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进入日本历史的贡献者及争论

今天，在日本各版本历史教科书中，即使在中日两国都被认为是右翼史观的扶桑社版教科书（实际采用率不足0.38％），也不敢不提南京大屠杀。但南京大屠杀进入日本历史成为国民普遍共识，离不开洞富雄和本多胜一等人的贡献。

南京大屠杀之名正式出现于战后的东京审判。但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国民政府最初统计的数字远不止30万，其正式发表的数字是：日军第六师团杀害了23万人，十六师团杀害了14万人，其他日军部队杀害了6万人，共计南京市民被残杀了43万人。

但这是个缺乏足够证据和可信调查的数字，很容易在法庭上被找到漏洞，虽然国民政府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时坚持这个数字，但在美国反对下最终不再坚持。

国民政府当时把东京审判仅仅看成一种复仇手段，没有像苏联政府那样把法庭作为一个讲坛，将日本帝国对苏联的所有工作都翻了个遍。这就是到现在为止，日本右翼始终没有人出来为从出兵西伯利亚一直到九一八事变这一段历史翻案的原因。苏联人在这一段历史上得到了日本当事人的口供，将之做成了铁案。

而国民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则非常遗憾，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提出的证据在定量支持“三十万人的被害者”上仍有一定困难，而且缺少日方供词。值得指出的是，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第十六师团后来在莱特战役中被美军全歼，13000人仅剩下620人，而麦克阿瑟曾经请国民政府协助在这些人中寻找有无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凶手，但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取证不足，数字统计随意，导致东京审判出现一个法庭对一个事件的两个不同数字认定。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判决书中的说法是：“非战斗人员一万二千，便衣兵员两万，俘虏三万以上，……据估计在最初的六个星期内南京周围被杀害的非战斗人员在二十万以上，发生强奸案两万以上。”而在对松井石根个人的判决书中则是这样的文字：“数千名妇女被强奸，被杀害的人数在十万以上。”

这种显而易见的不严肃和自相矛盾，当时的国民政府居然未察觉而提出异议，它埋下了“南京大屠杀人数未定”的祸根。

而今天中国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三十万”这个数字，实际在东京军事法庭上并没有正式出现过，“二十万”的数字采取了许传音博士在法庭证词中的“一般认为在二十万左右”的说法。而“三十万”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出自南京军事法庭对原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的判决书。

东京审判后，有三十万受害者的南京大屠杀成为定论，即使在日本也没有人提出过疑问，最多就是在提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说“杀害了好几十万人”，虽然还有人不肯承认三十万，但都接受了东京审判的结果。

虽然因为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广为人知，但它只是一个模糊的整体印象，其残酷性和规模则不为大众所详知。

南京大屠杀成为日本国民历史记忆中的热点，首先当归功于《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1971年，本多胜一获中国政府许可，踏上了调查侵华日军战争罪行的采访之旅，他的采访以连载方式在发行量近千万的《朝日新闻》刊出。当年11月4日到11月16日之间的10篇报道涉及南京大屠杀。本多胜一的采访结束后，报道集以《中国之旅》为书名发行。这部单行本在此后十年中重印了26次，成为罕见的长期畅销书。

本多胜一在日本被尊为“明星”媒体人，当然是与他重新挖掘了南京大屠杀以及“三光政策”有关，但更深的原因则是他一贯坚持和平、坚持人本的新闻观和为人的信念。

本多胜一进入新闻业，是因为在《朝日新闻》赞助的登山活动中得到赏识，遂在毕业后进入《朝日新闻》任社会部记者。社会部记者本该跑八卦新闻，但本多胜一由于大学时代的探险经历，在《朝日新闻》上接连发表了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新几内亚的高地人以及阿拉伯游牧民探险三部曲。探险的文化人类学成为他的采访主题。(www.xing528.com)

1967年，本多胜一进入越南战争现场，成为第一位成功接触采访到当时还是谜一样的“越共”的日本记者。本多胜一的《战场的村庄》被翻译成了各种文字，对当时的反战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越南战争，本多胜一有了报道过去快三十年的中日战争真相的想法，于是有了《中国之旅》。本多胜一在发行量巨大的《朝日新闻》上连续发表损坏日本形象的报道，自然引起右翼的不满，《诸君》杂志遂组织专家学者批驳本多胜一。当时他们还只是否认“三十万”这个数字以及部分事实，还没有否定南京大屠杀本身。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的观点，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

这时，与日本右翼史学界的论战，主力及时地由本多胜一变成了时任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的历史学家洞富雄。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洞富雄教授，学术影响力不如井上清这样出身于东京帝国大学的“权威”，此前他专攻西洋火枪传入日本的历史，是日本火器文化的权威。

本多胜一报道侵华日军战争罪行时，洞富雄教授正埋头研究梳理南京大屠杀史料。当日本右翼热火朝天地批判本多胜一时，1972年，洞富雄教授的两卷本著作《日中战争史资料·南京事件》面世，这是日本第一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术著作，它以严谨的学术论证证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应当在20万以上。该书上卷收集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和证据，下卷则是从西方媒体收集来的外文资料。根据史料，洞富雄指出：“三十万人或者三十四万人是不是比较接近真实数字呢？”

在与质疑南京大屠杀死亡数字的右翼史学家交锋中，洞富雄教授重新审定了相关证据和资料，于1982年出版了《决定版·南京大屠杀》一书。在遇难人数上略作后退，提出“不少于二十万”。

南京大屠杀的争论，让更多史学家参与进来。1984年，洞富雄教授与藤原彰、本多胜一、吉田裕、姬田光义、笠原十九司、江口圭一等人组成了一个“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开始了在档案资料之外，到南京实地调查，以反对否定南京大屠杀或者否定被杀害人数的思潮。“二十万”成为“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的统一见解。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由南京大学历史教授高兴祖组织4位老师和7名学生在南京大学及周边的小范围人群调查。1962年，高兴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成为新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最早成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迁延，此书直到1979年3月才以内部出版物变成书籍。

1982年，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受此刺激，中国学者首次申报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课题。1983年，有了修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提议并获通过，1984年正式筹建，1985年建成开馆。

远在东瀛的洞富雄教授在调查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所做的工作，比大多数同行都要更早更多更准确。而他在研究关于侵华日军在南京的罪行时引用国际法的视野，更为同代的许多专家学者所不及。他搜集整理南京大屠杀中的各种文献资料，亦帮助和影响了中国国内研究。他的著作1985年被译为汉语，名为《南京大屠杀》。

2000年3月15日，洞富雄教授去世。

（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