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演化理论的传播与质疑：哲学新思维

生命演化理论的传播者

生命演化理论在西方的迅速传播，有两种人起了重要的作用，一种是大学生，一种是受大革命洗礼后的革命者。这两种人是传统的叛逆者，王权的反对者，思想上的激进分子，是不愿受宗教和道德约束的人，他们甚至憎恨约束，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反对传统和约束，同样他们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他们的许多所谓进步的理论，人们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最终演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和竭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走狗。

1860年，在牛津大不列颠学会的会议上，威伯福斯大主教和托马斯·赫胥黎之间进行了一场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牛津大辩论”。威伯福斯反对人是从类人猿发展而来的，坚决捍卫人的神性，不愿意承认人是猴子的子孙;而赫胥黎作为达尔文主义的捍卫者，声称他情愿作类人猿的子孙，也不愿作人的后代，因为“人摧毁了一位在捍卫真理中获得了胜利的科学家的著作”。当威伯福斯大主教羞辱赫胥黎并让他承认他是猴子的子孙时，赫胥黎却愤怒异常。当赫胥黎阐述进化论思想时，却得到了在场大学生们的热烈鼓掌。此后，各种传播媒介尽力倾向于将人进行“动物化”的宣传，人们能听到非动物性的观点真是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较早期的革命历史上，它已经不是一个学术的问题，而可能是一种政治的风向和标签。

尤其是受大革命洗礼后的博物学家拉马克，与现时代的资本主义影视导演的虚构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因为，他也把一切生命的活动形式与“性”和“意志”联系起来，认为生物在进化中，其“欲望”和“意志”起着重大作用。这一思想对后来的他有着重要的影响，表现在他的著作中就是把个体的意志强加于自然物之中，其著作《动物的哲学》就是一例。在他眼中没有任何约束，不受封建主义的约束，不受宗教的约束，不受家庭的约束，也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他只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毁灭者，性意志和性选择的动物主义者，也正是他第一个提出物种进化的思想。其根据就是几颗牙齿或几块骨头，凭此对极其复杂的生命形式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判断，对于这些“新鲜的异端”思想连自己也产生了怀疑。正如达尔文所写的那样:“看来在有机体的变异性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中，设计论的成分可能更多。自然的任何事物都是固定规律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无论如何我也不愿将这个美妙的宇宙，尤其是我们人类的本性，甚而将万事万物都视为野蛮的、非理性力量的产物。我倾向于把一切事物看作是由设计者的规律所产生的结果，而细节无论是好是坏，都可以用我们称之为偶然性的东西来说明。”^[26]在达尔文的晚年，他更是越来越深地陷入到自己的主张所导致的疑虑和困惑之中，他说:“我不能设想，这浩瀚而美丽极致的宇宙及能回首过去、展望未来的人类，都是盲目地偶然性或必然性的产物。进行这种思考的时候，我感到不得不承认存在着一个具有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相似的智慧的‘第一因’，因此我理应称为一个有神论者。”^[27]甚至他认为，如果说我们人类所充分信任的意识竟然是从低等动物发展而来的，我们还能充分信任我们的意识吗?达尔文的怀疑不是凭空出现的，因为晚年的他思想更趋于成熟，就如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或哲学家那样，我们发现他们早期的思想与晚期的思想相比，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趋于“反动”，伟大的哲学家费希特和谢林就是很好的一例。(www.xing528.com)

事实上，最容易接受这一思想的是那些西方的青年和西方的部分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极力鼓掌这一新思想，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中的很多年轻人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思想，特别是一些具有异端倾向的新思想，这是宗教压迫的结果;另一方面，一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对君权与教权相勾结进而榨取人民钱财的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懑，产生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而同时人们也听惯了神创论思想，突然出现关于猴的学说，即关于“畜牲的哲学”时，人们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是可理解的，因为追求“异类”和新鲜永远是缺少哲学修养和无知者的生活目标，何况人们对生命演化的理论并不了解。

在国外，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普遍，因而对于演化理论很早就提出了强烈的怀疑。值得说明的是，对这一理论提出强烈怀疑的并不是宗教学家，而是一些科学家，是他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提出了生命演化理论不合理性的结论。在我国，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反，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给尚在研究中的问题人为地赋予了科学的光环，然而现在看来这种定性并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更多的是建立在为了对哲学精神主义批判基础上的。换句话说，这种定性是为了更猛烈地批判唯心主义的需要，只是为了彻底摧毁宗教造人之说而建立的，或者说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自然主义的哲学信仰和理论基础。而科学可能并不支持这种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所建立的体系，因而，所宣称的这一科学的结论并没有多少科学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