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之谜：哲学新思维揭示人类起源

第三只眼睛看演化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思索自己的起源问题。在一种全新的理论出现以前，人类关于这一问题的思想还仅仅源于宗教教义和各种不同的哲学思考。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怀疑一些传承已久的记载，而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虽然在这一领域内人们仍然声称是学术问题，但讨论本身远远超过了学术意义，从而被政治化了。

我们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理性与科学声称可以为人类思想所提出的所有重大问题提供合乎逻辑的答案。同时，人类起源的问题被真理主义哲学认为是理性知识同样能够得以圆满解释的问题。但要人们相信，不仅要有逻辑的整理，更要有现代科学发展的证明。而要完成这一点就首先要对近代某些科学发现进行相应的整理。

许多人仍然对真理主义哲学保持着思想上的蔑视，至少对其持无所谓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今天好像变得更强硬了。在人类成功征服宇宙和科学主宰我们生活的今天，许多人坚持认为，科学是一切的钥匙，迟早必将揭示种种奥秘，使我们对下列问题必将获得完整准确的答案:如生命的起源、生物的形成及功能，从最基本到最复杂的有机体在地球上的出现以及人类的起源等问题。有鉴于此，许多人提出一种对真理主义存在合理性的担忧或疑问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哲学真理主义是否已经被科学的发展所取代?回答绝对是否定的，无论是怎样的现代科学，特别是生物分子学、遗传学、解剖学以及天体学，都使我们对现代科学有了极其精确的认识，但却没能给我们作出有关生命物种演化的突破性的证明。

对一种哲学的批判是对它的根本精神或透及灵魂的批判，对精神哲学的批判需要一些相反的知识，即除了我们应该掌握的自然主义的哲学以外，也更需要掌握它的被批判对象的知识，如果对某种知识以外的理论不能有效理解的话，也许我们没有资格面对另一种思想，换句话说，知己知彼才能有的放矢。如果我们对另一种知识知之甚少，其批判毫无疑问是片面的，是反辩证法的。在科学方面对相反知识的精确掌握是相当有必要的，从来没有或不去学习任何相反的知识，更不能加以仔细地研究，那么就一定会限制我们思想的开阔性，从而也会缺乏必要的宽容性。然而，事实上对许多人而言，自从接受教育开始，他的知识就已经是被人为地固定或设定了的，我们并不能从精神的角度想象一种哲学，我们对物质的欲望使自己对精神的思考受到了制约，没有机会或不愿意学习相反的知识。不过也可能是我们的思维还没有达到或涉及到一种思想，从而不能不带有一种天然的拒绝。缺少一种“叛逆”的精神。这种思想本身就是违反辩证法的。所以长期以来形而上学地禁锢着这种知识的发展。因为过分地依赖科学的证明而轻视了理性的思考，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一种个别的结论，也就是一种归纳的结论。我们对这种结果本身不能进行过多地指责，因为这毕竟是一种实践知识的来源，但所有理性的概念并不是以科学的名义所能够规定的，换言之，普遍的或根本的概念不是由实践能够确认的。正如关于宇宙的起源与无限性等，世界的物质性问题及物质层次的无限可分性等问题。这些问题总是伴随着哲学的结论，也就是一种逻辑的结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理性的推知或信仰的方法，而不是科学方法。那种认为科学推翻了一切理性的信仰或精神主义的结论，只是一种信仰对另一种信仰的批判而不是一种科学对另一种科学的结论。我们所谓的“确凿的证据”与我们所要求的“绝对真理”的知识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屏障”或“鸿沟”，即存在一种永恒的缺陷，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拥有我们所宣称的那种“确凿的证据。”尤其是在不能被实践证明的如宇宙起源、生命演化等诸多领域，不可能有权威的科学或科学家，只有“可能合理”性的解释，即使这种“可能合理”的解释，也鲜有证明，更多是逻辑的揣测，人们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所谓“证据”，与事实相比，何止九牛一毛，真可以用“凤毛麟角”来概括，即使是这样凤毛麟角的一些证据也是糅合了许多权威猜度的意味或是推知的逻辑意义。

透过现代科学所揭示的一些有关生命问题的极其粗浅的解释，就已经激动得站立不稳了，从而急不可耐地宣布了一系列结论，或者可以说是作出了一种政治的宣判，这是非科学的精神和研究方法。当然很容易理解这种激动，因为人类似乎意识到我们的发现和活动将更加广阔，我们甚至发展了关于未来人的项目，“克隆”就是一种人类潜能的展示，事实是“克隆”可能还远远不是“生命再造”的终点，科学家今天甚至不惜违反人伦道德的精神将人类干细胞植入动物体内造出一种“人兽”。^[5]在他们看来，未来人的某些本质或特征可以被“定向”——这一概念在今天看来理论上是可行的。如果可能变成现实的话，许多研究遗传学的实际运用的科学家将毫无疑问对可能产生的后果感到非常震惊。在许多科学家的头脑中，这样一种能力的存在使他们想到，根据他们自己的想象来改变生物的能力，这一状况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并努力走得更远，“克隆”和“人羊迈赫拉”及“转基因科学”实际上就是如此。(www.xing528.com)

然而，行使改变生物遗传能力是一种科学的行为，而这一科学必定是基于生物生命基础之上的。这种科学行为没有也不可能使任何关于超自然因素的生命起源全部作废。对于那些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有一天会看见生物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人来说，或者将曾经已经灭亡的动物在实验室中进行“复原”的人来说，或者满心期待着创造一种新的生命的人来说，这可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事而已，更不用说从无机物中创造出像人一样有灵性的生命。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还不可能用一些烂叶杂草炮制出鲜纯的牛奶，而牛吃了它以后就可以;我们也不可以用各种食物制造出鲜肉，而生命本身可以;我们更不可以将物质的混合物以科学的方式进行搭配而制造出光辉的思想和哲学的精神，而生命本身却“很容易”做到。其实，科学本身并不“神秘”，而神秘的却是生物和生命本身。所谓“神秘”，就是平常人们称之为“灵魂”的意识是怎样从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再从有机物中产生意识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科学家的一些简单和复杂的几种试验就能说明问题的，也不是魔术师的几个动作就能够解决的，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物过程，而人类的知识的确还不知道它到底有怎样复杂和怎样产生的问题。

尽管生物不同，但生物的物质结构和物质元素都是相通的，否则也就不可能有相互吸收和转化的问题，科学的任务在于把相通的部分连接了起来而已。当然能做到这一点本身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正如法国进化论研究院的莫里斯·比卡耶教授所说:科学家的“一大功劳便是为我们生命知识提供了具有重大价值的资料。但是当他们想到从他们的实验室，并且只有从他们的实验室中(与数学研究一起)——将会产生出关于人类及生命起源的肯定的材料时，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了。”^[6]实际上人的起源和进化问题是极端复杂的。它涉及如此众多的领域，人类是否能够详尽地研究已经形成的一大堆资料、假设和判断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得知，从局限于某一领域的研究得来的观点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肯定的答案时，我们不得不表示怀疑，显然，这种对通常从纯粹的假设或事先的结论而得来的观点的热情，对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总的知识来说是十分有害的。

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1859年在英国问世后，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并在认识领域引发了巨大争论。在其后的几十年中，该书所引发的争论并没有结束。但就人类的起源问题而言，该著作只是提出了一些非根本问题的建议。然而，从此却出现了以科学的名义敌视哲学精神主义的态度，人们仿佛在该书的理论中找到了决定性的论断:通过似乎符合逻辑的论证，对得出人类是猿的后裔的结论感到十分的自在。也许，这已超出了该书的理论范围，因为这一结论是根据外推法力图得出肯定的结论。就像其他物种肯定来自不同的、先前存在的物种一样，所以人类出现于地球之上，也必定是动物王国中邻近物种演变的结果。生命演化的理论出现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思想和科学乃至宗教领域都引起了极其巨大的震动，支持其理论的物质主义哲学为此欢呼雀跃，与此同时，反对的声音也随着科学的发现，提出了一连串的怀疑，这些怀疑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哈佛等著名大学禁止讲授关于生命演化的理论问题。在法国的巴黎大学，担任了30年巴黎大学进化研究院负责人的P·P·格拉西，在他的名为《人类应当受到控诉》一书中^[7]，对演化理论持完全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尽管进化这一事实是不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关于它进行的方式的知识还是有很多巨大欠缺的，而且关于进化论的因素也没有任何有效的解释;基因中发生的控制遗传的偶然的突变不足以在进化本身中起决定作用。就人类而言，如从南方古猿开始的大脑发育只经历了至多8万代，从新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生命演化一个很大的迷便是人这种最高的物种几乎完全丧失了非条件反射，而这一特性在类人猿身上还存在并十分活跃。人类的进化绝不可能逐点逐点地与动物王国中其他动物的进化相比较。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断地被提供给许多不正确的资料，来证明相反的理论。例如，以前科学家们认为，人和类人猿之间的关系通过导致杂交基因的创造实验得到了明确的确立:在分子的层次上构成了一个新的化学复合体，该复合体是由人和类人猿的组成成分构成的。尽管这在理论上可能是完全行得通的，但并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科学恰恰证实的一点在于:与我们人类最接近的猿猴，无论其血型或者其基因，与我们人类有极大的差别，根本不足以证明两种生命之间存在进化的依据，所有的依据仅仅是因为与其他物种相比，猿类与人类长得“最般配”，甚至这两种生物在血型科学方面相近性还远不如人类同一些植物，因为血型科学揭示了人类与某些植物有着相一致的血型;在基因方面相似性还远不如人类同一只老鼠，因为基因科学发现，人与老鼠有着99%相同的基因，由此可知，“相似”或“看上去最像”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正如莫里斯·比卡耶所说:“错误在于下述事实，即基因被当作一个能传递信息的‘传递者’，因而能够诱发新的生命组织的形成，然而，这一论断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根据。很遗憾，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耸人听闻而又错误的信息，比经过仔细斟酌、表述得留有余地的、揭示还不为人知的事实存在的判断，更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力。”^[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