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高层次人才分布不合理以及年龄老化
中国现有的高层次人才群体不但大部分真正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顶尖人才流失在海外,本土人才也需要在“人才”这两个字上打引号,总量少并且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及地区、行业、部门的分布也不合理。
在高精尖领军人才上,两院院士应是科技与工程领域最杰出的专家,但在中国,成为院士更像是终身荣誉,而在科学家最年富力强、最能够做出成就,也最需要经费支持的时候,尽管才华已经证明,却因为“太过年轻”而无法获得“院士”的头衔,更无助于他们推进自己的科研。
不计算外籍院士,从1955~2007年,我国两院共增选院士1 800多人,其中在科学院,60岁以下当选的院士只有530人,不到一半。在工程院,老化问题更严重,只有大约30.57%的工程师是在60岁以下当选院士。这都还是按当选年龄来计算,因此,我国的高精尖人才不仅仅只是总量少、缺乏具备世界领先水平的领军人才,而且年龄也非常老化。
从专业技术优秀人才的总量来看,至2001年,全国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共有14.3万人,但近11万人已到退休年龄,真正还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的也只有3万多人,即使采取延缓退休的措施,我国在岗的高层次优秀人才总数也不到5万人[12]。
表12 1955~200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当选年龄分布情况(www.xing528.com)
表13 1994~2007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当选年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2008中国两院院士调查报告》、中国校友会、《大学杂志》、《21世纪人才报》。
另外,我国人才资源的分布也存在不合理现象:一是地区分布不合理,人才大量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则难以吸引人才;二是部门与行业分布不合理,金融、信息、国际贸易、高新技术等领域人才缺乏,可能有起步晚的客观原因,但许多基础研究领域缺乏人才,则是因为相关领域本该从事研究的博士们超过一半去当了公务员;三是市场经济要求人才能够自由流动,以便资源配置到最合适的岗位,但我国从国籍、绿卡、户口、档案、编制到相关社保等,都没有打破人才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公务员是一个不从事具体精神或物质生产的部门,主要职能是公共服务。如果人才都流进公务员队伍,而不从事具体生产,就只会让国家长远规划变为“空中楼阁”。除了政治、管理、法律、语言以及一些人文社科外,许多专业培养人才的主要方向并不是成为国家公务员。部分人才“学而优则仕”,或许是人生转型的好现象,但大部分基础研究、具体生产需要人才的岗位,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都去当国家公务员就不是什么好现象。例如目前中国过半的博士们都挤进政府去做大专生都可以应付的事务,无疑形成了巨大的人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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