产业之中，首先一定要感到有净利益可得，而且投入到第三产业某一具体行业所得到的净利益不低于投入其他产业所得到的净利益。只要符合这一条件，用不着政府再三呼吁、号召，资源自然就会流入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也就发展起来了。这具体涉及到以下四个问题：

1．第三产业中的企业是不是自负盈亏的？资源投入者能否取得应当归于自己的回报？

2．第三产业中的价格是不是合理？价格能否随供求变化而调整？

3．第三产业中的税收是不是适当？在价格比例尚未理顺的条件下有没有税收方面的优惠？优惠的时间有多久？

4．第三产业中的产品市场容量有多大？市场前景如何？资源投入者能否在长时间内连续取得净利益？

要让资源持有者有兴办第三产业的企业的动力，必须从以上四个方面着手，通过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并配合以适当的税收政策，同时，使第三产业中的产品市场随经济发展而不断扩大，才能达到这一目的。(www.xing528.com)

此外，第三产业的发展还需要一定的压力。如果缺乏足够的外在压力，本来投入其他方面的资源就不可能被抽出来转投于第三产业。这种外在的压力是收益递减造成的。比如说，如果一些工厂或农户感到自己办运销或收集信息会使得成本递增，利润递减，竞争力削弱，他们就愿意投入一定的资源，组建专门从事运销或提供信息服务的企业；如果一些企事业单位感到自己办医院、食堂、托儿所等耗费资源过多，它们就愿意把这些服务设施转交给社会来经办，否则负担会越来越重。这就是压力。没有足够的压力，各方面自然都觉得第三产业发展是可有可无之事，那么第三产业也就迟迟得不到发展。

在中国现阶段，发展第三产业的动力和压力都不足。企业的负担加重在一定程度上并未构成对企业生存的致命威胁。企业收益递减，也尚未归结到企业“小而全”、“大而全”这一原因。政府也有可能拨出一些资源来兴办第三产业中的企业，但这毕竟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三产业兴起与发展的正常途径。政府投资办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又变成了“官办”，其经济活动今后还是要依赖于政府行为，这仍然摆脱不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我们显然不能走这样一条发展第三产业的道路。除了少数特定的行业必须由政府来办以外，第三产业主要应当由社会来经营，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社会投资者既有动力，又感到有压力。

私营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必要组成成分，近年来也备受关注。发展私营企业的意义众所周知：增加就业；增加税收；增加产品供给；提供方便服务……厉以宁教授认为，目前在中国，私营企业作为公有经济的有益补充，不是发展得太多，而是发展得太少了。面对社会上对私营经济发展的一些看法和顾虑，厉以宁教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有些人认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将会损害社会主义经济。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我们所讲的发展私营企业，是以私营企业合法经营为前提的。如果企业非法经营，那就不管它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应当取缔；如果私营企业合法经营，那就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而不会损害社会主义事业。

还有一些人担心私营经济的壮大会影响国有经济的地位：在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的日子已经不大好过了，私营企业发展起来之后，把国有企业挤垮了怎么办？国有企业被挤垮了，财政上受到的损失岂不更大？国民经济受到的损害岂不是更加严重？对于这个问题，厉以宁教授引导我们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来进行考察。

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公平竞争。在一切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在合法经营的条件下展开竞争的前提下，在一定的市场上，如果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生产与经营同类产品，私营企业因为产品质量高，价格比较低廉，产品适合消费者的需要，而国有企业却做不到这些，从而私营企业把国有企业的产品挤出了市场，甚至把国有企业挤垮了，那么应当承认这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因为市场经济本来就是靠效率取胜，私营企业是凭借较高的效率战胜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要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就应当摆脱计划经济下的依赖思想，不应靠行政部门对私营企业的遏制，而应靠加快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和改善营销来扭亏增盈。因此，国有企业要把私营企业看成是自己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不应鄙视和厌弃。私营企业多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与改善经营的压力也就大一些。私营企业在繁荣地方经济中的这一重要作用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退一步讲，一个地区内如果有的国有企业真的被挤垮了，又该怎样看呢？这对地方经济究竟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呢？这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首先应查明国有企业是怎样垮掉的。保护国有企业，不等于保护那些既效率低下又不进行改革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迟早会被淘汰。至于是什么企业使它们垮掉的则无关紧要，也许是生产同类产品的乡镇企业、合资企业、私营经济，也许是其他效率高的国有企业。只要是属于这种情况，那就可以认为这对地方经济来说不一定是坏事。让经营不善的企业该歇业的歇业，该破产的破产，总比把亏损累累的国有企业这个大包袱一直背下去好一些。

地方经济发展的好坏，不在于本地的企业究竟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合资企业、私营企业），而在于企业是不是有效率，有竞争力，有带动本地经济发展的力量。要垮掉的是一切无效率而又不思进取和改革的企业。私营企业没有竞争力一样会垮掉；乡镇企业没有效率，一样会歇业破产；而国有企业只要通过改革不断提高效率，日益增强竞争力，也一样会兴旺发达，大可不必担心会被淘汰。开放市场对中国的意义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从国家到地方都过着“自力更生”的日子，既不关注外界发展，也不进行内部交流。我们长于什么拙于什么，自己也不曾考察过。殊不知，在我们于封闭的环境中为自己能够“万事不求人”而自豪的时候，大量的资源已被浪费，许多发展以提高自我的机会也在不知不觉间溜走了。且听厉以宁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状况是不一样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每一种资源都十分丰富，总有相对的充足和短缺；而从自身的禀赋来说，各地在生产和经营方面也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如果各地都能做到扬长避短，那么整个经济的效率就将大大提高。这也正是进行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的意义所在。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经济是相对封闭的，不仅对国际分工从来不予重视，就是对国内的地方优势的发挥也不大注意。从地区到国家总想走“小而全”、“大而全”的道路，力求“万事不求人”，什么都要“自给自足”，都要“自己动手”。这除了同地区和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有关外，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整个形势是分不开的；或者说这种做法是计划经济体制逼出来的。由于计划配额有限，配额的变动要经上级层层批准，所以就只好“自己动手”了，“小而全”、“大而仝”由此而盛行。结果是一方面规模效益低下，资源使用效率差，另一方面地方的相对优势难以得到发挥。

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及早打破这种“万事不求人”的模式。市场经济强调发挥各地的相对资源优势，使资源优势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技术优势。任何一个不善于利用区域分工来发挥自己相对资源优势的地区或国家，都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就中国现阶段的情况而言，参与国际分工是有必要的，但究竟如何参与以及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需要做较细致的探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很不协调，大大限制了中国相对资源优势的发挥，因此中国必须在产业结构方面进行重大的调整，才能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主要充当向国际市场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角色。在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问题上，既要结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又要结合中国自身的产业结构问题来进行研究。

对外开放市场、参与国际贸易的最大意义在于开阔眼界，尤其是吸收外来先进的东西，促进自身的发展。但国内对于开放市场总是存在种种顾虑：有外资参与的企业的产品内销，会不会形成同国内企业争夺国内市场的局面？如果内销的产品排挤了国内企业的产品，那该怎么办？而且有外资参与的企业的产品内销，还会涉及外汇收支平衡问题，这些企业会把内销产品所得到的收入换成外汇汇往境外……

外资企业的产品内销与外资流入规模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容许产品内销，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就受到限制，外资流入的规模也就难以扩大。所以为了继续吸引外资，有必要让这些企业的产品内销。其实任何事物都有利弊两面，要在引进外资和对外交流的过程中趋利避害，关键是要把握好两个重要标准：一个是产品内销的技术界限，另一个是由产品内销引起的外汇收支平衡。

从技术界限看，被容许进入国内市场的应当是技术相对先进、质量相对优秀的产品。如果这些产品在技术水平或质量上与国内同类产品相类似，而在国内该种产品又供应不足，那么这时也应容许这种产品内销。因为从国外进口产品时，国外生产该种产品的企业可能既不使用中国的劳动力，又不使用中国的能源与原材料，因此购买国外商品对中国来说就是一种外汇纯支出；而有外资参与的企业则不同，它们设在境内，要向中国纳税，并使用中国的劳动力以及中国的能源与原材料，如果它们支付的税金、工资以及能源、原材料价格有一部分以外汇结算，那么中国支付的购买商品的款项就不是外汇纯支出。此外从增加国内就业量和能源、原材料销售量的角度看，容许有外资参与的企业的产品内销也是可取的。可以说，容许有外资参与的企业的产品内销具有一种“进口产品替代”的意味。

再从外汇收支平衡的角度考察，我们不可能指望单个企业的产品内销的收入（用外汇结算）同它为此支付的税金、工资以及能源、原材料的款项（也用外汇结算）恰好相等，即实际外汇支出等于零。那样的话，外资企业对产品内销就不会感兴趣，于是我们也就达不到扩大吸引外资的目的了。因此必须让这些企业在产品内销后多少得到一定的外汇收入。这样一来，一方面会有更多的外商愿意前来投资，另一方面也会从整体上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进而为国内企业产品的外销创造条件。这样外汇收支的总体平衡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

中国国内区域分工的安排要相对简单一些。在走向市场经济，抛弃“小而全”、“大而全”的模式之后，各个地区都要对自己的相对资源优势作一番考察，然后把潜在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优势。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有助于各个地区之间建立新的分工合作的关系，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将不再像过去那样由计划安排并受到计划配额的限制，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而是建立在各个地区的相对资源优势的基础上。从而每一个地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相对资源优势，并由此形成自己的相对优势的产业，作为带动本地经济发展的支柱。这里所提到的各地的相对优势产业，既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也包括第三产业，这样很难说有哪个地区注定了没有任何相对优势资源与相对优势产业，只是尚未发现自己的相对优势资源以及建立起自己的优势产业。

只有每一个地区都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和积极性，并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才能使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得以充分体现。阅读后的思考：

如果你理解了市场经济的种种好处，那么相信你会很自然地想到：既然市场经济如此利国利民，推行起来却何以这般困难重重？个中原因你有没有思考过呢？厉以宁教授深刻地指出了计划体制与传统社会结构这两大紧密结合的阻力，你先前可否想到过？市场经济的推行过程中自然有相当多的困难，但这两大阻力值得我们好好认识。

改革开放之初，第三产业与私营经济的兴起是否曾经给你的思想带来冲击？如果你一直循规蹈矩地受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教育，那么相信你一定曾经担心过我们经济基础的动摇。希望厉以宁教授的论述能纠正你理解上的偏差，看看第三产业与私营经济为社会带来的繁荣，你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厉以宁教授的思想。

如果你接受了市场经济，那么你拥护对外开放就是顺理成章的。在本章的前半部分，你已经了解了贸易在一般意义上的好处；这一部分厉以宁教授引领我们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了分析。如今中国已经加入了WTO，理解对外开放的意义可以使你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