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家批判失误引发新思维力量

西方哲学家批判的失误

西方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在探讨哲学精神的过程中，确实产生了许多堪称闪光的思想，人们将这些思想称为“经典”或“不朽”，但也要看到，在早期许多哲学家所处的背景下，科学还处于较低的状况，尽管人们以各种方式逻辑性地论证了哲学精神主义的许多美好的品质，甚至为“创造者”的存在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论证，但局限性存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当他们在不了解或思想上排斥自然主义理论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具有针对性或真理性。因此，他们在与自然主义的争论中更多的是以感性的知识或信仰的力量去同哲学自然主义斗争的，因而在那时，如同自然主义反对真理主义显得力不从心一样，真理主义在反对自然主义的过程中，同样显得力不从心，两种哲学都表现出了它的软弱性。其中尤其是一些宗教学家们出于对神圣创造者的信仰所说的某些话和所作出的各种各样的所谓“论证”，都缺少必要的思想深度和逻辑性，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排斥性也是在所难免的。例如，一些信仰主义者把与《圣经》相冲突的自然科学比作是洪水猛兽，并最大限度地进行了抵制或恶意地宣传，究其原因却往往是由于部分自然主义者以科学的名义对哲学精神主义发起了猛烈的、甚至是侮辱性的进攻造成的，而早期基督教的宗教僧侣们还恰恰不懂得科学的社会意义和科学的宗教利用价值，因而当时愤怒的僧侣们无论是对宗教的哲学论证，还是对自然科学的宗教论证都显得相对笨拙而不合理。虽然基督教的僧侣们并不代表全部的精神主义哲学而只能代表基督教信仰主义哲学中的一部分，但西方人，特别是那些西方的科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却从此认为精神主义哲学就是僧侣哲学或基督教哲学，这一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后来所有的哲学家，特别是自然主义哲学家在提到唯心主义时，把哲学的全部思想很自然地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了。由于这样一种结果，僧侣的态度就决定了精神主义哲学后来的命运。如前所述，科学对僧侣来说还是陌生的，不仅如此，由于基督教教义本身所存在的许多局限性和后来基督教上层内部出现了各种特权和腐败现象，使之与信教群众之间的间隙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了人们宁愿冒着被开除教籍也要摆脱教会的程度。从这一时期以后，信仰主义哲学或真理主义哲学就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猛烈的批判，而代之以各种各样以自然主义的、庸俗的、无政府主义的等名义出现的哲学思想。由于人们对真理主义哲学的无知，对那些真正的哲学家和追求真理主义哲学的学者纷纷表现出了最大的鄙视，这时人们甚至开始像“嬉皮士”对待生活的态度一样对待哲学家和哲学本身，这些思想一旦离开古之圣贤们生活方式的指导，人们就再也不能像圣贤一般地生活了，“物欲横流”就是这一时期开始的生活方式特征的表述。哲学家从此开始被一些庸俗的自然主义者任意蹂躏和践踏，伟大的“哲学王”的主张者和“绝对观念”的信仰者如同宗教圣贤们一样被人任意奚落，从此直到今天，大家似乎对哲学已经玩世不恭了，从而在社会上造就了大量的浅薄而狂妄的畜类。

当然，由于僧侣们的自然知识有限，所有的判决都是通过传统来决定的，不可能通过科学的发现来论证新出现的问题和哲学目的的实质。不仅如此，在基督教统治欧洲长达千多年的历史中，僧侣们又迫害了数万之众的自然科学家之后，人们对僧侣和宗教已经是非常愤怒了，而基督教《圣经》和《福音》等典籍中的一些重大缺陷，如“地球中心说”“三位一体说”等非科学的记载和泛神论思想，使欧洲的人们理所当然地确信:凡追求哲学真理主义就是反科学和反人性的，而所有的对哲学真理主义的批判几乎全部都集中或局限在批判基督教的教义和僧侣的作为上。尤其是当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对王权和神权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兴起以后，精神主义的光辉由于基督教的原因，在欧洲几乎崩溃了，很多人便不再相信基督教的思想，进而便是对精神哲学本身也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人们从信仰中纷纷跳出来，由追求真理转而开始追求一种低俗的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这种思潮犹如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很难再收拾进去。真理的光辉在欧洲就这样开始消沉了。同时出现了被人们极力鼓吹和赞扬的改变社会的18世纪的思想家，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曾深受宗教熏陶的信徒，只是许多人即使曾在僧院中也不是一个规矩的小男孩儿，从小就有反叛精神。后来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被自然主义者所接纳，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思想领域掀起了一场启蒙的运动，也就是把人们从封建王权和宗教僧侣特权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产生这样一种思潮，具体地说，一是因为漫长的王权和僧侣统治迫害了自然科学的发展，黑暗确实存在，人们迫切需要改变现实;二是因为自然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和科学发展的方向，由于人们欢迎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而也就接纳了他们中有些人的思想。

虽然一些自然主义者嘲笑了几乎所有的哲学精神，嘲笑了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和宗教僧侣，并以最辛辣的批判精神力图肆意破坏一切社会秩序，但许多自然主义者的思想表现却令哲学尴尬，因为其中许多人的批判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一种智慧，相反，却有一种类似泼妇骂街的味道。因为18世纪从西方寺院中走出来的这些人的批判主要是集中在对国王特权和对僧侣特权的批判，而人们看到，这些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违背辩证法的精神为代价的，这倒很符合他们中的许多人那种狂傲不羁和敢于反叛的个性。例如，由于他们憎恨当时的王权，进而否定任何权威，由于对教会腐败和特权的批判，进而否定自古以来全部的哲学精神的光辉，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建立在科学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的，而是表现为直接的辱骂和愤恨。仔细分析18世纪这些庸俗哲学家们的思想，似乎除了具有变态式的哲学偏执和对真理主义哲学似乎有着深仇大恨之外，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亮点，并且对历史、科学及许多哲学的理解和解释都显得十分的随意，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来解释这个世界的，而不是基于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正如卢梭解释私有制产生的那样，认为私有制的产生，是在文明史前有那么一个人，某一天突发奇想，拿来几片篱笆和几根木桩，将一块空旷的田野围了起来，并大声地宣布“这块地方是我的”，而恰好有一些傻瓜还竟然相信那块地方还真是他的，那么这个宣布“这块地方是我的”的这个人就是全部文明历史的奠基者。他认为，如果当时有个聪明人勇敢地站出来制止他并大声地说:“你们别相信这个骗子的谎言”，那么，私有制有可能将永远也不会产生，可见他们解释私有制产生是多么随意和具有想象性。(www.xing528.com)

同样，他们在批判封建王权和宗教僧侣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愤怒和狂躁，这种愤怒和狂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王权的批判，二是对僧侣的批判。毫无疑问，中世纪的封建王权有许多弊病，它是民主的敌人，腐败的温床。然而必须分清权力本身并没有错，它既可以成为暴力和压制的机器，也可以成为人民手中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但18世纪的一些所谓的哲学家却并不懂这些，他们没能分清“权力”和“王权”的关系，以至于对王权的批判最终演变成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影响欧洲以至很久。

另外，在欧洲宗教统治的中世纪里，随着全民信仰的盛行，的确出现了一些僧侣的特权思想和违背基督教教规的行为，这是无疑的，也是人们所憎恶的，但这同样是为宗教所反对的。教会和僧人违背教义的行为，也并不是基督教的教义所倡导的精神，因为无论是何种宗教，理性的人们会知道，违背人性是信仰所不提倡的，宗教不提倡违背人伦和秩序的思想和行为。就当时的个人(如僧侣们)而言，由于宗教权力过重和个人修养等方面的问题，宗教所倡导的美德和理性并没能在人们身上完整地体现出来，同样也没能在神职人员身上完全体现出来。但这并不等于说宗教所倡导的、并叫人们所遵循的美德本身是一种错误。因此人们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反宗教特权和僧人腐败的思想演变成了反对宗教本身了，其实这二者是不同的，应该区分。而欧洲精神的堕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从此开始的，与此相伴的就是侵略和物质利益的出现。可以这样说，后来欧洲的侵略、肆无忌惮的杀戮、荒淫无度、抢劫殖民地以及以欧洲为尊的理念等等，或多或少可能与过于世俗化有关，甚至可能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一概反对自我约束的行为，对宗教所倡导的完美人伦关系的道德体系，诸如戒杀、戒淫、戒偷、戒抢、戒骗、戒傲、戒贪、怜悯、仁爱以及不见利忘义、不尔虞我诈，向往和接近人性最完美的境地等一概反对和嘲笑，而以人兽的行为代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其实这些并非都是坏现象，相反，以愤怒的、无理性的、甚至是以战斗的精神，猛烈批判这种完美人性伦理问题所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在宗教之后的西方社会中如雨后杂草般竞相产生，其中也不乏积极的因素，但大部分只是倡导纵欲、自私、侵略、反叛、贪婪、见利忘义和尔虞我诈等等，并得到了一些庸俗文学和哲学家们的支持。^[1]以这种破坏社会秩序的形式来批判基督教的(严格来说是教会和僧侣们的)虚伪性，本身就是有失教养的行为，因为不加分析地批判一种积极的德行本身就是人性中向往堕落愿望的表现。当然，基督教中的许多主张是可以重新整理的，甚至是可以批判的，但更应该批判的可能是教会的作为和僧侣的行为，而不是宗教本身。僧侣只代表他们个人的行为，只是个人修养的问题，以宗教的精神观之，是教会和个人没有按宗教的要求履行神的意志。但这些社会问题本身并不是宗教本身所带来的问题，那是另一回事。只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利益诱惑的社会里，人们违背了真理。教会和僧人的行为既不代表基督教，也不代表一切其他宗教，更不代表全部精神主义。正如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幼稚和旧唯物主义的片面不能代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一样，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朴素思想和旧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性也同样不能代表辩证的唯物主义。这就好比是一个共产党的成员个人所犯的错误，并不能说明党的要求是错误的，更不能归咎于党章的错误，党章是没有错的，甚至是很完美和很理想的，它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些党员个人没有按照党章的要求去做，抛弃了自己曾经的誓言，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只能是个人修养和认识问题，也只是个人的原因，而不是党章的原因，正如“文革”的失误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因此，这些18世纪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们实在是不应该把教会的专横和僧侣的傲慢等同于宗教，更不应该把基督教的精神等同于追求精神主义的全部哲学，这是形而上学哲学的特征。这种思想最终所带来的结果是对哲学自身的损害，也是对哲学自然主义的伤害，不免使人认为那些所谓的“启蒙思想家”“代表法兰西最高精神”的“战斗的无神论者”，原来不过就是这样一群以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任意解释历史的、反辩证法的、一群歇斯底里的无政府主义的群氓而已。这些文学家和哲学家们，虽然生活在科学和哲学都相对较发达的18世纪，却远不如古希腊的先哲们表现得更智慧，因为古希腊的贤哲们尚知道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重要性，并认为和谐就是美，甚至为了创造和谐与美，他们中有的人不惜杜撰某些和谐，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某些数的杜撰，虽然不该，但其目的却是为了社会的美，而这些生活于18世纪的所谓学者，想尽一切办法把人与人的关系定义为“狼与狼”的关系，又把人定义成是“一架发疯的钢琴”，认为只要钢琴再多几个零件也就跟人是一样的了，虽然其中有些人是为了讽刺和批判这种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而作的，但自从他们中的有些人喊出了“上帝死了”“我不需要那个东西”之类的话后，人的关系和人性中美好的德性以及真善美似乎已经与人类渐行渐远，甚至茫然无存，并以堕落、侵略和战争替代了这些神圣的德性。于是自17～18世纪以后的社会人伦关系，已经从神圣的人与神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转而成为了下贱的人与动物或动力与动物的关系，这一角色的转换使人身上表现出了十足的动物性或畜性，也许这正是这些文学和哲学家所需要的结果。从此，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兴起，世界就没能平静，多出了疯狂和掠夺、大肆烧杀和殖民主义等等，至今余孽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