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国人才战略：政策障碍与软件不足

1.中国人才战略的“政策障碍”与“软件不足”

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进行的调查当中，超过60％的海归就认为，国内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趋势，是吸引他们归国的最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90％的留学生是自费留学，但在一系列调查当中可以知道：出国学习是“个人行为”，但是否回国则取决于“国家行为”。留学生会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综合比较，一般来说，即使祖国提供不了那么好的条件，只要政府给以重视，有相应的平台，大多数人还是会首先选择回国。

表22　吸引海归回国的主要原因（单选）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9月13日。

不过，目前中国不但在硬件上已经与西方没有太多差距，而且还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从加入WTO到举办北京奥运会；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9.7％增长为2007年的66.8％，中国已成为全球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对于全球人才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巨大吸引力的“用武之地”。同时，讨论高端人才资源而非人力资源、人均收入等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顶尖人才的收入与国际水平看齐，而人均收入低，则意味着人才在中国还能获得比西方丰厚的待遇和经济支持。

中国在全球人才战争中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是“软件”原因。何况，一般来说客观的硬件差距也无法短时间内消除，我们唯一能够迅速改变的只有自己主观的态度、政策和机制。

一家曾成为2006年度《财富》美国500强第136位的美国跨国猎头公司万宝盛华就发布全球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是其所有调查国当中，被认为最不关注人才外流以及最没有采取推动人才回流措施的国家。只有1％的人认可中国政府和企业关注了人才外流，只有8％的人认可中国政府和企业采取了足够的措施来推动人才回流。相比之下，57％的人认可印度政府关注了人才外流，尽管只有32％的人认为印度政府采取了足够的措施。

这一调查结果可能有失公正，但也反映了一定的问题，起码说明了人们并不认可中国目前对全球人才战争的重视和努力程度。其中，中国的人才战略至少在十个方面存在问题，有些领域政策甚至是一片空白，政府完全进行了忽略。

表23　是否认可政府和企业关注了人才外流

表24　是否认可政府和企业采取了足够措施推动人才回流

资料来源：万宝盛华（Manpower）2007年7月在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访谈28 000名雇主后形成的《无国界劳动力》调查报告。

人才移民入籍战略的缺失

德国人卢安克身上发生的正是典型的中国国籍故事。1968年出生的德国人卢安克，22岁来华旅游时爱上中国，而后到中国留学。从1999年起，他只身一人深入中国偏僻的山村，不接受学校发的工资，在一个不通电话、不通公路、只会讲壮族土语的山村支教当地的孩子。卢安克还将父亲从德国省下的退休金，大部分用在复印资料、捐款、学生的医疗费上，自己每个月花销不超过100元人民币。因此，他在2006年成为“感动中国”十大候选人之一，《中国青年报》评价说：“卢安克，一个德国人，以一人之力，在做中国教育最需要但没有人做的事。”

但是，这个现代“白求恩”遭遇的却是过去那位“白求恩”无法想象的待遇，甚至有人指他是“负有特别使命的间谍”。1997年，他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因没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罚了3 000块钱。为了能在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卢安克在广西外经贸委注册成立了就他一个人的办事处（不如此无法办理长期签证），自己派自己当老师。2006年，协助卢安克进入中国的德国“华德福教育基金”广西办事处因被关门，他办理签证遭拒，为能继续留在中国，他于是向中国驻德大使馆申请加入中国籍，但官方还是表示“爱莫能助”。

2006年8月，签证到期的卢安克只好返回德国。尽管后来他又回到了中国，但是他依然无法成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入籍，而他的情况也无法获得刚刚开通的中国绿卡。

移民入籍、绿卡、工作签证等手段，是西方发达国家争夺全世界人才的长期基本手段，并被当成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2004年8月，我国也出台了正式绿卡制度，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资格要求有：（一）在中国直接投资、连续3年投资情况稳定且纳税记录良好的；（二）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已连续任职满4年、4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且纳税记录良好的；（三）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等。

绿卡制度在我国移民法上是一个空前突破，但我个人认为还存在以下4个大的缺失：

（一）绿卡并没有随后居留数年入籍的规定，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就是把外国人才当临时工使，这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明显缺乏竞争力。

（二）分类不够清楚。世界各国政府对于世界顶尖人才、符合国家利益的高层次人才、投资移民一般是直接授予绿卡，高学历人才、技能人才则需要先申请签证、劳工证等，居留数年后才能申请绿卡。例如美国每年就有4万个直接获得绿卡的杰出人才类别，这一类别不需要在美国有工作或被雇用，不需要排期等待。而中国不分情况都对居留年限进行限制，明显过于苛刻。

（三）对于中国出去的留学生、海外出生的华裔人才、在中国大学毕业的国际学生没有特别规定。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之所以对本国侨胞、留学生没有特别规定，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障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移民国家都默认双重国籍，在俄罗斯、以色列，不但可以拥有双重国籍，海外出生具有本国血统的侨胞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恢复本国的国籍。中国没有相应的国籍法规，就应该出台相应措施进行弥补，台湾人有台胞证，香港澳门人有港澳通行证，那么，全球海外华人则应该考虑发放可以直接免签证回到祖国的同胞证。

（四）太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使是美国，在职业移民第二类优先的“国家利益豁免”当中，也规定如果所从事的工作具有深远的内在意义，如改善美国工资、医疗、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可为美国政府某部门或机构完成特定的任务，也可以直接申请绿卡。而中国的移民制度，正如来到中国志愿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所说：“写法律的人考虑到了外国人会在城市的重点单位工作，但没有考虑到外国人也会在乡村普通的小学工作。”

其实，在经济门槛设置上也有漏洞。北京出入境管理处的外国人签证处副处长沈顺今曾分析过申请的难度：第一，如律师事务所不属于企业范畴，难以申请；第二，企业在华办事处、代理处的首席代表，不属于独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即使在工商局注册的企业任职，但企业的类型如果不属于高新技术企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规定的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这4种类型之一，或任职不满4年的，仍不能申请绿卡。

人才流入与回归的入境制度烦琐

有一个故事是我推荐一位海归加入欧美同学会商会时听到的。他是一位非常热爱祖国、并且发誓永不放弃中国国籍的留学生。十多年前，为了赴美攻读博士学位而出国，他在办理签证前才知道国家规定持因私护照出国半年以上，必须要注销户口和身份证。面对父母前期投入的巨大血本，这位留学生无法选择，只能为了拿到留学护照而忍痛注销户口，把身份证交给了户籍管理处。尽管遇到过一些小麻烦，他留学期间拿着中国护照出国往返还算基本顺利。

但是，麻烦就在他决定回国开始。一下飞机，他打算到银行用美元换点人民币，结果被银行工作人员表示中国护照不行，中国公民必须要用身份证，外国人才能用护照。这位海归只好打电话让朋友帮忙换钱。后来，他打算买套房子做落脚之处，结果又被告知用中国护照不可以买房。从这个留学生确定在北京工作，到办理落户北京的手续，历经了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

这位朋友的故事并不是特例。早就有公开接受采访的留学博士曾解释不回国的原因说：“留学生们不敢回来创业，不少是怕回国之后实事还没做，办手续就累死了……我们回国还要签证，进门都这么难，更不要说干点儿实事。”^[1]

还有一位海归则向我表示：他花在办手续的时间更漫长。他回国后进入了北京一所高校工作，回国之前需要办“留学证明”，他根本不知道，而没有那一纸证明，什么手续也办不了，并且如果回了国，在国内不能补办这个证明。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专门飞回留学国家去办这个证明。

随后，从母校去“调档”，又被告知已经欠了学校数千元的“档案保管费”。接着去办理户口，因为他原来不是北京人，因此，在户口迁移上又经过一系列的麻烦，先回家乡，接着在北京开始求人，因为尽管他是博士学历，但通过高新技术人才渠道落户的批准权还是取决于有关部门的主观认定。他最无法理解的是，似乎申请北京户口就占了北京天大的便宜，而他想不落户就会成为各方面受限制的暂住者。这不得不开始使他怀念起在美国的自由生活，他可以不受限制地去“户口不值钱”的纽约。

最后，浪费他时间最多的是学位认证。他一直认为，学位认证就是查查他的博士证书是不是真的。如今已经是网络时代，通信十分便利，已不是刚出国时的信息不通的时代，到美国大学网站上查一下某年授予博士学位的名单，甚至一个电话或一个电子邮件就能让对方出证明，10分钟就可以解决。结果，学位认证还需要他旧护照的所有签证页、成绩单和国内的毕业证，并且还要花钱去他们指定的公司去把学位证书翻译成中文。由于旧护照已经丢了，这成为他最大的麻烦。其次，博士阶段的成绩单除了申请经费时偶然用过以外，一直没有用过，他只好临时写信到美国学校要，由于电子申请无效，他等待了半个月。最后，学位认证认证的虽然是海外学历，但就连他国内本科学历也认证，而读到博士的阶段他早已经把本科学历丢了，于是只能去母校补办学历证明。一来一回，又是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

“学位认证应该是看学历真假，为什么像犯罪调查？”那位海归说，“我没有什么特殊要求，要是开办需要免税的高科技公司，孩子也到上学年龄，估计回来一年就什么都不能做，光手续上就把人累死。”

在国籍与绿卡问题解决之前，往返中国签证问题也是人才回归以及海外人才流入中国的重要障碍。我国海外使领馆不多，手续却很繁杂。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出台文件，鼓励留学人才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并提出对在华任职的留学归来人员以及外籍高科技、高层次管理人才提供入出境便利，对符合六类高层次外籍人才可根据实际需要发给“F”或者“Z”签证。

2001年5月14日，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人事部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若干意见》。对六类高层次外籍人才身份的确认，由教育部的留学服务中心承办。

（一）被国内高校或科研院所聘为校级或院所领导职务，被聘为正副教授或正副研究员的留学人才。

（二）与国内高校或研究单位签有一年以上执行其教学、科研、学术活动合作协议需要经常回国的留学人才。

（三）在国内企业或在国内本人创办的公司担任高级管理（副总经理以上职位）的留学人才。

（四）执行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国外签署的国家级科研项目、重点工程协议的留学人才。

（五）来华投资数额为本地投资数额中上线的留学人才。

（六）赴西部地区从事教学、科研和创办企业等为国家西部开发战略服务的留学人才。

这项规定具体实施起来其实难度非常大。人才竞争的主体不仅有高校还有企业。大型私营企业同样需要顶尖科研人才，但因为这类人才不是副总经理以上的高级管理人才，也与国内高校无任何关系，就完全有可能被拒办。而且为了办一个长期回国签证，本土出生的留学生以及海外侨胞要先找到接受单位，还要符合规定的高层次，再跑到留学服务中心进行资历认证，手续也比较烦琐。

国籍制度需要改革

双重国籍问题在中国社会各界中一直争论不休。但国际上普遍认为：双重国籍有利于一个国家推动海外人才回归以及吸引外国优秀人才。2006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在他的研究报告——《国际移涉与发展》中指出：“如果能够保证再度移民海外，有权在目的地国长期居留的移徙者可能更愿意返回家园尝试新生活。因此，在目的地国居住的保障可能促成回移或循环流动。同样，给予双重国籍身份也可能有助于回移。”

越南宣布从2009年10月开始，允许过去未明确表示放弃越南公民身份的外籍越南人同时恢复越南籍时，就对本土公民声明：350万海外越南人在2007年的经济贡献已经达到60亿美元，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海外越南人回国投资”。

韩国、印度、巴西、墨西哥、菲律宾等有着大量海外族裔的新兴发展中国家，都先后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都改变政策明确承认双重国籍。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则一直都承认或默认双重国籍。日本实质上默认，德国和荷兰有条件承认。概括地说，世界的主要国家当中只有中国明确反对双重国籍。

当然，不可否认，双重国籍可能会带来身份认同的问题，但政府完全可以采取办法进行弥补，例如对敏感职业、敏感位置对双重国籍者进行限制，而不是全面反对拥有双重国籍，哪怕对方是在民间机构就业，并没有损害国家利益也要限制。世界上许多国家干脆采取开放态度。1998年当选为立陶宛总统的阿达姆库斯就同时拥有美国和立陶宛的双重国籍，2005年加拿大当选的总督也同时具有法国国籍。

事实上，双重国籍只有在双方处于敌对状态，并且双重国籍持有者属于公职人员，才会带来身份认同的危机。菲律宾就规定双重国籍持有者在海外担任公职时，禁止在本国参加竞选以及不能进行投票。在和平年代，中国已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彼此间存在着互惠互利的空间。因此，我国在1955年为应付冷战和东南亚排华事件而采取的不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已经不适应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了。

我在一次调研当中收到反馈，北大、清华有4个学院院长是留学人员，由于在海外留学工作多年，并已经在海外成家，不便放弃外国籍，因此在国内评选院士和作为国家科研项目主申请人上都受到限制，这已经影响到他们正常的科研工作，对于中国吸引类似的高层次人才非常不利。

人才选拔与使用制度有待国际化

“他所谓的来国内，很多情况是以举行学术会议为名跑到其他地方去旅行、游玩；有的所谓全职教授，则在重复他们在国外的工作。”2005年，著名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丘成桐先生在北京举办的香山会议上，突然批评起某些海归同僚，表示中国引进海外华裔研究者来促进科学进步的努力，正在被一些不负责任的所谓全职教授破坏。

但立刻有学者反驳说：更多的原因是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引进这些人才时，主要是要利用他们来增加本机构的知名度和获得更多的研究经费，而并不在乎这些外国研究者是否做出了真正重要的贡献。因此，也许做到了国际化选拔人才，却并没有做到国际化地使用和评估人才。

数千年前，秦朝开国宰相李斯向秦始皇上书著名的《谏逐客书》：“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声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致诸侯之术也。”用白话文说：我们能佩戴外国的珠宝，购买他们的武器，让这些外国的“国宝”成为自己的“国宝”，而国家用人却恰恰相反，不论是否具有才华，是否正直，是否能做出贡献，只要不是本土人才，就进行排斥，这说明我们看重珠宝而轻视人才，这绝不是大国崛起的战略。

李斯甚至举例称，秦缪公从西戎、宛国、宋国、晋国获得由余、百里奚、蹇叔、公孙支，得以称霸春秋；秦孝公使用卫国人商鞅担任宰相进行变法，国家因此富强。如果政府“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即等于把人才、军队、武器、粮食送给敌国用来攻击自己。

目前，中国虽然非常重视人才，但并没有完全消除人才选拔、使用、评估的制度上门槛，因此在实际执行层面还经常出现排斥体制外人才的情况。在一次交流过程当中，一位在世界500强中国公司担任副总裁的朋友向我表示，如果有机会，他希望去北京交通部门担任一届管理工作，用他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帮助北京改善交通状况；而且，他已经有一定个人的经济积累，也不想长期在仕途上发展，可以不拿任何工资，只做一届五年就退，就是想为北京做点实事。(www.xing528.com)

但我们最终讨论的结果是：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不可能的。这位在世界500强企业拿着高额收入的高管是很难从体制外转到体制内的：首先，他所在的企业并不是可能定有“行政级别”的国有企业，过去多年，从政府部门进入企事业单位或从企事业单位进入政府的例子都有不少，有不少大型国企董事长甚至直接成为省部级干部，但前提是来自国有企业。其次，企业和政府工作确实是两回事，但他可能连应聘的资格都没有，例如北京一次招副局级干部，宣称全球招聘吸引海归，但要求必须具有一年处长经验、四年副处长经验，像他这样在海外工作多年、一直在体制外的人才肯定被限制在大门之外。当然，如果他是一直在体制外的本土人才结果也可能一样。

政府许多部门招聘高级人才，经常要求对方有体制内工作的经验。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并有一定级别的企业人才，能够顺利地进入体制内成为中高层公务员，但在私有企业即使是世界500强工作的高管却不能进入，原因并不是因为才能不同，而是“出身”不同，从人才选拔来说这无疑不公平。

另外在基层公务员方面，招聘考试往往有年龄限制，公务员先从基层做起、慢慢升职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所有公务员都要求这样履历完整就不合理了，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在企业工作多年的人才，进入政府部门可以轻易胜任公务员的工作；但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出来，要胜任“非政府机关”的企业工作就非常困难。换句话说，就是会导致政府部门缺乏懂市场、懂企业、懂民间疾苦的人才。

事实上，除了掌握国家核心安全的部门与岗位用人必须谨慎，绝大多数专业政府岗位以及事务类公务员，应以科学的人才观选拔、使用和评估人才。这并不是要求“海归优先”，而是针对包括海归在内的体制外人才不应该过于强调体制内色彩，而是强调“唯才是用”。而在国际化、经常涉外的领域与岗位，向那些对于本土和国际情况都熟悉的高层次留学人才倾斜则是应该的。

中国网通前总裁田溯宁就曾经多次建言：政府应该多考虑聘请有海内外高级管理经验的留学人才担任大型国企的执行高管职位，让其发挥国际化特长，帮助需要参与国际竞争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如果忧虑对现行管理体系带来过多冲击，可以考虑聘请留学人才以及海外人才担任独立董事的职位。

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就不仅要寻找中国最优秀的人才，还要寻找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而打破国内体制内、外人才流动的障碍，还只是一个合理使用自身人才的开始。中国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制度，必须从过去短期“引进”和“使用”的政策转到有利于人才长期发展、扎根的制度建设上来，并且这一人才选拔、评估、使用的制度应采用国际化标准，才能保障我国在全球人才战争中成为赢家。

国际人才定价太低与个人所得税太高

我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院长钱颖一已经认识20多年了，1986年我们在美国哈佛大学一起参加留美经济学人年会时，我对他就印象很深。2008年，在我主持的一个留学人员座谈会上，我也邀请了钱颖一。他说，作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他去年一项很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全球为清华招聘优秀的教师。为此，他往返海外交流多次，也面试了许多人选，最后一共对海外高层次人才发出20个工作邀请，但最终结果令人沮丧。面对中国最好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工作聘书，只有一人接受邀请，其他的人则去了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欧美的其他学校。招不来凤凰，待遇和机制正是主要障碍之一。国际人才竞争中人才待遇的标准，通常不是由国内人才市场定价来决定，而是由全球市场人才定价来决定。当然，这一待遇不仅仅考虑薪酬收入等显性因素，还包括相对收入、生活物价、发展前景、发挥平台、收入增长空间等隐性因素，它们对人才的影响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钱颖一所反映的问题，也让有关方面非常重视，中共中央统战部还将他的意见上报了中央有关部门，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注意和批示。

我国在一些社会发展急需、国内人才缺乏的岗位实行全球招聘，必须习惯国际人才全球定价，采取灵活的薪金制度，实施聘任制，专才专用，对于国家急缺的人才可考虑薪金高出国际同行水平。对于特殊人才的特殊待遇，还可以采取政府支持、民间基金冠名的方式，给予补助与津贴，才能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如果说国际人才全球定价主要针对政府行为，那么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对本土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竞争、挽留、培养人才则至关重要。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在政府财政总收入当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对于个人以及企业来说，这一数字可能就不小。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德意志银行中国区主席张红力，就曾对我说他深感个税过高给企业人才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因此，他多次向全国政协提交相关提案：“如何才能尽快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如何才能尽快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现在的关键已不在资金，而在人才。我们迫切需要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创新精神、熟悉国际市场、精通商业规则的高级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但是，有多少国际人才愿意到中国来工作？又有多少中国企业能够承受如此高昂的代价来雇用优秀的人才？而没有跨国人才，我们又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显而易见，个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的结点。”

国家猎头尚不存在

近年来我国求才若渴，派出过不少招聘团到海外招聘人才，每次会场都坐满闻讯而来的大陆留美学人。但是，宾州西彻斯特大学主管科研和师资发展的助理副校长洪朝辉2003年4月就对着《世界周刊》表示，目前国内在海外的招聘活动大多是“守株待兔”，更多的是“作秀”，“只是为了追随一种时髦和制造一些媒体效应”，这种“撒网式的招聘，充其量只能吸引一些中低级人才回国”。

“真正的高级、稀缺人才往往隐而不现，他们大多不是‘招’来的，而必须靠‘挖’和‘抢’得来。人才本身的高低级别与得到人才的成本成正比。也就是说，越是有用之才，越需要用人单位付出相当诚意、财力和物力。”洪朝辉认为，真正的高级人才是打广告发布招聘信息招聘不来的，必须要“抢”。而“挖人才”与“抢人才”不一定表现在钱和物上，更重要的是感情、信任和精神。根据国外经验，国家建立专门挖掘人才的工作组充当“猎头”，保持长期的接触和联系，熟悉他们的需要以及专长，甚至是国家主要领导人利用出访国外的机会，偶尔兼职猎头，主动个别地拜访那些国家最需要的顶尖人才，效果往往最显著。在这一点上，中国做得还非常不够。

作为一个身居海外、主管大学师资发展的助理副校长，洪朝辉的观点无疑来自亲身实践与体会。中国在推动人才回流和引进外国人才这一点上，目前确实已经不缺雄伟的口号和富有决心的计划，但在具体执行层面却不够灵活。这跟企业的人才竞争一样，打广告发布招聘信息也主要针对中低层人才，对于真正的高端人才往往要借助猎头，甚至主动“三顾茅庐”。根据国际“高级人才顾问协会”的统计，全球70％的高级人才流动都是由猎头公司协助完成。

引进高层次人才需要做大量细致、深入的交流工作，需要保持长期的关注，需要懂得高级人才的运作规律和国际惯例，这就常常要求必须有一个专业的猎头部门才能完成工作，对于个别世界级“领军型人才”甚至需要政府领导人出访的时候坐“猎头工作”。美国、新加坡、新西兰、泰国、以色列等许多国家的政府都设立猎头部门或工作小组，来为人才引进工作服务。

教育部国际合作司负责留学人员工作的助理司长张宁也曾经告诉我，199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时，教育部曾组织了一个回国参观和访问团，当时的团员中就有今天创业大获成功的百度公司CEO李彦宏和中星微电子公司CEO邓中翰。李彦宏和邓中翰参加这样的访问团，拓宽自己回国创业的社会网络，这对他们回国创业都很有益。而对于国家来说，主动组织这样高端人才的访问团，表现出对人才的足够尊重和重视，比泛泛地去打广告招聘以为开出高薪就“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要有效得多。政府也不需要从海外只引进一批经济景气就留在国外、金融危机就回国避难，或者完全为了待遇而来的人才。

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大型企业、各类研究机构以及大学所需的国际人才日益增多。国家不仅仅有必要建立海外高端人才数据库、全球华裔/留学人才联络站、中国与国际化研究中心等相关机构，也还需要成立一个专门在全球搜索、关注、接触、挖取人才的国家猎头部门或特别工作组，以海外高端留学人才与华裔人才为重点，外国高级人才为补充，专门吸纳引进具有战略意义和领军作用的顶尖人才，以求改变我国高层次人才匮乏的局面。

留学人员管理机构与社团工作需要加强

在我国，虽然设置了外国专家局来统筹短期引进外国人才的工作，也有侨务部门统筹海外华人的事务，但对于超过140万、每年以15～20万数字增加的留学生，却没有一个全面统筹协调的部门。教育部虽有一个留学服务中心，但主要是为留学生出国接受教育以及回国认证学历而服务，而不是从吸引使用留学人才的角度来进行管理。

政府引进人才当然还需要官方和民间双管齐下。政府部门在国外直接开展人才回归计划往往有所不便，尤其当海外族裔人才不具有祖（籍）国的国籍，同时涉及高端技术领域、敏感部门时，往往容易引发争端。因为这种人才流动意味着零和竞争（这样的情况在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很普遍），所以即使不涉及国家安全，移民国也常常宁愿扣留或诬蔑成“间谍”也不愿这些人才流失。因此，许多国家都重视通过民间基金与留学生社团来开展海外人才回归工作，以弥补政府直接在海外挖取人才的不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中就曾发现41个正规知识联系网络把30个国家与它们在海外的技术人才联系起来。

对于高端的海外留学人才以及族裔人才来说，他们也肯定有自己的事业发展考虑，不可能贸然放弃海外的事业立刻回国，他们需要先对祖国的政策以及人才制度环境有所了解，思考自己回国后能做什么，以及此前回去的海归发展状况如何，而海外社团正是弥补信息不足的最好选择。我在2006年参与的一项调查当中，当时就发现有43％的人表示希望国家能够通过重点扶持留学人员团体来帮助他们就业，因为专门的留学生社团提供的支持与信息往往最有针对性。留学生、海外族裔人才的社团在信息提供、就业、创业、商务往来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表25　希望国家重点扶持以帮助择业的方式

资料来源：欧美同学会《2006自费留学人员回国就业调查》

90年代以来，国内也开始活跃起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海归团体，这其中海外回国的校友会居多。据我所知，仅在北京一地，就活跃着像哈佛校友会、麻省理工学院校友会、斯坦福校友会、耶鲁大学校友会、沃顿校友会，加拿大校友会，英国校友会等众多的校友会。这些校友会通常是自发成立的，属于松散型的联谊性组织，但经常在一起搞活动、联谊、交流。而在社团上，我国有欧美同学会这样著名的留学生组织，欧美同学会里有商会等系列分支机构，还有2005委员会，海外还有百人会等高端华裔人才协会。

但不足的是，各类校友会太过于“民间”或松散，无法起到政府“隐形猎头”的作用。我国欧美同学会的作用目前主要局限于国内，海外留学人员社团的又过于分散。个人认为我国有必要加大对欧美同学会等社团的投入和协助，特别是建立起更有针对性、面向分布在全球各留学人才主要分布地的中国全球留学人才/华裔人才联系网络，把海内外各类留学人员组织吸纳为团体会员，在此基础上建立主要国家的中国留学人才/华裔人才联络站，以最终建成一个能够有效协助政府与企业吸收各类海外高级人才的机构。这一人才联络站的建立，必能很好地促进我国的国际人才竞争。

缺乏国际化智库和海外人才研究

这些年来，我经常在世界各地参加一些学术或商务论坛，发现国际上活跃着一大批研究中国的人才。如这几年我每年都在美国洛杉矶参加一年一度的北美最大的论坛，即Milken Institute全球论坛。Milken Institute全球论坛久负盛名，可以与每年在瑞士举办的全球著名的“达沃斯”论坛媲美，世界各地前来参会的人员达到了2 500多人，前后三天，共设有100多个主会场和分会场，有近400多位讲演代表在会上发言或参加讨论。参会的代表既有美国联邦政府的代表、美国州政府的州长、外国政府的代表、国际组织机构的官员、也有来自全球500强的CEO、各类企业界的代表、非营利性组织的代表，还有学术界的专家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等，规模空前。

在这些论坛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便是中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个与会人员达到2 500人的论坛，来自中国的不超过10人，与弥漫整个会场浓厚讨论中国的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在会场上看见一个美国大投资公司的老总在全体大会上呼吁，中国已经是全球新的增长点，不去中国就没有未来20年的机会。个人感觉甚为遗憾，因为我以为在海外发出这样的呼唤的应该是中国的学者、专家、企业家，现在却是让外国人来做“中国机会”的名片宣传人。

我在2008年先后参加了英国诺丁汉大学举办的当代中国研究论坛——“30年改革后，后奥运时代中国的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全球中国商务论坛。这时已经不缺乏中国人的参加，例如西班牙那次论坛400多人就有100多人来自中国。但是，我依然觉得有缺憾，一位参会的中国企业家也略有同感，他告诉我：按照常理，海外看中国往往是雾里看花，中国的事情中国人才能说得最清楚，但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专家却大多更愿采信海外智库的研究与数据，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给世界一个好的形象，但如果不希望被妖魔化，中国就该有自己发布的、具有全球公信力的声音。

事实上，这一情况的出现与中国缺少能够在全球发布有影响力的报告、举办世界性论坛的国际化智库不无关系。组织美国全球论坛的Milken Institute本身就是美国一家十分著名的智库，其创办人是迈克尔•米尔肯在1982年创办了米尔肯家族基金会，后来又创办了Milken Institute，将其打造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智库，其宗旨是帮助美国商界和公共政策及政府官员发现和实施各项有创新的建议，以改善美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状况，共享繁荣。

即使中国的智库不从具备国际化影响的角度来考虑，由于中国有百万留学生和数千万海外华人，市场配置人才资源时往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滞后性，因此造成的人才重复浪费、基础研究领域人才遭冷遇等问题，也需要进行分类辨别，有些人才属于我国急需引进的，有些人才能够承担国内重大项目或解决重大问题，而有些领域国内的人才可能已经饱和。例如我国140万留学人员当中，90％属于自费留学，选择专业基本是根据个人兴趣而非社会发展的需求。许多高学历归国留学人员因此成为了“海待”，造成国家急需领域找不到人才、人才过剩岗位留学人才又扎堆等现象。因此，从内容本身来说，中国也需要有自己优秀的全球化人才研究中心，提供专业的分析、研究、咨询以及报告作为决策参考，政府才能把握好入籍、绿卡、短期签证以及引进人才类别等政策尺度，清晰自身长、中、短期对各类国际人才的需求。

在中国，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形成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2 500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除了哲学、语言和文学等非决策信息研究的机构外，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 000个。但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曾历经一年调查发布《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该报告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认为目前全球共有5 465家合格的智库，从国别看美国1 777家最多，印度也拥有121家，而中国内地被认可的智库仅有74家。

产业园区与国家风险基金需加大扶持

“在美国，我看到，当工业界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标准的时候，科研机构就拿自己的研究或成果与工业界合作。教授和工业界、政府合作紧密，一项科研成果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成为产品，大规模的生产也能推动科研的进一步进行。而在当时，国内科研还不注重成果的实用价值、市场价值，国内高校企业开发出来的科研成果大多被束之高阁。”

东软集团公司董事长兼CEO刘积仁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上市软件公司，开发出包括CT在内的一系列国产数字医疗设备，以及3所IT学院和1所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在我主编《创业英雄》一书时，他接受采访谈到自己出国留学时感受到的中美差距，大学、科研机构与创业园没有紧密结合、高科技缺乏产业化就是其中之一。

从世界各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吸纳高新领域人才的经验来看，通过建立创业园和科技园、配套国家风险基金与担保机构、提高优惠政策来扶助高科技与新经济产业，进而通过高科技、新经济产业来挽留以及吸收住人才，往往比单纯引进技术、项目、资金更有效。人才与政策、产业、项目、资金的结合，才能发挥巨大的效应，也才能真正吸聚人才。

例如日本政府1975年在产业升级过程当中，也在通产省设立了“风险投资公司”，目的是促使银行向高科技企业贷款，规定银行贷款的80％由该公司给予担保。同年又成立了“研究开发型企业育成中心”，对持有高技术但因资金不足难以商品化的风险企业，承诺无担保的财务支持。

我国国民经济近年来出现了传统产业生产能力过剩、新兴产业和高科技术产业增长乏力的局面，或者说，我国经济结构急需要“产业升级”。但是，虽然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政策，有些地区还为留学人员创业建立了专门的孵化基地——中关村留学人员创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但是，目前国内的创业园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成功的园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首先，我国创业园存在结构性缺陷，由于缺乏一整套科学项目评估机制和有效的融资渠道，不少留学生创业园实际上扮演着物业管理加注册公司的角色，有的创业园还采取简单的房租补贴形式，作为对园内归国留学生企业的支持。结果很多留学生创业园中的企业成功率不高。

其次，我国留学生回国创业融资难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于缺乏国家级创业计划和基金的支持，仅靠缺乏统筹的各部门零星创新基金及当地政府部分的配套资金，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很难进行科研开发以及付之产业化。在实施过程中，各地有限的资金又往往采取“撒胡椒面”模式，平均分配给辖区内归国留学生企业；有的地方则缺乏整套科学的项目评估机制，资金甚至被分配给不适合的创业计划，造成许多真正需要国家大量资金扶植的高科技企业没有获得充足的资金，而某些滥竽充数的企业却享受到了不该得到的优惠，也就形成了资金浪费。

最后，从国内有关政策上而言，还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创新、轻创业的倾向。为了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发展，政府有关部门以往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法规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新。然而不足之处在于：国内以往许多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发展的政策措施，理论上都很充分，但往往以学历或科研成果作为待遇标准。各地不少项目的扶持资金也往往按照科研成果评选的标准去发放，较少考虑科研转化以及具体的市场需要。

文化输出与国家形象塑造的必要

韩国历任国务总理中，仍健在的有21位。他们当中除了91岁高龄的第15任总理刘彰顺之外，其余20位前总理全都在一份建议书上署了名。令人惊讶的是，这份让政治观点和任期互不相同的前总理们一致赞成的是一份名为《敦促在小学正规教育过程中实施汉字教育的建议书》。

制定建议书的“韩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理事长、仁济大学教授陈泰夏称：“韩国处于汉字宗主国中国和在幼儿园学习《伦语》的日本之间。排斥使用汉字，坚持专用韩文，对个人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过去半个世纪疏忽了汉字教育，结果大多数年轻人成了‘半文盲’。最大的问题是现在图书馆的很多藏书在那里睡大觉，因为这些图书95％是汉韩文字并用，而学生看不懂这些书。”^[2]

一个世纪之前，汉语还是韩国的官方语言。而在日本，《伦语》等四书五经成为了义务教育的必修课。在现代日本社会生活中，也处处可以看见古代汉文化的影响。日本人对于礼貌、礼仪、秩序的重视，正是来自那些儒家经典的熏陶。2008年出版的畅销书《看似会读实则不会读的易错汉字》则已经售出80万册，占据着日本最大图书发行商东贩公司畅销书排行榜榜首。

“汉语文化圈”的形成，就像欧美的强大导致英语成为世界最通行的语种一样，是中国古代汉唐盛世的辐射之功。这也表明着一个真正的强国，离不开强大的国家软实力和文化辐射力。这种文化辐射力也可以蜕变成国家对世界人才的吸引力。然而，现代的中国已经无法重拾祖先的文化影响力进行文化输出。作为汉语的宗主国，中国却要向日本学习以及借鉴汉字，没有那些“和制汉语”，人们似乎会变得无法表达。因为中国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外来词70％来自日本，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中华”一词以外，其他所有词汇都来源于日本的汉语翻译。

前几年我在美国华盛顿地区访问时，曾和当时的美国劳工部副部长兼首席财务执行官莫天成共进午餐。莫先生跟当时的劳工部部长赵小兰一样是一位华裔，他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也曾是中华海外联谊会的理事。他说，他的儿子在美国长大，哈佛大学毕业，以前对中国不十分了解。后来，他让儿子来中国留学，学习中文，儿子很快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并带动他很多的同学到中国留学。

当时我就想，他的儿子来到中国就喜欢上中国文化，并带动很多同学到中国留学，这说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是非常优秀的，但他的儿子没有来中国留学前却并不喜欢中国文化，这还是华裔，如果是外国人呢？这说明中国在世界的文化输出、文化宣传力或者说软实力输出上非常不到位。如果他的儿子，也包括许多非华裔精英，在海外就能经常接触积极正面的中国文化，并由此喜欢上中国，那么将来就可能愿意接受中国的邀请来到中国工作，或者成为亲善中国的外国人。即使我们在世界上无法熏陶出亲中国的政治领袖，文化输出也能减少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解。

文化输出直接的经济效益尽管很低，但如果缺失，带来的长期损失就无法估量。在西藏问题上，不提有战略考虑的外国政府，许多西方民众、媒体形成对中国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偏见，相信达赖而不相信中国政府，就不能不归咎于中国全球“文化输出”以及塑造国家形象能力的不足。整个中国也不得不因此浪费商业、外交等庞大的资源来弥补这一缺失，而这种损失还是长期性的。因此，中国的国家宣传迫切需要加强通过“软实力”在世界各地公关的能力。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骆家辉担任商务部部长时就说，这是一个鲜活的“美国梦”。所谓的“美国梦”其实是象征着一种正面积极的精神信念。然而，通过美国的文化输出，“美国梦”却已经成功地成为美国出售给世界各地人才的梦想，为招揽人才主动来到美国寻求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中国如果期望未来将“争夺”人才变成“吸引”人才，不提供任何优惠条件就让那些怀有雄心的人才主动来到中国创业、工作、效力，进行文化输出，在全世界塑造一个“中国梦”是必不可少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