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战争：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战略

7.国际交流与合作战略

国际科技与学术的合作

爱尔兰政府参加欧盟第四个框架计划（1994～1998年），从欧盟得到的资助相当于爱尔兰全国给予商业部门研发资助的3/4，以及全国分配给高等教育机构研发经费的一半。许多国家利用国际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计划来培养人才。也有不少发达国家经常借学术交流、人才培训、科技合作等方式来挖取人才。一些科技上不处于最先进水平的新兴国家，则经常不惜重金与科技领先的国家合作，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方式共享外国科学家的智力成果，或借此培育本土科研人才。

韩国就曾将第三个五年计划（1972～1976年）确立为国际技术合作五年期，特别重视通过国际科技合作进行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一是注意与外国政府联合建立研究机构，1989年同美国建立“研究共同体”，1992年又与美国签订了“保护专利秘密协定”，同年还与美国建立“韩美科技财团”作为科技合作的财务支持；二是注意主动在国外设立研究机构，成为吸聚人才的中心，包括扶助跨国公司设立海外研究中心；三是注意建立基金吸引外国企业在韩国建立研究机构。

日本在20世纪经济腾飞阶段，也制定了《国立、公立大学任用外籍教员的特别措施法》、《研究交流促进法》、《外国科技人员招聘制度》等制度。通过科研合作、开放重要职位、给予高额补助与奖励等方式，吸引外国科学家来日本参加研究。另外还制定了《特别研究员制度》，一是设立“海外特别研究员”，选拔优秀科研人才到海外研究；二是设立“外国人特别研究员”，争取国外的高层次科研人才。

这种国际科技合作也常常是双方获益，欧盟致力于在27个成员国间建立整体科技项目与实现人才的自由流动，目的就是通过分工协作与智力成果共享，使各国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

当然，这些国际科技与学术的交流活动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刺激经济的产业。我在2009年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国际研究学会的年会，地点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最大的酒店——万豪酒店。有来自世界各地几十个国家的大学学者、政府官员、基金会、国际机构和智库研究人员等数千人参加，酒店所有的会议设施全被大会充分利用，从5楼到8楼的会议大厅和大堂的爆满。我参加了其中有关中国海外华人与中国崛起分论坛的议题。酒店楼下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因为金融危机，二月份以来纽约的游客已经大减，如今全靠几个大型的会议和展览，包括正在举办的纽约时装展等支撑经济。

国际合作办学

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PSC）就在2008年11月宣布设立一项“中国奖学金”。申请成功者必须签订服务契约，先参加中文预备班，本科必须到中国顶尖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去深造，深造期间将在中国实习，本科毕业后可以选择到世界任何一国的大学再进修两年硕士学位课程，然后将来会被新加坡政府委以有机会接触中国的职务。令人吃惊的是，这一奖学金没有申请名额限制，总额取决于有多少名申请者符合加入政府公共服务部门任职的条件。

这正是新加坡政府为全球化时代的人才战争想出的新招之一。这种国际合作办学，与广泛意义上的留学不同，奖学金获得者没有选择学校、专业、工作的自由，并且申请成功以及被大学录取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符合中国大学的录取条件，而在于能否符合新加坡公务员的录取条件。实际上，这就是为政府培养熟悉中国事务的人才。新加坡《联合早报》就评论说：“（政府）为海外奖学金得主‘买车票’，让他们赶搭去中国大学深造的列车……（是因为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势不可当，从新加坡长期的外交发展来看，培育一批同当地未来领导人有人脉关系的公务员是必要的。”

这种主要由国内考核然后“保送”到目的国大学的项目，只是国际合作办学中的一种形式，从本国读3年、海外读1年的3＋1课程，到与国外大学联合办学、交换学生，再到允许海外大学境内设立分校以及在海外建立本国的文化学院，国际合作办学的形式日渐多样化，政府在其中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目的是为了吸引或者培养国际化的人才。(www.xing528.com)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引进和培养人才成为事关国家未来的最优先课题。不只是新加坡，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为吸引优秀人才，都制定了详细的战略。日本媒体就曾以美国为例发表文章谈论这一新兴的人才战争武器：“美国高校正在海外从事一项挖掘“神童”并将他们吸引到美国的任务……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等美国名牌大学研究生院正在与亚洲各国政府和大学开展一项合作，在这些国家的大学进行与美国本校同等水平的授课，学生可以获得同样的资格。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很快被输送到美国。”^[10]

国际合作办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本土国际化的人才，以及争夺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欧盟“伊拉斯谟”计划在1987年设立，目标之一就是推动欧洲学生到国外学习3个月到1年，同时支持教师的跨国流动。在2004年，已经先后有31个欧洲国家、120多万名学生以及2 000所高校参加了该计划。德国教育部部长埃德尔加德•布尔曼甚至表示，将来要把20％的德国大学生送到外国大学至少读一个学期，以提高人才的国际竞争力，适应全球化的需要。

人才资源越缺乏或者说越需要补充的国家，例如移民国家，对于国际合作办学和招收留学生的态度就会越积极开放。人口稀缺的澳洲为了快速补充人才资源，不但支持合作办学，甚至出台政策认可境外一些著名的大学毕业的（其中亚洲认可18所大学——中国有12所）、符合澳洲紧缺技术需求的大学生，允许他们同本土外国留学生一样直接获得澳洲18个月的临时签证，不受限制在澳洲境内工作、学习或旅游。

当然，国际合作办学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不仅限于此。为了政府的海外利益、企业的海外扩张，许多国家往往会派人去教育与经济实力更差的国家留学或参加培训，以获得熟悉当地国情的国际化人才，“培育一批同当地未来领导人有人脉关系的公务员”。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由于奥巴马的从政经历单薄，韩国政坛上未有与奥巴马交情深厚的政治家，韩国政府立即动员所有渠道寻找“奥巴马人脉”。奥巴马爱吃韩国拌饭、会跆拳道都成为突破口，但却没有什么好的效果。《朝鲜日报》因此发表社论称：“韩国平时不注重构建人际关系，每到政府换届时便慌作一团，以‘临时抱佛脚’的方式搭关系。这种过时的做法至今仍在沿用。”^[11]但是，如果要在奥巴马们当选总统之前，就与美国大学培养的美国精英有所联系，最大的可能就是派出留学生去这些美国最好的大学深造，成为这些美国主宰者的同学。

在海外设立学院的国际合作办学方式，正是为了文化输出和培养亲善本国的外国人。日本政府就计划从2008年开始，在3年内使世界各地的政府直营日语学校从10所增加到300所。我国近年来也开始注意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也是希望在海外扩大文化影响，即使这些外国人将来不到中国工作或者旅游、消费，也可能被熏陶为“亲中派”。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曾在中国工作过，大学主修中国语言和历史，大儿子在中国复旦大学留学、女婿是澳籍华人。因此，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的“抵制风波”中，无论是与坚持不出席开幕式的德国、加拿大政府首脑还是与一直表示会出席的美国总统相比，陆克文拿捏的分寸都最为恰当。尽管按照西方也包括澳洲的主流价值观，他必然会为避免被扣上“媚中”的帽子而谈一下人权，但却巧妙地提出“诤友”的理论而让中国也不会感到不舒服。这与法国总统萨科齐首鼠两端最后两面不讨好的结局形成了鲜明对比。

另外，国际合作办学还有可能成为一种与留学一样能学习西方的文化和理念，却能有效避免人才流失的新教育潮流。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关键领域的科学家与人才流失，都积极寻求不出国就进行国际化培训与交流的办法。从利用互联网技术、共同建立研究机构，到国际合作办学以及交换学生。例如有31所英国高校在马来西亚开设了在英国就读一年的2＋1课程，这些学生虽然在英国读书一年，甚至拿的是英国大学的文凭，但并没有机会像留学生一样有长达一年的免签证期在英国寻找工作。

印度目前每年送出的留学生已超过15万，有关研究者估计，政府和家庭每年为这些留学生的学费和吃住，就将付出超过40亿美元以上的费用，而大多数留学生到国外后就不一定会回来。与此同时，政府每年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才大约为20亿美元。因此，印度政府就推行了一项新政策，向国外一流高校打开大门，欢迎到印度建校以及从事科研工作。例如位于印度南部海得拉巴市的印度商学院，就是美国凯洛格商学院、沃顿商学院以及英国伦敦商学院合作创办的。这样既节省了资金，又遏制了人才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