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猎头战略：人才战争揭密

5.国家猎头战略

现代版的“三顾茅庐”

“你也许不这么认为，你也许不打算跳槽，你也许不屑一顾，这都没有关系，至少你应该听我把话说完，因为这不会带来损失，这是你事业发展的机遇。”

有时候就像令人厌恶的上门推销者，猎头们似乎经常说着这句话。当然，场景不同，同样的话会带来不同的效果。在大多数人眼里，猎头是个神秘的行业。一方面，猎头的猎取对象多是极少数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猎头开始使用非常规的手段，就像传说中的间谍。毕竟“日理万机”的高管们甚至根本没有时间听你的电话。

创办一家猎头公司的波拉奇曾接到一项业务，为一家上市公司挖取同行业一家公司的CEO。当他询问对方助理，为什么这位CEO忙得没时间接电话时。助理脱口说，这位CEO的日程太满了，甚至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得起床，为的是有时间擦鞋子。波拉奇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凭借预感坐在那位CEO办公楼内的擦鞋店里。10分钟后，那位CEO果然出现了，并且发现旁边这个人膝上放着一份自己公司的最新年报。于是，交谈开始了。波拉奇后来回忆说，当天晚上，那位CEO就接受了聘请。

这是《纽约时报》刊登的一个“猎人”故事。根据国际“高级人才顾问协会”的统计，全球70％高级人才的流动是由猎头公司协助完成的。过去，一般只有企业才习惯使用猎头寻找合适的人才。政府习惯了高高在上，以为只要打下广告，全国的精英们就会“应者云集”，需要用谁就向企业借调谁。但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政府已经需要在自己执掌政权之外的全球招募顶尖人才，甚至是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展开争夺。因此，传统的方法已经有些落伍，政府猎头往往大有用武之地。政府设立猎头也日渐成为一种趋势，尽管有时会以政府工作组、社团、基金会、研究机构等形式出现。

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正式的政府猎头日常机构。新加坡政府的人力资源部就在海外设立了8个“联系新加坡”日常联络处，专门从事海外人才的招聘工作。还有些国家则针对特殊人才建立非长期性的政府工作组来开展“猎人”工作。马来西亚曾建立政府工作组，专门对居留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最重要的600名专家展开攻势，最终在4年间便有240人回国服务。动乱前的泰国也曾制定“智囊回流计划”，设立了一个计划10年内投入22亿泰铢（约合5 000万美元）的专项基金，然后专门派出工作组到美国主要城市接触泰国科技人才，吸引海外科技人才回流。

从古至今数千年，中国历届政府没有不贴招贤榜，或者发布招贤令的，但能够“三顾茅庐”的却少之有少。1997年，留美学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学博士邓中翰就在硅谷创办了一家名为Pimix研制高端并行数码成像技术的公司，并沿着典型的硅谷轨迹成长。然而，1998年的一天，“两弹一星”元勋、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来到北美，就与邓中翰见面并告诉他：中科院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研发工作，但一直到90年代，仍未能在此类产品大规模产业化方面取得建树，而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的芯片技术又必须发展起来，因此希望在西方学习这一技术的留学生们能带来改变。

1999年，新中国建国50周年大庆，邓中翰又接到了教育部的邀请，请他回国参加国庆观礼。10月1日，观礼台上的邓中翰还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如此的重视和礼遇，也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能感受到。后来，在和我的一次交谈中，邓中翰就对我回忆说：他多年来的民族情结一下子迸发出来，下午，他就拉着几个留学北美的朋友到长城下发誓，一定要用在国外学到的技术将芯片这个中国落后几十年的产业推动起来。

两周后，10月14日，邓中翰就在北京中关村成立了中星微电子公司，启动了“星光中国芯工程”。而邓中翰在中关村创业的过程当中，又先后有4位北京市副市长充当兼职猎头进行帮助。例如当时的副市长林文漪亲自帮他注册公司，实现无形资产评估；范伯元任科委时为他安排与清华大学共建微电子中心，任副市长后又联系中星微与微软的合作。如今，中星微电子的“中国芯”已经跳动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占据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领域60％的市场份额。(www.xing528.com)

后来，邓中翰就向我表示，希望国家不仅仅能够在这次国庆60周年再邀请一些海外顶尖人才回来，成为吸引人才回国工作的开始，还希望能够建立日常的猎头机构，将“挖”海外顶尖人才变为日常工作，这比贴招贤榜更显得有求才若渴的诚意，没有“三顾茅庐”，是请不到“诸葛亮”这样的人才。

政府猎头隐身幕后

闵维方曾经当过5年矿工，经过异于常人的拼搏之后，他最终成为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毕业后在得克萨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并担任该校的校长助理。良好的事业环境和生活环境无疑是每一个人所希望的。1988年的中国，月平均工资不过100多元人民币，甚至不够在美国住一夜。但是，当时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教务长汪永铨越洋千里出现在他面前，劝他到北大去工作时，闵维方毫不犹豫地回来了：“1988年，北大召唤了我，我也毅然选择了北大，对于我而言，这是一种缘分。我属于和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民族应尽的责任。”

事实上，中国的政策一直是召唤留学生学成之后归来报国。但是，“打广告”式的政策背后是巨大的空白，回归后做什么？能够得到合理的评估与使用？一切都是个未知数。即使是有具体职位的全球招聘，中国的人事问题一向复杂，又有什么能证明这是真心实意？这次北大的召唤之所以突现了特别的召唤力，正是因为这种登门邀请表现出了真正的诚意，并且已经明确了他回归后的工作以及相关情况，所以闵维方也毫不犹豫。一直想挽留的得克萨斯大学常务副校长詹姆斯•邓肯也只能奉上自己的祝福：“闵维方先生的知识和智慧，以及他对自己祖国深深的责任感，必将使他对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人才引进还与使用密不可分，相关专业人士往往比行政官员更熟悉同业高级人才的分布情况。因此，许多国家会通过研究机构和基金会等非官方机构去挖取人才。或者牵头组织、出资补助大学、科研机构、国有企业甚至具体的政府部门直接去全球主动招聘人才。英国政府就每年出资400万英镑作为启动资金，通过与沃尔夫森基金会、皇家学会合作，共同发起一个由研究机构直接聘请世界顶尖级科研人才的招聘计划，以帮助英国在世界人才市场上争夺最优秀的科技人才。

华裔科学家李远哲是个有名的“做学术世界顶级，搞政治却不入流”的人物。尽管在台湾两次“大选”当中，因力挺贪污犯陈水扁而“清誉扫地”，但无可否认，他在科学研究以及人才引进上为台湾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86年，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94年，他放弃美国籍回到台湾担任所谓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为帮助台湾引进海外杰出人才，他筹建了“杰出人才基金会”，并在成立宗旨中表明：“目前台湾发展的困难之一是缺乏适当的渠道，以合理的待遇延聘海外杰出的人才，并鼓励已在台湾全心奉献、表现杰出的人才……本基金会的长远目标是希望每年能支持约100位杰出人才，在各学术研究领域发挥最大才能和领导作用，以促进台湾科学文化的快速发展和深化基础。”

在“杰出人才基金会”设置的奖励当中，就有“积极争取岛外优秀年轻学者奖助”和“积极留任岛内优秀学者奖助”。主要申请对象均为接受台湾的大学、公立研究机构、实验室，前者协助争取岛外优秀年轻学术工作者来台服务，提升学术竞争力；后者协助留任岛内优秀学术研究人员，不致为国外产学机构挖角，造成人才流失。

因为估计大约30万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国外工作，散布在电子、航空、电信等各领域。越南政府在2008年7月也宣布启动一项旨在以有诱惑力的薪金及其对研究、设备和实验室的资助支持来吸引科学家回到越南的大学和研究所工作的项目。该战略将在未来8年耗资约8 000万美元来提供工资、住宿、交通和免签证。大约70％的资助款来自政府，其他由大学和研究所提供。在2011～2015年的第二阶段，政府资助将减少到60％。

越南的年人均收入是840美元，海归科学家的月工资将是普通越南人一年的收入，也高于周围邻国马来西亚和泰国付给他们海归科学家的工资。初始资金估计为400万美元，将被用于在大约20所国内顶尖的大学和研究所试验该项目，如果取得成功，它将被扩展到全越南100所大学和研究所。胡志明生物技术中心的副主任认为：对于有能力的科学家，他们应该每月赚1 000美元的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