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才战略完善：十大建议

2.完善中国人才战略的十大建议

无论古今中外，对全世界的顶尖人才来说，“开放”都是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词。

古代中国能称为世界强国，秦、汉、唐三朝，对内能统一中国，对外能折服强敌。在秦朝，先后负责辅政和治理国家的宰相商鞅、张仪、范雎、吕不韦、李斯全部不是秦国本土人才，秦朝也通过吸引这些人才走向强大。正如李斯所说：“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他还援引荀子的话忠告秦始皇，人才没有国界，“民无异国”，应该主动纳天下贤能：“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在汉朝强盛时代，汉武帝则不但连接西域开通了联系欧洲的丝绸之路，而且让一位来自敌国被俘虏的匈奴王子担任他的托孤辅政大臣，佛教也因为汉朝的开放兼容而传入中国。汉朝这种开放类似于今天的美国。

“大唐盛世”的时代，国家人才战略也毫不例外，也一样不问国籍、种族地选拔与使用人才。唐朝还有不少韩国人、日本人在朝廷当官。来到中国的普通外国人也非常之多，为此，唐朝还按照里坊制度在外国商民聚居区设置“蕃坊”。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死于战乱的外国侨民都有12万人，而当时广州总人口也不过百万，可见当时这些城市国际化程度之高，颇有今天美国纽约的味道。

在现代中国，对于人才战争的认识，可以简单概括为“请进来”和“派出去”两大战略。多年来的政策变化也主要围绕这两点，并逐渐重视人才国际竞争力的培养，例如英语在义务教育当中地位的提升。但是，对于通过移民、留学造成的人才流失，通过移民、留学等制度为政府和民间企业长期引进人才，以及直面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人才环流大趋势，中国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尽管在2004年，中国正式出台了绿卡制度，但至今效果不明显。

1978年，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留学大潮也在这一年重新掀起。中国“文革”后第一批派赴美国的52名访问学者于1979年12月启程，由此载入中国的史册。

就像亲手推动中国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一样，邓小平也是中国引进外国人才的首倡者，他推动中国在人才战争的“防守”之余同时注意“进攻”。1983年，邓小平发表了“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讲话，推动中央政府引进外国智力来帮助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1986年，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根据两年的工作总结，提交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汇报提纲》，指出与单纯引进技术、设备相比，引进国外智力确实是花钱少、收益大、见效快的好办法。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就批示说：“没有想到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我们几年来做出了这么大的成绩，可喜可贺，谨向同志们致敬。”

1992年初，改革开放继续深化。邓小平在这一年发表了具有历史深远意义的“南方谈话”，向世界传达了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决心。政府对在外留学人员的滞留与流失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对留学生护照的延期和更换、退出中国国籍、出入境手续、家属探亲和回国工作等提供系列方便，最终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先后提出了“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的战略。无论从哪一战略来看，都意味着政府越来越重视人才在国家建设当中的作用，包括注意发挥吸引海外人才帮助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作用。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两种人才资源，做到自主培养开发人才和引进海外人才并重。”

2000年7月，人事部印发了《关于鼓励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的意见》，其中对留学生回国的任职条件、工资津贴水平、科研经费等方面实施了一些优惠政策。2001年5月，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等五部委又联合发出了《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意见》，为回国留学人员提供了兼职、合作研究、委托研究等7种为国服务方式，并提出了“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新思路。2006年，人事部出台了《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十一五”规划》，教育部公布了《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管理办法》，实施引进国际人才的“111”计划。科技部也发布了《“十一五”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强调要把人才引进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分肤色、不分国籍、不惜代价地引进人才。2007年2月，国家又出台了《关于建立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绿色通道的意见》，这一次明确界定了高层次人才的标准和范畴，并就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的报酬、申报项目、职称和职业资格评定、知识产权保护、配偶就业、子女入学以及入出境及居留便利等方面，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

与国家宏观人才战略相配套，为鼓励海外人员回国或者为国服务，政府还曾推出了许多人才计划，包括“海外青年学者归国访问计划”（1990年）、“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1991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994年）、“百人计划”（1994年）、“春晖计划”（1996年）、“985计划”（1998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1998年）以及最近的“千人计划”等，初步形成了覆盖面广、针对性强、相互配套的政策支持体系。与此同时，还设立专项基金在全国主要城市创办“留学人员创业园”，为留学归国人员投资创业提供用武之地。

其中仅“985计划”一项，政府就向9所大学投入了数十亿资金，并强调其中的20％要用于聘请海外学者。而由香港著名企业家李嘉诚资助的“长江学者计划”，截至2003年一共有74所高校聘任了537位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平均年龄41岁，基本都具有博士学位，90％以上都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许多学者都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国内科研带头人。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关注科学领域最前沿的技术，诸如生物技术、微生物技术、能量效率、环境保护以及材料科学等。此外，还支持那些在西方国家因种种原因进展不顺利的尖端科技课题。

中国在人才引进与回归上的努力，对于外国人才的开放和兼容，从纵向看，不如秦、唐开放，但相对于宋、明、清以来近千年则是史无前例的突破。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每年外国人才引进规模不过五六百人次。2006年，一年聘请国（境）外专家已经达到25万人次，引进港澳台地区专家则有15万人次。

从横向来看，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在人才战争当中主要处于被动遏制人才流失的防御局面，并且形势还非常严峻，我国目前已经流失了世界上数量最大的顶尖人才。把留学生“派出去”未必是坏事，但是，投入教育成本后却只有大约1/4的留学生选择回国，这就不能不引起重视。

而在全球人才市场上的竞争，仅仅从政策比较而言，中国吸引外国人才的战略还不够具备国际竞争力。无疑，中国在人才竞争上还任重道远。

中国从官方的政府到民间企业，都还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人才战争的重视，改革自身的体制与政策，并建立有效的战略，才能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使用人才，成为世界人才大国。

建立顶尖人才扎根中国的制度

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千方百计地争夺高端人才，不但欢迎全球顶尖人才移民入籍，甚至去世界各国主动举办移民人才招募会。今天，打来中国的报纸，铺天盖地而来的都是世界各国的移民公司广告。而中国不但不主动争夺全球顶尖人才，还基本上以短期引进为主，甚至主动拒绝许多愿意同时入籍中国的外国高级人才，不加选择、不加辨别地主动放弃众多海外人才，实为不智之举。

签证只是一种短期引进人才的制度，中国如果长期需要世界级的杰出人才以及能为中国创造100个甚至1万个就业机会的投资人才，就应该把人才留下并主动争取他们扎根中国，绿卡和入籍制度正是最基本的保障。从人才角度出发，开通绿卡和入籍制度意味着他们不是被当做永远无法转正的“临时工”使用，而是被当做“自己人”，这明显会让他们感受到所在国更大的诚意和尊重；从国家利益出发，绿卡和入籍制度则保证了双方不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在自己急缺人才的领域可以更大范围、更无争议地使用外来人才，那些获得绿卡以及入籍的扎根外国人才从情感上可能也不再把中国当做“一个赚钱的地方”，不会来到中国就忘记了环保和劳工权益，从而更有利于中国与国际接轨。

世界各国都在争夺高层次人才，各国绿卡制度无形中也处于竞争状态，而我国目前的绿卡制度极为落后，对于人才不分层次，并且2004年出台绿卡制度一年后只开放了100个人获得绿卡，明显满足不了需要。因此，我国急需完善自己的人才移民制度，学习美国在全球人才市场上争夺自己需要的顶尖人才：

（一）建议开通许可人才有移民倾向的技术签证，如美国的H-1B签证。可考虑采取国际通行的积分制，并放低门槛。申请者需在中国有工作聘请、本科及以上学历或有同等技能，另外设置加分因素，在中国居留较长时间、会汉语、在中国学习过是加分因素；在国外职位很高、属于我国急需人才的领域、拥有特殊才能也列入加分因素。在我国工作4年以上且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薪水高于国内同等职位平均工资、就业单位证明自身财资就可以申请绿卡（不保证必定批准）。同时，不能“一刀切”地限定必须有高级职称，必须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

（二）对人才分层次并设置标准吸引。对于获得过诺贝尔奖、任职世界500强企业主管以上职位、国外一流学校教授或研究型学者，以及在全世界科学、艺术、文化等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顶尖人才，以及符合我国“国家利益”需要、具有本科以上学历者都可以直接申请绿卡，不需要排期，不需要在中国有工作和生活记录，一年内可以取得绿卡；而在中国投资50万美元或创造10个就业岗位以上者，也一样可以直接申请“投资移民”绿卡。

（三）出台绿卡入籍的政策，获得绿卡居住三年后可申请入籍。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对于长期引进的海外人才不考虑让其入籍，而中国目前移民入籍规定主要从亲属关系考虑，必须是中国人的近亲属，定居在中国，批准后不得保留外国籍。未来还需要从永久性获得人才的角度来进行完善。当然，移民入籍者不能担任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等重要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职位。

默认双重国籍

当今世界的主要国家，如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等都承认或者默认双重国籍，尽管有的国家设置了一定条件。中国是唯一反对双重国籍的新兴国家。“双重国籍”只在双方处于敌对状态下才会带来身份认同危机，并且具有象征意义或保密意义，需要加以限制的职位只是少数，没有必要因此全面反对。我国要在全球人才战争中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华裔人才、外国顶尖人才，改变现行国籍无疑是巨大的推动力。我个人认为有三种模式可以考虑在中国实施：

（一）中国香港已有模式。原则是国籍身份应以出境与否为决定因素，入境就只能承认中国籍身份。全国人大对香港人的国籍身份曾有解释：“所有香港中国同胞，不论其是否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或者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都是中国公民……在外国有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国公民，可使用外国政府签发的有关证件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旅行，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不得因持有上述证件而享有外国领事保护的权利。^[3]”这种办法可以推广到整个中国。

（二）印度模式。其一是和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对等承认，其二放宽申请对象，非中国出生可以申请，但父亲或者爷爷必须曾是中国公民。由于目前海外华裔人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以及第一代、第二代移民中，这一做法可让大多数不支持双重国籍的东南亚国家不担心华侨问题，也能推动人才回流和环流。

（三）美国、俄罗斯、越南的默认模式。只取消获得外国籍就剥夺中国籍的规定。对所有双重国籍者只承认本国籍，但获得外国籍不意味被剥夺中国籍。放弃国籍需在自愿的情况下，在海外大使馆或领事馆签署一份放弃国籍声明，并按去年额度补交5年个人所得税以抵消增加的工作成本，否则终生不许入境。或者可像越南一样宣布凡过去曾是中国公民、未主动明确地宣布放弃中国籍者，都可以同时申请恢复中国籍。

中国内地在改革开放后移民海外的新华人华侨大约为600万，加上第三代以上的移民也不到海外华人的一半，这一政策惠及范围即使按1 000万人计算，对于中国来说增加的总人口也比不上北京、上海、深圳一个城市的人口，不会带来严重负担。但是，这些海外华裔人才的“培养阶段”不需要中国投入成本，“产出阶段”却来中国“贡献”，国家不需任何费用就能吸引几十万携带技术、经验、资金而来的高层次人才，将会为中国发展带来巨大的帮助。

建立国际化的人才接轨机制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国际化背景的归国留学人才能否融入现行体制，是衡量人才制度与环境是否国际化的重要指标。如果连本国留学生都无法接纳，外国人才就更难真正受到欢迎，同样，这对于本土顶尖人才来说也是一种“排挤”。因此，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机制，并不是要为留学生搞“特殊化”，而是要在根本上建立“唯才是举”、“适才适用”的人才选拔制度。

要从制度上解决留学人才、体制外人才进入政府机构难，就必须有合理的国际化衔接制度，解决人才进入。过去多年国企高管一直有行政级别，我认为，在跨国公司、国外政府或非营利机构工作的高层次人才，也可以沿用这项衔接制度依此类推，解决制度衔接问题：

其一，既然在国外知名大学担任教授可相当于国内同等职称，那么在国外政府机构担任相关部门职位，相关的管理、财务、人事工作经验，也可视为体制内同等工作的经验与资历。

其二，在全球500强企业担任总裁，行政级别可相当于同等规模国有企业董事长与总裁，在全球500强企业内担任副总裁，主管财务、人事、研发或担任大区总裁，以及在非500强的大型企业担任高管，可与同等规模的国有企业对应起来。

其三，企事业单位选拔录用人才不限国籍，敏感、重要职位可要求放弃外国护照，国家象征性职位则还要求必须是本土出生。

在解决人才流入体制内障碍之后，还需要完善政府对于公务员的人才使用制度。韩国总统李明博为了解决本国经济问题，甚至邀请比尔•盖茨担任国家顾问。我国政府不应该画地为牢，而应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如果在党政背景上有所顾虑，就应针对许多岗位灵活地使用“政府雇员制”与“任期制”。

“政府雇员制”与“任期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许多人并不看重长期仕途发展，以及有些职位必须“特殊人才特殊待遇”，没有编制的政府雇员制将避免引发收入分配体系的争议，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打破公务员这一过时的“铁饭碗”时代堡垒，加强体制内与体制外、民间与政府之间的人才流动。

尽管，国家人事体系并不适用市场体系，但“能上不能下”，只有“优胜”而没有“劣汰”，只要不违法违纪，再没有才干，组织上也有“工作安排”，明显会导致政府机构臃肿，工作效率低下，并缺乏适当的新陈代谢。(www.xing528.com)

2008年1月，人事部已经批准浦东作为试点，开始探索建立聘任制公务员制度。事实上，政府针对留学人才、外籍人才的使用，更需要实施这种政府雇员制的制度：引入国际化竞争机制，纳入民意调查，进行电视辩论，进行适当范围内的公开投票与竞选，实施“任期制”或“合同聘任制”。多数留学人才以及外籍人才在国外已经熟悉并习惯这类机制运作，对他们实施“任期制”或“合同聘任制”才更有制度试点的意义。

另外，政府可以考虑像实施万名大学生村官计划一样，将海外留学人才、华裔人才、外国人才通过考核纳入西部人才引进计划，尤其吸引一些层次较高、具备一定相关工作经验的留学人才到西部工作。例如海外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3年以上大型或公共机构工作经验，可以考虑纳入中西部地区千名“国际人才县官”计划，聘任为县长助理，优秀者直接担任正副职县长；如果有海外博士以上的学位，5年以上跨国公司或公共机构的高级管理经验，则可直接考虑纳入中西部百名“国际人才市长”计划，实施政府雇员制。

降低个人所得税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率在5％～45％之间，实行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存在起点太低、税率过重的问题。并且，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高于周边地区和主要发达国家。例如新加坡2％～20％，马来西亚1％～29％，加拿大17％～29％。德国的最高税率虽然非常高，跟中国差不多，但德国纳税制度更为合理，是按家庭收入来计算，并且例如孩子出生后会有退税，享用的社会福利也非常完善，医疗、养老全部免费，从小学到大学免费，属于“高税率，高福利”。而我国则属于“高税率，低福利”，再考虑起点工资与其他国家横向的差距，必然会导致国际人才在我国的工作收入大幅缩水，我国的跨国企业在聘用国际人才时也因此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从总体上说，如果税收合适，会增加更多的人报税。我国要增加本土企业对顶尖人才的竞争力，就需要降低个人所得税率：一是提高起点，二是拉开等级差距，三是降低最高税率。如果暂时无法实施，可以参照天津开发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对人才的退税政策，对属于新经济、高科技产业以及符合条件的知识型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当然，也对其培训本土人才提供减、免税，以便能更好更多地引进与培养人才。

建立国家移民留学事务局，发放同胞证

留学生归国普遍的共识是手续太多，一系列手续可能涉及外事、统战、侨务、科技、公安、教育、人事、民政、工商、海关、税务、商务、金融等各部门，留学生觉得麻烦，国家也增加了太多没有必要的工作成本，并降低了工作效率。因此，我国急需建立一个协调、联系、服务留学人员的日常办事机构——移民/留学事务局，对引进海外华裔、留学人才以及外国人才的事务进行全面统筹管理，专事移民、留学、认证人才、发放签证绿卡、恢复户籍等工作。这既能帮助我国更好地吸引使用海外人才，也能更好地贯彻党管人才的原则。

另外，在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情况下，针对各项记录良好，自己和父亲或爷爷曾是中国公民的海外华人，应该直接发放与港澳通行证、台胞证相类似的长期免签证的侨胞证。与港澳台待遇一样，相当于永久居留权。这样既节省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成本，也有利于引进外才与外资，吸引人才环流。

中国需要为这些原籍中国，以及可以恢复中国籍的人才降低人才进入的门槛，持侨胞证者可以设置符合一定条件，但门槛不能过高，并且只需学历达到本科或以上、掌握一定程度的汉语、有一定财产担保、居留5年，就可以直接申请或恢复中国籍。

建立具有国际公信力的独立型智库

属于政府机构的官方智库为政府的利益服务，发布研究报告和数据，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彼此也互相戴着有色眼镜看，并不奇怪。但是，中国的问题是还缺少第三方的、在国际以及国内都具有公信力和竞争力的独立型国际化智库。因此，世界各国从政要、议员到媒体、学者，研究中国时宁愿采信海外的小道消息，也不相信来自中国自身的研究和数据。中国需要给世界一个良好的形象，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并减少国家崛起和全球化过程中的阻力，这就必须在国际上有自己的智库和学者发出令人信服的声音。

另外，在全球化研究的领域，中国有百万留学生在海外，还有5 000万海外华人，其中有大批是流失的人才。国家在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中急需吸收使用海外人才，急需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为全球人才战争、为政府决策提供研究报告、咨询参考，而国内这一领域还是一片空白。

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课题、咨询等方式，间接资助建立一个独立而具有全球公信力的国际化智库，立足我国基本国情与未来发展趋势，对散布在全球的华裔人才和留学人才展开调查，为中国的人才流失、海外发展现状、回流与环流情况、回归后的发展现状发布专业的研究报告以及人才蓝皮书，以推动中国更好地应对全球人才战争。

建立海外高端人才联络站与数据库

许多国家为了能够真正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往往都会建立各类海外高端人才信息数据库。印度政府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投资创建“科学人才库”，并在主要发达国家建立海外专家人才数据库，尤其关注那些能为印度重点项目解决难题的人才。20世纪90年代，韩国在建立各类国际人才联络站后，也建立了海外人员数据库，并对韩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包括私立机构）开放资料。

在我进行的调研当中，新东方集团创办人之一徐小平就提出了建立留学生数据库的建议。他指出这个数据库不但要有每个人的住址、专业、专长、职业、职位、家庭情况、联系方式，甚至要细化到这些人才的年度休假计划。一旦国家缺少这个领域的人才，即使无法长期引进，也可以通过假期兼职等方式进行合作。在中科院的“百人计划”中，最长就有连续和国内单位保持联系8年才最终回国的科学家。

事实上，中国目前并没有真正全面的海外高端人才数据库，为国家吸引海外人才提供信息服务。政府有必要建立一个集信息储存、沟通联络、信息发布为一体并与互联网相结合的海外人才数据库，先从比较容易追踪统计的留学人才数据库开始建立，接着建立中国出生的华裔人才数据库，最后可以尝试建立海外出生的华裔人才以及国际尖端人才的信息数据库。细节上要掌握海外人才在国外科研、工作的情况，发表文章以及获奖的情况，掌握那些属于我国急需领域的技术、本人回国意愿及困难。管理人才要掌握在国外公司或企业的任职情况、研究开发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是否掌握关键技术等，尤其关注那些能为我国重点项目解决难题的海外人才。

资料更新可通过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各种国际会议、各类海外社团与校友会、专业学术文章发表、人才与技术交流、驻外机构的推荐等多种渠道获得信息。总之，政府只有做到心中有数，才能一旦急需，立刻锁定目标开展人才引进工作。当然，其中让海外留学生与华人的社团来成立全球华裔人才联络站，并建立相应的海外人才数据库，保持长期紧密的联系、跟踪，可能更有针对性，身份也更为合适，例如可以避免敏感的争议和外国政府诬蔑华裔科学家为“间谍”等情况。再加上这些组织和社团本就是留学生以及海外华人互助的团体，会员登记、联谊会、年会等都是可挖取人才、了解人才的动态机会。

因此，政府还应资助欧美同学会等社团，协助建立一个全球的中国留学人才/华裔人才联系网络，把海内外各类留学人员组织吸纳为团体会员，在此基础上建立在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国留学人才/华裔人才联络站，以及相关各专业的高级人才数据库，必能很好地促进我国在全球的人才竞争。

设立国家猎头

专业能力已得到国际公认的高端人才是各国大力争夺的对象，在海外多半也取得了良好的地位与成就，往往是招聘不来的，要靠国家去“抢”。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大型企业、各类研究机构以及大学所需的国际人才日益增多，国家有必要在建立海外高端人才数据库、全球华裔/留学人才联络站、有关研究中心的基础之上，成立一个专门在全球搜索、关注、接触、挖取人才的国家猎头部门或特别工作组，以海外高端留学人才与华裔人才为重点，外国高级人才为补充，专门吸纳引进具有战略意义和领军作用的顶尖人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高层次人才匮乏的问题。

“三顾茅庐”是古今重视人才的佳话，而“三顾茅庐”的结果换来的也是诸葛亮一生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建立政府猎头还要有古之“三顾茅庐”的精神，借政府领导人、各部首长到国外参访的机会，让国家领导人充当“兼职猎头”，主动邀请、会见甚至是登门拜访少数世界顶尖的华裔和国际领军型人才，表现出最大的诚意和尊重，往往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完善国家风险基金与担保机构，扶助高新产业吸聚人才

从世界各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吸纳高新领域人才的经验来看，人才需要与政策、产业、项目、资金的结合才能发挥最大效用，也往往比单纯地引进人才、技术、项目、资金更有成效。国际上也普遍通过建立创业园和科技园，配套国家风险基金与担保机构，出台优惠政策，来扶助本国高科技与新经济产业的发展，进而吸聚人才。

一般情况下，资金往往是高科技领域人才创业的最大困难，在针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调查中，43％的留学人员坦言企业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资金”。一个新成立的高科技企业靠自筹资金完成技术研发并实现产业化，往往非常困难。如果该类专利技术属于全球核心技术，资金更是天文数字。而完全依靠在市场融资也不现实，首先并不是大多数中小型高科技企业都能得到风险投资的青睐；其次，因为科研经费的巨大而过多融资的结果，很可能是技术研发以及产业化一成功，就发现企业大部分所有权已经属于外资。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例如英国、日本、俄罗斯都建立有国家风险基金与担保机构，专门扶植高科技企业，这已经是一种国际惯例。因此，个人建议我国也应该建立一个专门针对重点行业、高新技术与新经济领域、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扶助的国家风险基金以及担保机构，甚至是政府成立一个专门的国家风险投资公司来进行具体运作，由国家预算根据不同行业和项目在企业风险投资份额中最多可占49％分期划拨。当然，也必须设立一个独立、专业、国际化的项目专家评审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全国100多个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创业计划和项目以及其他具体项目进行科学评估、审查、监督，将有限的资金使用好，避免出现浪费和挪用。

打造一个世界的“中国梦”

一个世纪以前，“美国梦”还只是个“淘金梦”，大批移民为了获得财富而来到美国。如今，“美国梦”还同时成为了“安居乐业之梦”，全球无数人把淘的“金”投进美国，只为了获得一张绿卡。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针对个人构建软实力的结果，无论说是“中国梦”还是“中国机会”，却只是一个“淘金梦”。世界各国的人为中国涌现的商机和财富而激动，从美国人甚至到中国台湾人，都只是想着来中国大陆赚钱，而不是想着把自己在世界各地赚到的钱，连同家人与自己的产业都一起带到中国大陆来扎根；即使是中国的企业主以及官员，都想着赚钱后移民到国外。似乎双方只有“互相利用”的暂时利益关系，似乎中国不是家而只是一个“战场”，所以从外企到台企、港企再到大陆企业，无论在国外多么正规，在中国的土地上都会照样忽略环保、开血汗工厂、忽略产品质量……

人才获得绿卡以及移民入籍，只是制度和门槛上保证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能够扎根中国。要让来自全球的人才从内心认可中国，理性地认识中国，并最终愿意扎根或归化中国，即使不移民也会“亲中国”，愿意为中国的进步而出钱出力，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工程。其中，通过国家形象塑造、构建软实力、文化输出、国际交流、接纳留学生等，打造一个面向世界的“中国梦”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个“中国梦”必然是一个让全球人才愿意来中国发展，也愿意到中国安家的梦想；一个认为中国能赚到钱，又愿意把赚到的钱留在中国，并愿意把自己在海外赚的钱也带到中国来的梦想。这个“中国梦”不仅仅是获取财富的“中国机会”，也是留下财富的“中国归宿”。

要打造这样一个“中国梦”，除了改革国籍绿卡制度外，中国还需要输出文化和软实力，提升政府公关和宣传能力。我个人建议政府首先要加强对经常涉外的部门（如外交部门、新闻宣传部门、对外贸易部门等）公务员的国际化培训，加大吸引国际人才的力度，与海外媒体打交道能用西方人习惯并喜欢的话语方式去进行国家公关，少说官话和套话。

其次，政府应该扩大接受外国留学生，将其作为既能创汇又能帮助文化输出的产业。在美国许多国际顶尖名校，国际学生常常占到20％的比例。国内许多大学与其为了“创收”而盲目降低录取质量地扩招，还不如把这些名额用在扩招外国留学生身上，既不占用本地学生教育名额，又不自降质量要求，还能通过留学生的学费、消费获得收益，一举多得。当然，我们还需要培养这些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让其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并择其优才挽留，为他们申请工作签证、获得绿卡提供一系列优惠。

再次，我国不但应该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与国外大学合作开设中国文化、汉语等专业课程，以便在国外培养了解甚至亲善中国的外国人，还应该扶植一些面向全球、以英语为主的国际电视台、国际电台、国际刊物，并从西方人的审美角度拍摄一些宣传现代中国、富有艺术，也为西方人喜欢的“主旋律”宣传片，以及将一些杰出移民融入中国的事迹在全球展开宣传。例如，针对个人的“美国梦”能够出售给全球，不像针对外国政府输出美国民主一样遭到抵制，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这种“倾销”是通过每年接纳60万留学生、好莱坞电影、建立奥巴马这样的榜样以及媒体宣传等文化输出来进行。

【注释】

[1]引自《海归谈：为何不回国？》，载自2002年12月25日的搜狐教育频道。

[2]引自《韩多位前总理缘何上书敦促汉字教育？》，载自2009年1月16日的《朝鲜日报》。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