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停滞导致人才流失，法院裁决遭压力

1.停滞的日本

中村修二们的离开

2000年2月，中村修二前往美国，他感慨地说：“没奖金，没职位，这就是日本的公司。于是，我移居美国。”

中村修二是日本经济停滞时代人才流失的代表。日亚化学是一家生产荧光灯、显示器所用的荧光粉的公司，年收入大约20亿日元。中村修二大学毕业后加入日亚化学企业，1988年接受公司资助进入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研究有机金属气象。1993年，回到日亚的中村修二开发了蓝色发光二极管——这后来被称为世纪发明，因为曾认为是20世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95年，他又研发出蓝色激光二极管，1997年开发出紫外LED，共计申请到191项专利。

日亚化学依赖他的发明崛起为跨国公司。从1994年开始，日亚化学从中获得了大约12 086亿日元（约合109.87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另外，其他公司直接付给日亚公司20％的专利使用许可费共计也大约有1 208亿日元（约合10.98亿美元）。然而，作为专利发明者的中村修二却仅仅获得了2万日元的奖励，并且因为对奖金的不满而被日亚终止了研究工作。1999年，中村修二决定辞职，日亚试图以6 000万日元买断中村的发明未果后，起诉中村泄露公司机密。

2001年，中村修二也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从日亚公司获得赔偿。这一官司在日本被称为“奴隶的战争”，中村修二被看做知识奴隶，也引发了整个日本社会的关注和反思。开始，东京地方法院裁定中村对公司所做贡献的价值相当于日亚在蓝色发光二极管专利到期前获取的50％的市场利润，因此，判决日亚公司支付给中村修二200亿日元的报酬。

但是，这一裁决也导致法院遭受了来自日本企业界的压力。很多日本企业的总裁以及电视评论员认为：这一裁决直接威胁到了日本企业的传统价值观，所有成就，也包括伟大的发明，主要功劳应该归功于公司和集体，个人创新不应该得到如此高的回报。因此，在日亚上诉后，2005年1月，东京高等法院最终裁定将发明补偿金减少到大约只有8.5亿日元。中村修二召开记者招待会时愤怒地表示：“美国可通过陪审团制度反映民意，而日本则仅是根据法官自己的判断做决定……个人不可能打赢大企业……日本司法制度已经腐烂。”

至此，中村修二下定决心要离开日本。但他并不是特例。2008年，4位日本科学家相继获得诺贝尔奖，但有两位在美国工作和居住，其中一位已经换成了美国籍。

当然，仅仅依靠提供金钱和收入，即使能够争夺到人才也无法长期留住。但是，不愿意为真正的人才提供奖励，排斥那些因为有个性、说真话进而可能“出格”影响形象的人才，则显示了整个制度和文化并不是真正重视人才。因为“天价官司”而成为“焦点人物”的中村修二在离职之后，尽管有如此伟大的发明，却没有一家日本科研机构愿意聘用他，因为他们认定这个人太“出格”，太“贪财”。于是，深知人才难得的美国大学、公司来三顾茅庐了。

中村修二接下来也并没有选择待遇最高的工作单位。美国斯坦福大学、惠普公司都派专人专机前往日本，开出了丰厚的薪酬待遇，但中村修二选择了条件要逊色一些的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因为圣巴巴拉分校的华裔校长杨祖佑表现出了更大的诚意、重视以及支持。

“一流教授最看重的，是有没有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能否建立一支优秀的科研团队实现他的理想。”杨祖佑出生于中国台湾，是美国国家工程院的院士，属于台湾流失的人才。作为一个过来人，杨祖佑知道中村修二最看重什么，他亲自到日本邀请中村修二，并承诺为他搭建一个从设备到团队都很完善的平台。他后来回忆说：“当我们飞到日本时，发现中村修二在地下室做实验，职位只是一个技术员，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我们为他配备了研究团队，甚至让团队中的研究人员都到日本工作一年，学习日语，为他营造一种日本文化环境，让他能愉快地待在大学里。”

在日本、中国、韩国等“汉文化圈”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社会文化重视秩序稳定，等级制度森严，集体主义过度高于个人主义，个人文化强调中庸，即使拥有众多精英的大学、科学机构也缺乏自主权，行政体系主宰一切。许多学者认为，这种社会和体制文化很阻碍创新文化的产生。有研究者指出，以曾经横扫西方竞争对手的日本消费电子产业为代表的日本模式的衰落，就在于日本喜欢“改进”而不喜欢“创新”，过度追求把相同东西的质量做得越来越可靠，价格越来越便宜，而忽略了产品的突破和创新，因而难以适应突然而来的趋势变化。

一位日本学者就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战后日本靠着企业精神（团队精神、企业和睦高于个人成就、个人牺牲等）从一片废墟中站起继而实现经济腾飞，被公认为制造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增长。但谁会想到，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种精神却成为阻碍其经济持续发展的绊脚石……无处不在的政府干涉、家长式的企业管理，以及日本国民从小被灌输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模糊了企业中创新人才与庸碌者之间的界线……日本不重视创新人才的做法使本国面临一些尖端创新人才流失的问题。”^[1]

日本的人才外流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为了改变自身的落后，派出大量留学生去西方学习，并一度喊出“脱亚入欧”的口号。当然，日本并没有完全欧化，而是成为西方制度加东方文化的结合体，另外，日本也曾发生过两轮人才外流潮。

日本第一次大规模人才外流发生在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50～60年代，当时各个方面美国都占据绝对优势，大批的日本人才都流向美国，许多留学生一去不返。不过，以东京奥运会为标志，日本为摆脱廉价而质次的“日本制造”形象，开始产业升级，逐步打造“日本创造”和日本品牌，也全力推动海外人才回流。

筑波科学城是日本当时吸引海外高科技人才回归、帮助国家产业升级的象征。1963年日本政府成立了“集中科研机构评审委员会”，一共花了近20年时间、超过100亿美元建立这个科学城。尽管这个科学城最终未尽如人意，未完成日本与硅谷、剑桥科技园较量科技的目标，但还是吸引了大量的人才。(www.xing528.com)

第二次人才大量流失是在90年代，经济停滞导致了科研、教育经费的锐减，“日本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日本”。人才外流的趋势开始抬头。有研究者甚至称：“20世纪90年代初，一流的金融界精英迁移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东京留下的是二流金融家……泡沫经济时代，美国大学有十几所在日本开设了分校。但是，由于文部省没有授予这些学校毕业资格认定，这些大学就无法招收学生。因此，在90年代末，近20所大学中除了一所以外全部撤退了。这样，在日本国内进行外国式教育这一尝试也就无疾而终了。”^[2]

2002年，日本政府制订了“240万科技人才开发综合推进计划”、“21世纪卓越研究基地计划”、“科学技术人才综合培养计划”等一系列人才发展计划。决定每年选择50所大学的100多项重点科研项目进行资助，每个项目资助时间为5年，每年1亿～5亿日元不等，目标是在21世纪头50年培养30位诺贝尔奖得主。截至2008年，已经有16个日本人先后获得诺贝尔奖，日本培养领军人才的目标应该可以实现。但是，如果南部阳一郎、下村修等诺贝尔奖得主在年富力强之期就移民美国，选择为美国工作，政府耗费巨资的人才培养计划就会“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变成“为他人做嫁衣”，这正是目前日本社会各界极为担忧的问题。

吸引外来人才，接纳中国留学人才

日本是一个自身很国际化却并不欢迎国际移民的国家。但是，日本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是：产业升级后的日本不像美国，拥有一半多的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仅仅依靠本土人才和回流的日裔人才，已经不足以支撑日本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上继续前进。日本如果期望追赶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学会吸引外来顶尖人才。

从大趋势看，人口老龄化也将导致几十年后日本人才市场供给的严重不均衡。据日本总务省2006年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日本15岁以下的人口所占比例已经跌至历史最低水平——13.7％，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例则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20.1％。据其测算，到2055年，日本的总人口将减少到8 000万，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41％，14岁以下人口占8％。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日本人是目前社会发展的主力，但这批人退休后日本将面临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后继无人的情况。

同时，由于移民和留学制度的严格和保守，日本并没有吸收多少高技术移民作为补充。截至2007年，大约有215万外国移民居住在日本，约占日本总人口的1.69％。表面上看，日本与中国、韩国有历史纠葛，但实际上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主要是文化相近的中国人和韩国人。过去十几年日本的最大外国人群体是朝鲜族人（包括韩国人与朝鲜人），目前则是中国人。由于中国留学生大量落脚，韩国人才近年来大量回流，目前，华人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外国人群体，总人数大约60.7万人。

日本社会也逐渐重视外来移民。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政府向国民发放救市“红包”，就已经把拥有日本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列入范围之内。日本接纳通过非婚姻关系的移民入籍，即“归化”，只需连续在日本居住5年以上，20岁以上，遵守法律，具有维持自己和家庭成员生活的经济能力。当然，就算能够提供证明也未必能申请成功，高层次人才还是会在无形之中得到优先考虑。日本目前人多地少的国情，并不适合大规模引进普通移民。

但需要指出的是，国情不适合大规模引进移民，不意味着不需要建立专门的技术和投资移民渠道，日本政府控制“移民流量”的最佳选择应该是采取提高“人才准入”的门槛。一般来说，如果移民申请人所在公司是大公司，个人能力突出，申请程序会很快通过，如果在小公司结果就很难说。但是，如果没有具体条文作为标准，也没有相应的行业人才需求研究作为决策依据，仅仅靠移民官的主观判断和意愿，为人才战争服务的效果就很难得到保障。

2007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打算选出5所外国人比例高的研究机构作为“世界高水准研究基地”，以英语为公用语言，期望能够吸聚世界各国的顶尖人才。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江崎玲于奈就提出，日本政府如果希望真正获得外籍顶尖人才，就需要为人才留下扎根提供方便，并允许外籍顶尖人才拥有双重国籍。

日本以血统为原则来确认国籍。日本1985年修订《国籍法》规定，以前拥有日本与外国的双重国籍人士，应在两年内进行国籍选择，若未选择则“视为选择”日本国籍，但对于“未作选择”者保留非日本国籍不作规定。这实际上就成了区别对待，意味着外国人“归化”日本必须放弃本国籍，而有日本血统的人海外出生则可以拥有双重国籍。

前秘鲁总统藤森1938年生于秘鲁，其双亲是来自日本熊本县的移民，藤森在1990年当选为秘鲁总统，此后3次连任。2000年，藤森涉嫌重大政治丑闻，参加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后直接前往日本宣布辞去秘鲁总统一职。日本认定藤森因血统而拥有日本国籍，此后未进行选择应视为选择日本籍，因此即使拥有秘鲁籍也还是日本人，由此，日本拒绝向秘鲁引渡，这成了国际社会的一桩悬案，也是日本国籍政策最好的注脚。

事实上，除了没有为人才移民入籍开辟直接通道之外，日本政府对招聘世界顶尖科学家一直都不吝啬重金和职位，并且也在修改入境管理条例，为“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外国科技人才提供就业和居住的机会。

日本不但非常重视通过科研合作、开放重要实验室职位、设立国际合作奖励基金等方式来吸引外国科学家，也注意吸引外国优秀的留学生。2008年1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就提出了“接收30万外国留学生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日本政府的教育再生恳谈会提出选出约30所大学作为接收、培养留学生的“重点大学”，留学生要占学生总数的两成以上，全部课程有30％是用英语教学，并且要在日本国内创造有利条件，让毕业的外国留学生的5成以上能在日本就职。

日本这一招纳留学生的计划普遍被认为是指向中国的。目前在日本大学攻读博士的学生当中有15.7％是来自外国的留学生，攻读硕士的学生当中留学生占9.6％，而日本接受的这些外国留学生有6成以上是来自中国。2007年在日本学习的11.8万名外国留学生当中，就有7.3万名是中国留学生，这一数字相比2005年中国留学生的8万名峰值还有下降。

“中国留学生当中优秀人才很多”，日本文部科学省负责留学生事务的高等教育局留学生交流室室长助理织田雄一指出，日本教育界人士已经不止一次地表示倾向优先招收中国留学生：“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日本的留学生事业就难以发展。”^[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