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30日凌晨两点半，我在熟睡中被一阵剧疼惊醒。醒来后发现浑身被冷汗湿透，后来才知道这点其实非常重要，出冷汗是心肌梗死的一个典型症状，但当时我缺乏这点医疗常识，再者平日身体可谓健康，除了血压略微高一点之外，连伤风感冒都很少，所以根本就没有往那上面去想。
当时的疼痛部位是在咽喉，咽喉深处有一种灼疼感，因为当时正好来寒流，所以我就把原因归结到了感冒或者是流感。这时疼痛感也似乎消失了，我又进入了梦乡。
早上起来也没有什么不适感，于是就去上班了。但到了上午十点半左右，咽喉深处的疼痛又开始发作，但这次似乎没有晚上那么强烈，也没有出冷汗之类的症状，这就更加使得我相信是患了感冒或者流感，于是所采取的措施只是戴了一只口罩，以防止把可能的流感传染给别人。
日本企业一般都要加班，可这天我喉咙疼得没有精神加班，五点钟就下班打算去医院打一针点滴来恢复精神。
我去的医院叫“德州会病院”，这家医院现在在日本很有名，有名的原因也很搞笑。民主党政权的前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台上时想让冲绳普天间美军基地的陆战队撤出冲绳，但以后才发现这不容易实现，最后走投无路的一国首相居然曲尊去拜见一个已经瘫痪、退休了的自民党前众议员德田虎雄，想请德田虎雄帮忙说和，让普天间的美军陆战队撤到鹿儿岛的德之岛去，而这个德田虎雄就是这个德州会系列医院的老板。
德州会的全称是“冲绳德州会”，根子在冲绳。可能冲绳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更深一些，这个医院到处贴着的座右铭，也有点中国风味：“小医治病，中医治人，大医治国，德州会治天下”，很有点范仲淹的“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味道。
但实际上德州会医院的口碑并不太好，不少人对这个系列的医院有“检查过剩”的评价，反映他们喜欢给患者做一些似乎没有必要的检查。因为日本的医疗和医药收费全有硬性的法律规定，医院胡乱收费的余地不大，对患者进行没必要的检查可能是医院唯一的自留地了，所以不少人怀疑他们是在借此牟利。本来我也不太想去这家医院，但这次因为身体不太舒服，而这家医院离家很近，不到500米，于是就选了这家。
后来才知道当时选德州会医院是正确的。有关这家医院滥检查的传言实际上也查无实据，他们有一个公认的强项，就是它的急救力量。放松收费不多的门诊而加强能收取高额费用的急救是这家医院的一种经营方式，而且我后来从账单上知道了这种经营方式是很成功的。
内科的门诊医生在听我诉说了症状之后，似乎对“昨天晚上疼醒了”很感兴趣，特地问了一句：“知道几点钟吗？”在听说两点半之后，就让我去做一个心电图。
流感和心电图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我想到有关这家医院喜欢胡乱做检查的传言也就坦然了，顺着地上画的线就去心电图室。这家医院以喜欢做检查闻名，当然在为患者提供检查的方便上也下了功夫，地面上画着各种不同颜色的线条，上面注明了心电图、X射线、B超、CT或者是核磁共振MRI，患者只要顺着线走就一定能找到地方。
我做完了心电图后回到门诊候诊室继续等，此时刚刚做心电图的护士拿了一件病号服来找笔者了，说医生吩咐要再做一次心电图，这次要做满一分钟，所以要换上医院的病号服，这样大家都方便。
此时我隐约起了点疑心，觉得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检查了，很可能自己的病情不是流感那么简单。但在护士那儿得不到任何回答，护士仅仅说“医生就是这么吩咐的”，我也只好换上了医院的病号服。护士找了一个大塑料袋，把我换下来的衣服鞋子全部装了进去，放在床底下，然后就又给我做了一次长达一分钟的心电图，我也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醒来时我发现已经是在急救室里面了，一位女医生正在为我做心脏部B超。我很不解地问那位女医生：“流感怎么要做胸部B超？”可是那位女医生的回答却是：“谁说您是流感了？”
“那是什么毛病？”
“初步判定你的心脏有问题。”
这句话如雷击顶，我顿时傻了。我的家族有心脏病病史，平时血压也偏高，所以对自己有问题倒并不觉得十分意外，意外的是对自己来说似乎来得太早了些，因此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问：“首先你能肯定吗？第二我很危险吗？”
医生的回答是：“等一下我们内科主任会向您具体说明，至于危险不危险，您现在在我们医院里了，所以就不危险，我们会治好你的。”
可是被这位女医生鼓舞起来了的一点信心，立即被随后到场的内科主任给粉碎了。
内科主任看着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拍的X光片子和心电图对我说：“这是心肌梗死，必须立即手术，你能不能赶快通知家属？”
我告诉他们家里的电话号码，医院联系之后，妻子立即赶来了医院。内科主任向我们两人述说了我的病状：“心脏血管出现血栓，产生了阻塞现象。从患者自述可以推知，凌晨两点半出现第一次阻塞，但之后又不知怎么的疏通了，今天上午10点半左右出现第二次阻塞，到现在已经快10小时了，必须立即手术以疏通被堵塞了的血管同时去除血栓，请您在同意书上签字。”
“开胸手术？”妻子担心地问。
“不开胸，是catheter手术，就是从脚腕或者手腕的静脉处往心脏插进一根管子，利用这根管子进行手术”。
“我们中国管这种手术叫‘微创’手术，不是听说没什么危险吗？”妻子问部长。
“只是相比起开胸手术小一点罢了，手术必定伴随着风险：第一，您丈夫可能对麻醉剂过敏，第二，可能发生细菌感染……”部长很严肃地拿着一张纸在一项一项地宣读危险原因和发生的概率，虽然这些概率基本上全是百分之一二甚至千分位，但那么多条听下来还是让人不寒而栗。
当然，我和妻子面面相觑的结果最终还是“行，这就签”，不签又能怎么办呢？
就这样，我本来只是准备来医院治流感的，就这么直接上了手术台。
为我做手术的就是这位内科部长，后来才知道这位医生是神户一带最好的循环器内科大夫之一，特别是心血管微创手术的专家。我在手术台上因为单调的照明和部长向其他助手发的口令而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醒来时手术已经完成，只听到部长在非常清晰地下指令：“重放××分××秒，××分××秒……的图像”，部长在重看了这十几个图像，确认了手术动作和血管的血流情况以后吐出了“手术成功”这几个字。实际上我在听到这位部长在提出要再确认的图像时是那么有把握，就已经知道这次手术成功了。
我本人当时并不知道手术的具体内容，但手术之后部长向妻子详细说明了手术的全过程，并给妻子看了取出来的血栓。
医生为我在手术之后到出院之前编制了一个十分详细的康复程序，前半部分比较容易理解，从上半身抬起15度开始，经过坐起来，站立，移动脚步一直到500米步行，最后一个星期的康复计划就特别具有日本特色了，全和洗澡有关。
据说日本人的洗澡水一般在40度以上，是全世界温度最高的。而洗澡对心脏增加的负担极大，特别是像日本人这样喜欢烫的洗澡水。所以康复计划有详细的水温规定，先从不洗头的淋浴开始，到洗头，最后进浴盆，浴盆的水位从心脏以下开始慢慢上升，最后上升到脖子。
每次在康复行动开始前量好血压，做好心电图，然后通知急救室做好准备，康复行动结束之后再次量血压，做心电图，然后再通知本人是否已经通过该项康复，未通过就要再次进行。我在进行20分钟坐立的时候就发生过没有能够通过的事情。
到最后算下来住了25天的医院，总算赶在圣诞节前出院，没在医院迎接新年。(www.xing528.com)
笔者在日本多年，也和医院有过交往，但都是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最大的事情也不过就是补个牙齿。经过这次住院，才知道其实自己原来对日本的医疗制度并不是十分了解，实际上就是日本人也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只有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
首先遇到的就是医疗费用的问题。日本是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有正式工作的人加入的是各种社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保险费用是自己和公司各负担一半，没有工作需要抚养的配偶和子女则是免费的。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加入的则是国民健康保险，保险费用略微有点差别，但是医疗费负担则基本上全是一样，除了根据地方不同而对婴幼儿、老人有优惠政策之外，一般本人负担30％。
就算是30％的负担，一般头疼脑热的小毛病也就是几千日元，再加上检查费用之后，自己缴费要超过一万日元的也不多。根据现在的汇率一万日元大约是120美元左右，所以原来从不觉得医疗费用会发生什么问题。
但这次不同了，我还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医院总务处的人就很认真地对妻子讲解了一个“高额医疗费”的问题，并说明了高额医疗费的手续应该如何办理。
高额医疗费的概念是这样的：虽然医疗保险规定患者要自理30％，但在大手术的情况下这个30％还是很大的数目，于是就还有一条这样的规定：每月8万日元的医疗费就算是“高额医疗费”，超过这个额度就全部由保险买单，也就是说这个“高额医疗费”的基本概念就是患者每月的负担在8万日元（大概1000美元左右）以下。但要患者到自己所属的医疗保险机构去办一个手续，医院根据这个手续再次重新计算账单，只收取“高额医疗费”之外的部分，当然患者也可以选择先按照医院的账单付款，然后再向医疗保险机构申请退款的方法。
8万日元在日本是什么概念呢，可以按照这样的简单方法去理解：大概一般人的平均税后月收在30万日元左右，就是1/4月工资。当然1/4的月收入也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一般这笔钱也不是自己实际开销，一般的日本人都有生命保险，生命保险中一般都有这种手术和住院的项目，承担多少手术费用，住院每天多少根据所保险种类不同而有不同，但一般都有一定的补助，基本上可以做到没有什么额外的负担。
这个“高额医疗费”从第四个月起减半成4万日元，而低收入家庭的“高额医疗费”从一开始就是4万日元，年满65岁以上或超低收入是1.5万日元，当然高收入家庭这个数字就成了16万日元。
这就是在日本医院绝不会出现先收钱再治病，缴不出钱来不给治病的状况的原因。首先，日本人基本上每人都有医疗保险，这样医疗负担有一个限度，不会出现巨额医疗费用，而且生命保险还能够把这笔医疗费用也承担起来。
但是“基本上每人都有”并不是“每人肯定都有”，日本的经济状况在不断变坏，穷人也在不断地增多，现在存在着没有保险的人，起码像东京、大阪这样的日本大城市里有无家可归者，而这些人肯定是没有保险的，他们怎么办？
医院也不会把这些人推出门去，而且还有一些无良医院专门做这种人的生意。日本对于无法缴纳医疗费的处理是最后由各地方政府买单。地方政府将这些人作为“生活保护者”养起来，也就是俗话说的“吃救济”。生活保护者的医疗费是地方政府全额开支，就有不良分子以此作为生财之道骗政府，比如北海道就出过这样的案子：生活保护者每月用掉的医疗费用居然上亿。
对于生活保护者，政府不但出医疗费，连去医院的交通费也是政府买单，北海道就有生活保护者和出租车联合起来骗政府的交通费的案例，当然，后来案发之后才发现那人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该受生活保护的人，而是一个和暴力团有关系的人，当地政府的办事人员虽然知道这里面有名堂，但也不敢拒绝给他报销交通费。
类似这样的欺骗保险的行为应该还有不少，像这几天的电视里就揭发有生活保护者骗取安眠药到黑市倒卖的行为。因此日本医疗中也有不少规定是出于反欺骗的考虑而制定的，有些规定甚至听起来有点怪里怪气。比如在日本住院不能超过三个月，到了三个月即使是无法出院也要转院，这就是为了防止医院和患者串通起来欺骗保险的一种措施。但实际上有人被这种规定弄得很为难。我就认识这么一对夫妻，丈夫因为患脑溢血成了植物人，一直在医院里，但因为这条规定，不得不过段时间就要转院，几年来他们就在神户的几家医院里转来转去。
“高额医疗费”这个概念是“每月不超过8万日元”，这个“每月”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个非常机械的概念，从每个月的1日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天。而笔者这次住院虽然总共是25天，但因为从11月30日开始的，于是算两个月，头一天就是一个月。而且头一天因为有大手术，花费最多，一天就是64万多日元。而以后的二十几天也就是这个开销。如果我发病晚一天的话，医疗费的开销同样，而我只需要缴一个月的费用就行了，但是谁又知道什么时候会发心肌梗死呢？
当然实际上在“高额医疗费”计算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很复杂。所谓“高额医疗费”只包括医疗费，而日本的住院费用是由三块组成的：一块是医疗费，就是手术、检查、诊断、医药等诸费用，这是有法律规定收费标准的费用，患者负担三成；还有一块也是法律规定收费标准，患者负担三成，但不是医疗费的费用，就是伙食费。日本医院的伙食收费标准是政府规定的，每天2000多日元，患者负担三成，这笔钱不能算医疗费，所以是患者全额负担；第三块是保险之外的开销，比如病号服是向医院租用的，每天的租金各医院都不同，还有自己付费的病房费用等。
所以实际上患者在缴费的时候不一定是铁定的8万日元，而是更多一些，但是我所缴的第一笔费用倒是和8万非常接近，因为只有一天，而且根本就没有进病房，出了手术室就是急救观察室。
日本医院的急救室、观察室收费算入医疗费。而四人以上的病房则是免费，收费的仅为双人或单人病房。据笔者观察，这种收费方法是基于日本医院护士的负担，按照中国医院的标准来看，日本医院护士的负担相当重。
日本医院的护士配备标准一般是1∶10，即一个护士照顾10个患者，而且是两班倒的。日本医院是没有家属陪护的，所有事情全是医院干，除了打扫卫生是工人干之外，其余的工作全是护士承担，从按照医生的嘱咐对患者进行医疗护理，例如接氧气、挂点滴、打针送药、量血压体温、做心电图一直到送饭送菜、擦洗身体、伺候大小便均为护士处理，所以护士们永远是在小跑着。只要有可能，医院就把患者往大房间里安排，以节省护士的移动时间，从而稍微减轻一点护士的负担。
日本的护士服务态度极好。医生严嘱笔者在手术后的三天内一定要静养，绝不可自己做任何事情，有事打铃召唤护士。虽然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非常难受，想召唤护士来帮忙翻身，但我一来自忖年富力强，不愿意让护士来帮助自己做这么简单的事情，二来看到护士跑来跑去也实在辛苦，不好意思再给护士添麻烦。但护士们经常会主动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忙翻翻身什么的，实在让人十分感动。
还有更为感动的，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护士小姐从来都没有不耐烦的脸色，始终是和颜悦色地解释和劝说。实际上医院里最难弄的是一些老年病人，笔者对面就曾经有过一位这样的病人，他女儿送他来了之后嘱咐他要好好听医生护士的话，结果反而被这位老人找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琐事给埋怨得气鼓鼓地走了。四个人的病房，隔帘一拉就是个人的天下，这位老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就开始折腾起来了，一会儿警铃大作，护士飞也似的冲进来发现这位老人居然自己在拆输液的器械，输液管也被这位老人拆了下来，倒流的血液把病号服的袖子都染红了。护士处理完了以后对老人说了一句：“再不要去动它了好吗？这东西不能动的，有危险。”
谁知道这位老人气哼哼地对护士说：“这东西不能动？那刚刚你们怎么不说？”
我在一边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这位老人实在太能折腾了，但那位护士还是细声细气地对老人说：“对不起啊，刚刚忘了说了，现在开始再别去碰这摊子了好吗？”一直得到了老人再不去捣鼓的保证之后才走。
可安静了一晚上之后，第二天早上又开始和护士闹开了。说他坐公车用的老年人优惠证不见了，肯定是护士安排他换病号服的时候给弄没了，要护士赶快去找，护士们二话没说就答应立即去找。
我可想不通了，找个老人听不到的角度就问护士小姐：“这玩意去哪儿找啊？你们怎么答应得这么快？”
护士小姐很简单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医院里不会掉任何东西，换衣服时全部有登记的，你不相信去看自己的床头柜就有记录，老人的东西没了就只有一种可能——他女儿带回去了，要不然根本就没带来，等他女儿一来就可以确认了。”果然，后来老人的女儿说是她带回家了。
日本的传媒经常在讨论医生负担太重的问题，不住院体会不到。这次住院我就注意到自己的主治医生，那位内科主任确实相当辛苦。起码在德州会医院里医生是不分门诊和住院的，主任上午要看门诊，下午是手术和住院查房，傍晚再次看门诊，然后晚上再来住院处，每天八点钟左右还在向夜班护士们发各种指示，星期六也是这样。这还不包括像我这种突如其来的紧急手术。这位大夫确实很辛苦，但我注意到，其他大夫们也都一样，总要到九点钟之后才能回家。
传媒虽然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主要是随着日本人口构成的逐步老龄化，医疗保险的支出日益增大，政府拿不出钱来在保证现有医师、护士的收入水准不下降的同时增加医师、护士的人数。
实际上就是保险金不够用。据估算，每年光用于老年人医疗、福利等方面的开支就要自然增长一万亿日元，大约120亿美元左右，而支付这些费用的劳动人口比例又在不断下降，医疗保险破产的危机一直存在，而且越来越大。这个医疗保险中还有一笔这样的开支，就是只要有医生证明，患者就可以在一年半时间内从医疗保险领取相当于60％工资的生活津贴。当然这条规定其实没有什么可执行性，因为很少有公司愿意让员工一年半不上班的。
现在日本人自己负担的医疗保险比例在不断上升，听说笔者去日本之前是本人看病免费，家属负担一成，而我到日本之后就是本人一成，家属三成，现在已经是本人和家属均为三成了。
这个问题不仅限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有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无非是增税或者降低保险福利水平，而这个选择太难了。十几年前的细川护熙联立政权就提出过“社会福利税”的构想，结果未能成功，而现在执政的民主党菅直人首相在上台时又公开提出要增收消费税以解决包括医疗问题在内的社会福利问题的设想，但得到的回答是2011年7月参议院选举的惨败，因此增税论又销声匿迹了。似乎日本人还没有做好增税的思想准备，但另一方面，不增税不可能解决社会福利问题也已经成为了日本社会的共识，就看什么时候才是水到渠成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了。
（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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