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作“一万日元过日子”，内容是找一个人给他一万日元让他过一个月。在日本街头买一罐饮料都要100日元以上，一万日元的意思就是一天只能喝三罐饮料，可见靠这些钱过一个月是十分十分困难的。如果两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是三万元呢？当然不像一个人一个月一万日元那么“十分十分困难”，但也是相当困难的。
实际上日本一家人一个月生活费三万日元的也有，基本上都是家在农村的人，吃的大米、蔬菜都是从农村寄过来，这三万日元也就是开销一下煤气水电费。
日本的物价这二十几年来一直在下跌，现在的三万日元比二三十年前的三万日元要值钱多了。三十年前一个月三万日元的生活费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特别是如果这个人还是曾经当过日本五大重工企业之一的石川岛播磨重工（现在一般用IHI这个社名）和东芝的社长、董事长，后来又当过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这个日本最大的资本家协会会长的土光敏夫呢？
某次，一件贪污案件涉及当时是石川岛播磨重工社长的土光敏夫。检察官清早七点钟去土光家堵他，结果土光太太告诉检察官们土光刚刚出去上班了，现在应该还在公共汽车站，结果检察官们真的在公共汽车站找到了正在等车的土光敏夫。检察官后来在回忆的时候说：“看到那间旧房子，看到在等公共汽车的石川岛播磨重工社长，我们就已经确信此人不是罪犯了。”
1982年7月23日，NHK电视台为了配合中曾根政权的“行政改革”，推出了一个名为《85岁的执念，行改之颜土光敏夫》的电视特辑，这个节目最后的镜头是土光敏夫和他老伴在昏暗的灯光下在厨房里一张小桌子边上吃晚饭，土光敏夫在专心对付一条小咸鱼干，而土光太太则在很认真地喝着一碗酱汤。
行政改革中担任土光敏夫副手的伊藤忠商事原董事长濑岛龙三回忆说：“后来无论我们走到哪儿，都有妇女们提着咸鱼干来送给我们，真令人感动。”而中曾根康弘的行政改革也正是因为这么两位“清贫”的人在领头才能进行下去。人们认为根本就不可能的国有铁路、电电公社和专卖公社的民营化被这两个人弄成了，三个只会赔钱的大国企变成了现在的JR、NTT和JT。
土光的招牌就是“清贫”，在当时的财界人中，土光家是唯一没有用佣人的，不但如此，他们家吃的蔬菜全是自己院子里种的，家里所有修修补补的工作都是曾经当过工程师的土光的活，更古怪的是，到了1972年土光敏夫家居然还没有彩电，没有冰箱，当然就更没有空调了。后来东芝的工人们听说了之后非常愤怒：“我们是生产家电的企业，社长家却没有家电，我们还能卖给谁？”于是东芝深谷工厂的工人们集体凑钱把他们工厂生产的第100万台彩电作为纪念品买了下来送给土光敏夫。土光知道“民意不可违”，这才买齐了冰箱空调什么的家电产品，但是只要家里没有客人空调是肯定不开的。
其实作为东芝公司的董事长，年收入7000万日元的他不可能会贫穷，但是土光就是没钱。他曾经很舒心地对身边的人说他欠银行的债务总算还清了。他母亲留下来一个名为“橘学苑”的中学，他的收入几乎全部填进了那所学校。他的哲学是“教育不是买卖，不能挣钱”，只要他自己还能往里贴钱就不肯提高收费标准。
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土光敏夫就看成一个很常见的越有钱越小气的守财奴或者吝啬鬼呢？只要看看为什么在他去世33年之后又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有一家工厂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恢复了生产，这就是IHI的福岛相马工厂。这座工厂距离发生严重事故的福岛核电站只有50公里，工厂的建筑物本身没有受到损伤，但是所有的机器设备都移动了位置。这家工厂是生产航空引擎及其零部件的，是波音公司的航空引擎配套厂，不少产品是独此一家的产品，一旦停产波音公司也得跟着停。他们的产品对精度的要求相当高，所以全部机器设备都要复位之后重新调试。按照当初的估计，这家厂恢复生产能力起码需要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但实际上只花了两个月就全部恢复了生产能力，波音公司也恢复了生产。
如果去问这个工厂是如何能够做到那么快就恢复生产的话，那个厂的人会很简单地说：“这是土光会长出身的工厂，这个厂的所有做法都是土光社长在这里时制定的，从来就没有抛弃过，所以在这么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厂里的上千雇员能够像一个人那样同进同退，这是IHI最强的地方，没有任何企业能和IHI相比。”
这个厂是朝鲜战争之后土光敏夫决定进军航空引擎领域而一手创立的，这块地皮就是土光亲自找来的，依靠土光敏夫找来7名旧日本海军的技术人员，从零开始，所以土光敏夫的影响力特别重要。
现在被媒体挖掘出来的IHI公司福岛相马的做法是比较古怪的，起码在现在的日本企业中不常见。众所周知，日本企业喜欢往国外人工费便宜的地方跑，现在即使在日本国内也是能用合同工临时工就绝不用正式工，目的是削减工资开销，因为合同工和临时工的工资低，而且企业方面需要负担的保险和年金费用也是天差地别。
在IHI的工厂里也有大量拿计时工资的妇女临时工，但是如果打听一下他们的工资会让人怀疑自己的耳朵。IHI的妇女临时工能拿到每小时1500日元（几乎20美元），这是其他企业的一倍，几乎等同于一般男子正式工的工资。这次大地震之后，这个工厂大部分雇员的住宅不是被地震毁坏就是被海啸卷走，和大多数有能力的日本公司一样，IHI出面统一帮雇员物色临时住房，但和其他日本企业不同的是，IHI的“雇员”概念，居然也包括计时的女子临时工。
这才是土光敏夫式经营的根本理念：“以人为本。”这个“人”里也包括女性。在他就任东芝公司社长后，发现在开董事会的时候有女工进来端茶倒水，他拍案而起：“难道东芝的女工是雇来倒水的？”从那以后东芝采用了自动咖啡机等来代替人工。
即使在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时期，能做到这样的企业也不多。在广场协议之后因为日元急剧升值，日本企业都成了大款，使得日本企业的领导人热衷于做门面摆排场，一掷千金去采购什么名画来装点总部大厅。再加上中曾根所热烈提倡的美国式经济运营，对高收入层进行了大规模减税，使得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失去了自尊和骄傲的日本企业领导人热衷于减少员工收入和提升自己的工资。在这二十年中日本普通人的工资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有很大幅度的下降，而企业领导人的年收则在不断增长。泡沫经济之前的日本大企业社长年收上亿的几乎没有，因为最高达93％的所得税率使得这些人的工资没有意义。而现在最高税率只有55％，结果现在光是公布出来的上市企业的董事们年收上亿的就有46位，其中最高的是日产的卡洛斯·戈恩，达8.9亿日元。
不要说大企业的董事级高管了，现在日本企业的中级管理层也是很豪华的，比如有个汽车公司能包机每周把驻华的高级管理人员从武汉接回东京度周末，有个商社的驻华代表能用包机从日本运钢琴去北京。
日本的贫富差距在急速扩大，而东日本大地震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有人把这次大地震和江户幕府末期的黑船前来以及太平洋战争的战败相比，称为“第三次战败”，日本能否再像前两次一样重新复兴起来，成了日本人最关心的问题。(www.xing528.com)
所以，工程师出身，日本第二次复兴的功臣之一土光敏夫再度被人想起来是很正常的。2011年8月11日，文艺春秋出版了一本名为《清贫与复兴·土光敏夫的100句话》的书，作者是朝日电视台的出町让，这本书立即成为了畅销书，土光敏夫被重新发现了。
这本书从土光敏夫的著作和传媒的有关报道中选取了100段土光敏夫的语录，每段语录配上这段讲话的背景和讲话之后发生的变化和带来的影响。除了介绍土光敏夫的那些名言之外，还介绍了土光敏夫的生平事迹、信念哲学以及经营管理思想，对于想了解土光敏夫的人来说是一本非常精炼而丰富的好书。
读完这本书就可以知道，土光敏夫之所以吸引着现在的日本人，并不只是因为土光敏夫代表着日本人每时每刻都在怀念的那个黄金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土光敏夫在1988年去世前向日本人提出过很多问题，而实际上日本人除了土光敏夫的功绩之外，并没有注意到他的那些遗言。
土光敏夫是行政改革的功臣，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光敏夫就是为行政改革而献身的。行政改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牵涉巨额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政府为土光敏夫配备了警卫，也不让土光敏夫出外散步，甚至在院子里种菜都不行，怕遭人暗算。这种生活节奏的变化对劳动惯了的土光敏夫的健康非常不利。虽然土光敏夫享年91岁，但有趣的是所有人都认为他是早死，因为原来的土光敏夫实在太健康了，他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到现场去和工人一起干活。
土光敏夫没有看到泡沫经济的破灭，可是他提出了警告。土光敏夫提出的不是泛泛的警告，是经过计算之后的结论。现在看土光敏夫的话，真不敢相信那是在三十几年前说的，每一句说的都是现在日本社会的现实。年金问题、健康保险和少子化这三个当前日本社会最大的问题，三十年前土光敏夫就已经在开始关注了。土光敏夫调查了医疗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提出了改进的方法，而日本厚生省现在才开始三心二意推行的国民健康计划应该说就是当年土光敏夫提出来的：预防才是最好的治疗。
在土光敏夫的时代，日本的各种国债和地方债务总和只有100万亿日元左右，土光敏夫非常重视这笔债务，强调要尽快健全国家财政，指出容忍赤字预算的存在就会助长轻易举债的习惯，到最后债务会恶性膨胀，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破产。这些话当然被当时的日本人一笑置之，但是当日本重新想起了土光敏夫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他们所担负的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了1000万亿日元，而日本一年的GDP总额也就500万亿日元左右。
甚至连现在日本面临的最大难题——福岛核电站事故也能和土光敏夫找到关系。土光敏夫担任过IHI和东芝这两个重工企业的社长和董事长，又担任过号称“经济总理”的经团联会长，和日本的核电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土光从一开始并不反对核电站，但反对简单地进口美国核电站机组设备，主张核电站的设备连“每一个螺丝都必须是日本制造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核电站的安全。事实上这次福岛核电站事故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运行人员并没有完全了解福岛核电站的美国机组，从而在事故的判断和处理上一错再错，最后无法收拾。
实际上土光敏夫在就任经团联会长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第一个原因是土光敏夫不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而只是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工业大学；第二个原因则是土光敏夫是一位纯粹的工程师，很不善于和政治家、官僚们交往，被人讽刺为“政治音痴”。
可是土光敏夫这个政治音痴当上了经团联会长之后，不但没有想法子去纠正自己的这个不足，反而以此为荣，要求财界人物全部应该成为政治音痴，停止政商勾结、官商勾结。经团联曾经一直是很露骨地收集资金作为政治献金交给自民党，在他任会长的时候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废除了这个做法。土光敏夫从作家立花隆刚开始在杂志上连载文章揭露田中角荣的金权政治的时候就开始直接和田中角荣联系，逼迫田中角荣辞职。
在土光敏夫看来，一个追求金钱和享受的人是不能担任要职的，更不要说是公职了。土光敏夫坚决反对那种德才分离的说法，他认为德和才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没有德的人绝对不是什么才，所以他坚决要求田中角荣立即辞职。
而土光敏夫也以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人们什么叫作“德才兼备”。土光敏夫不光是一个道德教师，也不光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一个日本第一台大型火力发电机组的设计师，他也是一个优秀的经营者，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他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上出任石川岛芝浦透平社长，接着担任母公司的石川岛重工社长。他从1950年开始就走上国际舞台，为巴西海军建造军舰，并且在巴西设立石川岛重工的造船厂。1960年又成功地领导了石川岛重工和播磨重工的合并，担任合并后的IHI社长。他领导的合并绝不是1+1=2那样简单的合并，在那次合并之前，一般企业由于合并能够在产值和盈利上带来的增长分别为21％和18％，而IHI成立之后的产值增长了42％，盈利增长了30％。这样就在日本的海运、钢铁和银行界刮起了一阵合并风，诞生了不少巨大的日本企业。
从IHI董事长的位子上退休下来的土光敏夫本来是想到巴西去度过余生的，但是曾经担任过东芝社长、董事长和经团联会长的石坂泰三找到他，恳请他去拯救已经陷入经营危机的东芝公司。于是土光敏夫在1965年以69岁的高龄出任东芝社长，后来又担任董事长，成功地解决了东芝的经营危机。正因如此他才能出任经团联会长，成为君临一方的“财界总理”，至于以后在实行行政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功更是为世人所称道。
土光敏夫的为人以及才能可能是凤毛麟角，但是当时的企业经营者们其实和土光敏夫相差得并不多，像这样的传说还能够找得出来一些，但现在可以说是绝对找不到了。这二十年来日本的所谓风云人物都和丑闻有着不解之缘。
出町让的结论是，日本能不能从“第三次战败”中重新复兴，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出现像土光敏夫那样德才兼备的领袖。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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