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回归：改变中国的力量

第十一章　人才回归将改变中国

在1950年的朝鲜战场上，每当志愿军取得胜利，美国人就叫嚣着要用原子弹把中国炸回“原始社会”。1955年，美国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他们就有权使用原子弹。毛泽东主席一方面公开称“原子弹是纸老虎”，另一方面在内部会议上却表示：“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人把可以发射核弹的重型榴弹炮运到台湾威胁大陆。向苏联老大哥求援后，赫鲁晓夫尽管派出了专家，却认为中国还“不适合”搞原子弹，苏联有就可以了。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显然不同意这种观点：“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的工夫完全可能。”

1960年苏联撤走了专家，带走了图纸。中国研发核武器无论是从科技基础、经济基础还是人才基础来看，自主研发无疑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半个世纪以前，“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没有现代化的空军和海军，没有现代化的尖端武器，不要说原子弹，就连尼龙袜子都生产不了。

但是，人才回归改变了一切。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9天之后，就毅然踏上了回国之路。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微笑着回答：“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另外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紧随其后的重要科学家是钱学森。钱学森1939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后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

钱学森在“麦卡锡风波”中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1950年7月，在美国备受煎熬的钱学森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以“探亲”为名决意返回祖国，随后在机场被扣留软禁。5年后，1955年6月，钱学森将一封写在香烟纸上的信通过比利时亲戚寄给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请求帮助。随后在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上，周恩来总理用11名美国飞行员俘虏换回了钱学森。周恩来总理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最大的成果就是要回了一个钱学森。

这也正是人才战争的一大秘密：引进尖端技术即使付出天文数字的费用都可能无济于事，要引进那些掌握、创造以及能够发展这些技术专利的尖端人才却可能是免费的。引进技术只能仿造，引进人才则能够进行自主研发和有效创新。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大批海外顶尖人才的归来，让中国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也让中国真正拥有了大国地位。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也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99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名获得者有21名是归国学者。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等科学家如果留在海外，极有可能像钱学森的侄子钱永健一样成为美国两院院士，接着获得诺贝尔奖，但这些高层次人才却义无反顾地踏上归国之旅，为中国的崛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1904年。当时被选派到日本留学的李四光是当时“科学救国”最杰出的实践者之一。他曾是同盟会成立之初数千名留学生当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曾赞赏李四光说：“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并送给他8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武昌起义后，李四光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被迫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时，国家领导人亲自写信邀请尚在香港持观望态度的李四光回国参加建设。当他回国时，正逢“中国贫油论”观点正在流行。其实早在1915～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一个钻井队就花了300万美元在陕北打了7口探井，因收获不大而离开。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发表《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并定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戴上了“中国贫油论”的帽子。

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中国地质构造的研究，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李四光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1953年，李四光提出了“新华夏构造体系”。1954年，他亲自组织队伍，在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开展石油普查，在他的指导下，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中国终于把西方给中国扣上的“贫油国”大帽子甩到太平洋去了。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表彰这个海归的贡献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

先有人才外流，再有人才回归。这只是中国百年历史上5次留学与回归热潮中的一次而已。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漂洋过海，负笈远游，西学东渐，那些在海外深造的人才回归之后，不但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也引领着中国走向世界，他们之中涌现出无数政治伟人、军事天才、科学巨匠、文化精英、商界巨子。

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邵巍就指出：日本明治维新后，立即派人到国外深造。美国立国之后派了大量的人去德国学习。洋务运动，清政府也派人到国外去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也派人到苏联、东欧去学习——“这个套路是一样的，每次大的社会变革后，都会有派人出国学习的现象，导向都是向当时的发达国家去，回来推动自己国家的发展。因为，靠本国的力量达不到人才培养的要求。”(www.xing528.com)

也正如一位海外华人所说：“海归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活跃的思维，但仅有这些优势还是不够的，他们其实最为根本的还是要掌握世界的前沿技术和具有完全自主的创新能力。海归所拥有的最大长处在于项目的先进性，甚至是首创性。这些项目符合国内实际，同时又能解决社会紧缺的项目或物资等实际问题，甚至是世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这才是海归回国后能够立身创业，取得成功的最大基础。”^[1]

两次鸦片战争让清王朝从“天朝上国”的幻觉中惊醒，洋务运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和目标。然而，随后的留学却培养了从清政府到整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掘墓人。当然，在中华民国完成形式的全国统一以及紧接着的新中国建立之后，与过去大多数留学生回国后主要从事“拯救中国”的事业相比，留学生的专业和去向也就逐渐有了新的变化，大多数步入经济、科技、文化、教育领域，从事“建设中国”的事业。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之后，创业又成为海归回国后选择职业的一大新趋势，并推动了新经济、高科技产业的浪潮。

中国近代史的留学生首推1847年去美国留学的容闳。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回国以后，先后组织了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在这些留美幼童回归后，涌现出“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中国第一位大学校长蔡绍基等历史名人。

第二次留学与回归大潮大致在1900～1927年间，包括大批的留日学生、庚款生、留法勤工俭学生和早期留苏学生。这次回归潮的代表人物先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等革命家。1905年，数千名留学生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以回到中国推翻满清政府为使命，并随后发展成中国国民党，这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此后两名留日归来的学生陈独秀、李大钊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加上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而后归来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李富春等人，这批海归又深刻影响了辛亥革命之后的新中国，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至今还在影响每一个中国人。其他著名的人物还有蔡元培、吴稚晖、巴金、徐悲鸿、钱三强等。可以说，这是改变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和命运的一代人。

第三代留学与回归者主要是1927～1949年期间赴欧、美的留学生。这批留学生中间诞生了不少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如杨振宁、李政道等，另外一批留学生如钱学森、邓稼先的回归则帮助中国建造了“两弹一星”。当然，也还有像诺贝尔奖得主崔琦这样散布海外的至今并没有回国的人才。

第四代留学时间在1949～1965年间。主要留学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盟国。这些留学人员与前代相比，无论自愿与否，都基本回到了国内，在新中国的建设中起到了骨干作用，但由于当时全国不重视科学人才培养等时代要素，这批留学生的成功者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

第五代留学与回归大潮为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以后至今，这是一次逐渐走向全方位的留学，留学从精英化走向了大众化。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留学生出国所学的专业主要集中在理工科，但随着世纪末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学习经济、管理、法律以及人文社科的留学生也越来越多。尽管从比例看，大规模人才回归并没有发生，但数量上却有39万留学生回到了中国，并成为了中国科技和教育领域的中流砥柱，并在中国新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本土企业走出去、外资请进来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再一次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成为了中国迎接全球化时代的急先锋。

目前，留学生回归者不到三成，具有博士学历的高级科学家和工程师回归比例则不到一成五。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中国高端留学人才回归的比例不是三成，而是五成、六成，那将会怎样改变中国的面貌？

产业升级则正是人才回归能够发挥作用的最大保障。比较韩国等新兴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程，具有指标性的留学人才从小比例回归到过半比例回归，也一般发生在这些国家经济腾飞之后、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经济腾飞让国家具备完善硬件基础的能力，产业升级则使国家迫切需要国际化人才，并愿意改变“软件”来推动人才回归。韩国留学生博士回归比例在韩国90年代产业升级过程当中甚至超过2/3，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如今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多年，正面临着产业升级的重大任务，发展知识经济就是发展人才经济。中国的崛起也不仅仅是成为“世界工厂”，还需要成为知识大国和人才大国，成为世界的“创造中心”。然而，中国自身的人才培养与人才资源总量无法满足国家崛起与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需要也必须推动第六次留学人才回归大潮，解决“人才回归”这一课题，其中，留学博士的回归比例也必须超过一半，以遏制住中国在全球人才战争当中人才大量流失的局面。

中国在人才战争中收复“失地”，大部分散布在海外的中国人才回归，以及中国人才培养实力领先全球之后，下一步的人才战略必然是从“积极防御”转型为“主动攻击”，全面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与人才。一如美国过去半个世纪所做的那样，即使拥有世界大学百强中的一半，培养出了世界1/3的诺贝尔奖得主，依然要聘用全球70％的诺贝尔奖得主，引进占本国总量1/3的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人才流动跨国界的今天，成为超级大国就必须吸聚全球大多数的顶尖人才。

未来30年，中国即将也必须迎来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大部分留学人才都选择回归的新回归大潮，这也必然将改变中国整体的命运。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所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要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