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经新闻》在日本也能算是一份有历史的大报，现在以160万份的发行量为日本报纸的第七位，虽然这个发行量还不到居首位的《读卖新闻》（发行量993万份）的1/6，但是和欧美的报纸比起来已经相当大了，要知道大名鼎鼎的《华尔街日报》的发行量也就只有208万份，而《纽约时报》只有103万份。
但是和其发行量相比，《产经新闻》的影响力明显是太低了，这张报纸不仅在世界上几乎无人知晓，就是在日本国内也经常让人皱眉头。
这是一份很有特色的报纸，和其他讲究“新闻中立”，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的日本传媒不同，这张报纸是彻底地标榜亲美保守，以夸示和中国的距离感为荣耀的。
日本是新闻自由的国家，报纸当然可以自由地采取自己的立场，任何人都不能对报纸评论的偏向有所怨言，但人们可以要求报纸报道新闻事实时不能发生偏差，而《产经新闻》在这点上常出问题。
而且这份报纸出现的问题几乎都牵涉到中国，仅仅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就出现了两次。一次是2011年7月7日，《产经新闻》发行号外报道中国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去世的消息；第二次是2012年1月25日，《产经新闻》又在第一版报道了“位于北京近郊的核设施发生事故”，暗示出现了核泄漏现象。
结果，对于第一件事，《产经新闻》不得不在2011年10月9日刊登道歉谢罪启事。对于第二件事，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否认此事之后就不见了下文，从《产经新闻》一贯的表现来看，应该又是一起“误报道”事故。
除了这些明显的失误之外，《产经新闻》表现得最有意思的是在所有和中国有关的报道后面总要加上一两句和主题明显无关的废话，来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正确。
实际上，《产经新闻》这种力争政治正确并不仅仅表现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上。甚至在报道日本国内新闻时也是这样立场坚定，对于他们认为是违反了他们教条的所有个人或者组织的言论行动都是毫不犹豫地展开批判，宣告这类言行必将破产，肯定失败云云。一打开《产经新闻》，就能看到充斥各个版面的这类文字。当然实际上社会的运行并不按照《产经新闻》的教条进行，于是产经的预测或者结论就很遗憾地永远不会实现。(www.xing528.com)
一次一位国内新闻界的朋友被派驻东京，向笔者打听日本各传媒的情况，笔者在谈到产经的时候没什么客气的：“产经看看可以，了解一下在日本还有这么一种思维方式，但是决不能相信它的报道以及结论，否则肯定会成为笑柄。”笔者此言纯粹是为了朋友的记者职业生涯着想，但没两个星期那位朋友自己也总结出来了，并且超过了笔者，按照他说的，就是产经连看都不能看，因为文采太差。
但是那位朋友说得太绝对了，产经还是值得一看的，这就是《产经新闻》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产经新闻》的订阅价实际上很便宜，虽然表面上和其他报纸售价相同，但里面还夹了一份名为“商务之眼”（Business I）的经济报，而这份经济报的质量相当不错，一点不比日本最大的经济专业报纸《日本经济新闻》差！
和《产经新闻》没事就要预告一下中国经济一团糟，似乎立即就要破产不同，《商务之眼》在日本国内经济版后面的国际经济版中是把“亚洲和中国”放在第一位的，从非常职业的角度报道自己的独家采访和中国国内传媒的动向，再也没有“中国传媒决不可信”的禁忌，两份夹在一起的报纸居然是如此的截然不同，估计也是全世界独一的。
这是不是“政治和经济分离”的最佳范例不得而知，但是《产经新闻》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矛盾实际上可以用其履历来解释。这份报纸的源头是1933年在大阪创刊的《日本工业新闻》，主要是报道产业经济方面的消息，所以在1942年改名为《产经新闻》，成为西日本产业经济的专门报纸。它在1952年成为全国性报纸的同时还跨出了产业经济范畴，进到了它所不熟悉的社会政治领域，从此之后就作为一个门外汉，在社会政治领域里一混就是半个多世纪，也没见多少长进。
为什么这么一份几乎没有信誉的报纸还能生存呢？这是因为《产经新闻》的评论执笔人中包括了日本最右翼的那部分论客，像樱井良子、出身于中国台湾的金美龄和出身于中国大陆的石坪等人，这些人的过激言论很能迎合一部分右翼思想的读者。除此之外，和《产经新闻》一起发行的《商务之眼》是其能够生存的最大原因。
（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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