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日本人是很循规蹈矩的，可是有时候也会有例外。最近在有关天皇会见外国要人的日程安排时，只是一介公务员的现职宫内厅长官居然向媒体发表讲话，公开批判内阁的决定，这种行为在外国人看来是目无法纪，绝对违反公务员的行动准则。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就指出：“如果真要想批判政府的话，请先辞去公职”，实际上在日本这种事情倒是不稀罕，因为按照多年来的习惯，宫内厅长官是一个管理着天皇一家的独立王国的主人，他并没有意识到实际上自己只是内阁管理下的一个部门负责人而已。
这次风波的起因是随着明仁天皇的逐渐步入高龄，为了让天皇不被过多的国事所累，十年前宫内厅制定了一个“三十天定律”，想面见天皇的客人必须提前三十天预约，以方便宫内厅安排天皇的日程。
这个定律在名义上是为了不让天皇过度劳累，因为天皇在四年前动过前列腺癌手术，可是实际上呢？2009年全年“天皇陛下”或者是“天皇皇后两陛下”参加的所有公务活动居然有668回，平均每天1.8回以上，这个数字是已故裕仁天皇在同年龄时参加的公务活动的2.3倍，其中接见大使以上的外国客人的次数居然是4.3倍，这就可以看出宫内厅长官的说法其实没有根据，所以小泽一郎在说明这件事的时候才有“如果真是考虑到陛下的健康，那些不怎么重要的活动不要让陛下去参加不就行了？”
其实这件事本身不是什么大事，“三十天定律”本来并不是什么法律规定，而只是一个政府部门制定的规矩而已，但在事发之后居然成了不可违反的金科玉律，被在野党用作武器来攻击政府和执政的民主党“政治利用天皇”。实际上在这场争论中，在政治利用天皇的正是口口声声“不能政治利用天皇”的在野党，因为天皇并不是代表民主党内阁接见外国要人，而是在代表日本国。
这次风波反映了经常能看到的日本人的一个毛病，就是分不清楚内政和外交的区别，经常把党派之争带进外交事务。
天皇是日本的国家元首，哪怕只是象征性的，他也代表着日本国，必须参加国际政治，这是不可避免的。天皇不能介入政治，不能出于政治目的利用天皇只是对日本国内党派政治而言，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就像小泽一郎所指出的，天皇是在“内阁的助言和承认下从事国事活动”，而所有的这些国事活动无一不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如果要完全远离政治的话，天皇就不能进行国事活动。这本来是一个常识。
小泽一郎在辩护时说：“如果让天皇说出自己的想法，也肯定是同意这种安排的”，此话一出，立即又是舆论大哗：“你凭什么代表天皇？”确实天皇能代表日本，但没有哪个日本人能够代表天皇。可是问题是：天皇有表明自己心态的可能吗？
从日本宪法的观点来看，作为象征性国家元首的天皇是日本的象征和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天皇及其家族在生活上受到极为优厚的待遇。天皇和皇族没有就学、就职和生活上的任何忧虑，有专门的皇宫警察和普通警察保护着他们的安全，有一千多名国家公务员所组成的宫内厅在照顾着他们的日常起居，他们免交所得税、固定财产税和进口关税，他们起居的皇宫和各地的离宫、别宫都是国家出钱维护修理，可以这么说，天皇及其皇族是世袭的“国家公务员”，只要日本国家继续存在，天皇和皇族就是无忧无虑的。
日本几乎所有的传媒在提到天皇及其皇族时，都必须使用“陛下”“殿下”等敬称，必须使用敬语，皇太子德仁亲王举行婚礼时，传媒还专门开过会来统一敬语的使用方法。
但是在天皇的地位如此崇高的情况下，日本人中居然还有一种“天皇解放论”的思潮。在一次主要是右翼人士参加的电视讨论会上，日本前参议员、著名女权活动家田岛洋子就说过“给天皇以人权”这句语惊四座的话，而且在座的右翼人士们也无法正面反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因为日本的天皇制和日本人对于天皇和皇族的做法实际上有很多很特殊的地方，日本的皇族除了在生活上受到优待之外，其余方面可以打问号的地方不少。有句话说“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但是在生存权已经不成问题的前提下，人权就有更加广泛的外延了。
天皇是没有姓氏的，这是因为在历史上日本的姓氏是由社会等级高的人赐给等级低的人的，由于天皇的社会等级最高，因此无人能够给天皇赐姓，这样天皇就没有了姓氏。同样因为在战前天皇是“现人神”，当然不会拥有人间的户籍，战后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但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所以也没有人去蹚这个雷区，到现在天皇和皇族也还是没有户籍，名字和身份只是记载在归宫内厅保管的《皇统谱》中，没有户籍也就没有颁发护照，日本皇族出国旅行的时候都是由外务省颁发一次性使用的旅行证件。和英国等存在贵族的国家不同，从法律上说日本是没有贵族的。英国的贵族和平民的区别仅仅存在于一些权限上，从法律上来说贵族也是国民的一员，而日本皇族的这种法律上的暧昧地位甚至让人对皇族是不是国民、皇族有没有日本国籍都发生过怀疑，宪法论学者用了一句“天皇及其皇族是拥有日本国籍但没有户籍记载的唯一例外”来总结，最后在1989年，东京高等法院的一份判决书才指出“天皇是有日本国籍的自然人”，这样天皇和皇族的国籍才总算有了结论，但到底是不是日本国民还是扯不清楚。(www.xing528.com)
如果是日本国民的话，就应该根据日本宪法能够行使日本国民应有的基本人权，比如国民都有的“言论自由”“职业选择的自由”“迁居的自由”“参加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婚姻的自由”，等等。但是实际上皇室成员根本就没有这些自由。这样才有了“给天皇以人权”的说法。
按照君主立宪的原则，天皇只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因此天皇及其家族不能参与国内政治，不能对国内政治指手画脚，这算不上没有“言论自由”，但是日本的皇族们被要求得更彻底一些，不仅仅是在公开场合不能评论国内政治，而是根本就不能随便说话，所说的话都是被要求说的。
每天皇族们都按照已经制订好的活动计划，按照规定的路线去往指定的地方参加预定的活动或者会见预定的人物，说些规定要说的话，连说话的方式也都得按照“皇室的节奏”，无论国内国外的新闻记者们如何骚扰，皇族们的脸上必须充满“皇家的微笑”，不能皱一下眉头，像英国皇室那样公开责备狗仔队们的骚扰行为，在日本皇室看来简直是神话传说了。皇室成员们经常要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比如参观画展艺术品展览什么的。此时皇室成员必须和每一位在场的作者们说同样语气同样长短的话，不但对于有可能不合自己胃口的作品不能批评，即使自己更加喜欢某个作品也不能多赞美一句，因为这“可能被人利用”，天皇和皇族的名义绝不能为他人所用。
实际上就连皇族们的食谱也是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经制定好了，到时候皇族们只管饭来张口就行，可是很重要的一点是：食物是不是可口和这些享用食物的皇族们没有关系，他们也不能评价。
皇室成员当然也没有婚姻自由，《皇室典范》第十条明文规定：“立后以及皇族男子的婚姻必须要经过‘皇室会议’的讨论”，这个皇室会议是由众、参两议院的议长，内阁总理大臣，最高法院长官和一名最高法院法官这几位拥有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大权力的长官和宫内厅长官所组成，皇族的婚姻实际上受政治干涉很厉害，皇太子德仁亲王和小和田雅子结婚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同意，就是因为小和田家是引起水俣公害病的“日本窒素”公司的股东，人们怕以后说起公害会捎上皇室。
现在的美智子皇后的父亲，日清制粉的社长正田英三郎当年就是因为女儿嫁进了皇家，不得不在正当年的45岁时从社长（总经理）的位子上退下来，去当那个挂名的会长（董事长）。然后在54岁那年干脆退休回家。女儿嫁进皇室以后，正田英三郎就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说过话，生怕给女儿、女婿和女婿家招来麻烦，他于1999年96岁时默默去世。
小和田雅子的父亲小和田恒在女儿未嫁时是外务省事务次官。细川护熙在组阁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起用小和田恒担任外务大臣的呼声很高。但是女儿的婚约一发表就立即给找了个闲差发配小和田恒去当驻联合国大使，后来日本想入常的时候又怕他在联合国惹出麻烦，干脆把他又给挪到海牙国际法院去了，反正那儿也没人打官司，去了也惹不出口舌。总之是不但皇室成员不准说话，连皇室成员的亲戚也不准说话。
如果对这些限制措施不满意，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可以选择“脱离皇籍”去做一个普通人，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先例，从日本人的常识上来说，脱离皇籍几乎是最大的丑闻，而以上的种种限制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皇族内出现丑闻。但是这条规定也只是对于“天皇以外的皇室成员”，就是说天皇本人是没有职业选择自由的，他不能辞职。
因为有这些背景，所以在美国长大的、曾经是高级外交官的皇太子妃小和田雅子在嫁入皇室以后被折磨得精神崩溃，也正是由于小和田雅子的遭遇，才出来“给天皇以人权”的议论。
执行这种种限制的就是宫内厅。宫内厅现在是内阁府下属的一个行政部门，但却是日本所有政府行政部门中最古老的一个部门，它的历史比领导它的日本政府本身还要古老得多，起码在公元680年前后就已经存在了。宫内厅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只管照顾天皇及其皇族生活的后勤或者服务部门，而是一个控制和管理着天皇及其皇族的组织，一千多年来，不是像外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天皇在领导着宫内厅，而是宫内厅一直在管理着天皇及其皇族。所谓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传统，如果照宫内厅说起来那是全靠有了他们，正因为有了他们在管理天皇及其皇族，天皇这个位置才不是那么吸引人，所以日本历史上几乎没有人窥觑过皇位。宫内厅在这方面的功劳也使得人们在牵涉皇室事务的时候很自然地认可其说法的权威性。所以虽然天皇在战后放弃了“现人神”的地位，宫内厅也从独立于内阁的“宫内省”变为内阁里的一个部门，但是天皇制和天皇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很微妙而敏感的题目，谁都不愿去惹麻烦，政治家当然更是这样。除了皇室的婚丧嫁娶这种按照法律必须由内阁开会决定的事情以外，内阁绝不会去主动过问皇室的私事，就是过问也就是走一下形式，实际上只是追认宫内厅的决定罢了。宫内厅还是一如既往地管理着皇室，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就是宫内厅长官敢于向内阁发难的原因。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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