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俄罗斯对双重国籍的不同态度

3.双重国籍战略

加拿大现任总督当选时就具有法国和加拿大的双重国籍。有许多国家认为，公民申请外国籍并不伤害他人或祖国的任何正当利益，即不构成违法行为，因此，政府无权由此剥夺公民的本国国籍，除非公民“自愿且明确”。美国政府就规定放弃美国的国籍需要“志愿且意图明确”，还要到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在一位美国外交官或领务官面前签署一份放弃美国籍的誓词。因此，美国虽未明确公开承认双重国籍，但公民取得其他国家的国籍或者宣誓为其他政府任职，并不会丧失美国的国籍，这实际上相当于默认了双重国籍。

俄罗斯则只承认双重国籍的海外公民是俄罗斯人，但不因为他们加入外国籍而剥夺俄罗斯国籍。或者说，不管美国人和俄罗斯人身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甚至为了有所发展不惜加入外国籍，为外国政府工作，只要不伤害本国的正当利益，美国和俄罗斯政府就不会放弃他们，依然对他们负责。有人评论说，这种对待国民的态度，才是真正的“大国风范”。

新兴国家在国籍政策上的变化

2007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准备选出5所外国人例较高的研究机构作为“世界高水准研究基地”，以英语为公用语言，期望汇集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江崎玲于奈当时就提出建议，如果要吸引外国顶尖人才并使他们能留在日本扎根，首先就要为人才留下提供方便，允许外籍顶尖人才拥有双重国籍。

一般情况下，可能以及需要获得双重国籍的人，多是涉及人才流动的群体，如留学生、跨国企业主管、投资者、外交官以及海外侨胞。另外，就像许多留学生身在海外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祖国的国籍一样，还有许多本土引进的外国人才同样会因为内心的民族情结而不愿放弃母国籍，当拥有外国籍发展会受到限制时，他们的选择必然是拒绝邀请。然而，一个国家又不可能对外国人比对本国公民还优待，因此，适当地运用双重国籍这一武器，将有利于推动外国人才、海外侨胞流入本国投资与工作。2001年8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修改国籍法承认双重国籍时，时任移民部长的雷铎就指出：“这一变化将允许不断增长的在全球流动的澳大利亚人，能够利用海外机会的同时维持他们与澳大利亚的联系，并为澳大利亚带来他们宝贵的专业技能和知识。”

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曾经有过人才大量外流的新兴国家开始意识到这一点。韩国、印度、菲律宾、巴西、墨西哥、越南等都纷纷改变政策主动承认双重国籍，以推动留学人才回归，吸引海外族裔以及外籍人才来到本国投资和工作。

表5　近10年来改变政策承认双重国籍的新兴国家

资料来源：各国的公开资料。

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

2008年，因为作品属于法语文学，勒•克莱齐奥作为法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勒•克莱齐奥出生在毛里求斯，并且一直没有放弃国籍。但是，毛里求斯并没有对此怀有复杂的情绪和心态，也没有想要与法国争这一荣誉，也不认为勒•克莱齐奥有法国籍并以法国作家的身份获奖就是不爱国。官方媒体《毛里求斯时报》依然表示：“让我们所有的钟都为他的荣耀敲响吧。”

勒•克莱齐奥接受世界各国的媒体采访，首先称自己还是“半个毛里求斯人”，还透露拥有毛里求斯和法国的双重国籍。法国总统萨科齐——实际上他也是个东欧移民之子，也没有把这一问题牵扯到“不爱国”的高度来，反而认为勒•克莱齐奥的双重国籍体现出了法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因为法国的魅力才能吸引到世界上这样杰出的作家。所以，这位总统就祝贺说：“（他是）一个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的孩子、一个尼斯的少年……他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体现出了法国、法国文化以及法国价值的影响力。”

这是双重国籍公民的身份认同的最好范例。两个国家都没有因为公民有外国籍而怀疑他的忠诚度和不爱国，反而因为勒•克莱齐奥的存在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友谊以及文化交流。勒•克莱齐奥也没有身份认同的问题，他既没有忘记贫穷落后的非洲家乡，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法国人身份。如果一个国家建立的正常外交关系越多，双重国籍公民“二选一”的身份认可危机发生的概率就越小。只有敌对状态，才会让双重国籍的“共赢”效应成为镜花水月，而一个国家如果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处在敌对状态，无疑将是种悲哀。

事实上，几乎每年都有双重国籍的诺贝尔奖得主，而这一现象充分表明了顶尖人才的跨国流动到底有多么频繁，及人才流动背后的各国为此展开的竞争有多么激烈。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恩曼就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丹尼尔•卡恩曼是个犹太人，但不算是以色列人，因为他离开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还没有建国。现在，他也主要待在美国。但因为以色列争取犹太裔人才的努力，使得丹尼尔•卡恩曼申请了以色列的国籍。

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三个人当中，也有两个拥有双重国籍。阿列克谢•阿布里科索夫拥有俄罗斯和美国的双重国籍，1966年，他曾获得苏联最高奖——列宁奖，还主持了对列宁遗体的防腐工作。苏联解体前的“改革”政策造成了大量人才流失，他就在那时候去了美国靠近芝加哥的阿尔贡国家实验室工作，他的离开是俄罗斯最严重的人才损失之一。另外一位诺奖得主安东尼•莱格特则拥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他在1964年获牛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但却去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担任教授，并由此加入了美国籍。

这些例子或许可以说明美国、以色列——也包括现在的俄罗斯——对待顶尖人才的态度，也或许对中国是一个提示：如果中国处在美国的位置，这个叫阿列克谢•阿布里科索夫的科学家来自美国的头号敌人、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苏联，而且还不肯放弃自己的国籍，我们能够开放到让他同时成为本国公民并进入国家实验室工作吗？如果非本土出生，也不愿意放弃美国籍的丹尼尔•卡恩曼是个华裔，中国能欢迎他同时申请中国籍吗？

事实上，中国可能会采取恰恰相反的政策：即使是本土出生的顶尖人才，一旦具有外国籍，就算他不愿意放弃中国籍，也会剥夺他的国籍。在我2008年组织的一次回国留学人员调研座谈会上，就有人反映：北大和清华有几个学院的院长是从海外招聘回来的，由于拥有海外国籍，不能成为国家有关科研项目基金支持的主要申请人，也不能参与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的评选，失去了很多在国内发展的机会。

考察世界上拥有庞大海外族裔的国家，对待海外同胞的政策似乎都不像中国。以色列针对全世界犹太人制定了《回归法》，规定任何一个犹太人，不管有多少个国家的国籍，只要愿意，都可以同时获得以色列国籍。(www.xing528.com)

并且，以色列多年来的实践经验也证明，多重国籍带来的身份认同并不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向心力之强超出任何国家的想象。正因为海外杰出的犹太人从政治、经济、科技各领域的帮助，建国半个多世纪、缺乏能源、土地狭小、人口只有700万的以色列，才能成为中东的“袖珍强国”。而美籍犹太人以及犹太游说集团的强大，也是美国几乎无条件地在中东支持以色列的重要原因。

俄罗斯则规定海外出生但有本国血统的海外族裔，不需要像外国人申请入籍一样受语言、居住年限等限制，而是可随时申请入籍，并保留双重国籍。也就是说，“嫁出去的女儿”，不是“泼出去的水”，还是娘家的人。印度、越南等大多数新兴国家都是如此。当然，中国有句古话，“亲不过三代”，已经彻底归化当地的第四代、第五代移民要另当别论。因此，印度就限定必须父亲或者爷爷曾是印度籍的海外出生者才可以同时申请印度籍。

反观没有人才入籍和侨胞入籍的政策、有“自动丧失国籍”条文规定的中国，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从1978～2005年，中国政府累计引进外资大约6 224亿美元，其中华商占主导的约有67％，批准成立的55万多家外资企业，70％是华商（包括来自港澳台的）建立的。简单地说，中国所谓的引进外资和外商，其实2/3是华资和华商。但是，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承认或默认“双重国籍”，而受益于海外华人最多的中国内地却没有对等承认双重国籍，并且不开通海外族裔移民入籍中国的通道。

大国中孤独的身影

2008年，华裔科学家钱永健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来自中国媒体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是中国人吗？您会说中文吗？”

钱永健避开第一个问题，只用英语委婉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不太会说”。

但另一位中国记者不依不饶：“先生的成就，对于一个中国科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钱永健无法再回避了，只好回答：“我不是中国科学家，我是美国出生、长大……”

后来，正是这段对话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因为当时几乎所有中国的新闻标题，都标出他是钱学森的侄子。人们不一定知道他为什么获奖，但一定知道他是钱学森的侄子，似乎这才是最大的新闻。于是，许多中国网民开始指责媒体“乱攀亲戚，自取其辱”，因为钱永健除了血统外，可以说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个外国人，也就是属于我们通常所谓的黄皮白心的“香蕉人”。

其实，并不只是中国媒体才会这样提问。日本媒体问日本诺奖得主下村修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你是日本人吗？你还有日本国籍吗？”但区别在于，日本的国籍法跟以色列一样，采取的是血统主义原则，并且外国人可以申请入籍。因此，就算下村修已经是美国人，他还是随时可以选择恢复日本籍。而在中国，非本土出生、有美国籍的钱永健则几乎不可能同时拥有中国国籍。这也是我们真正需要反问的：难道中国连获得诺贝尔奖的世界级科学家都不欢迎成为“自己人”吗？难道海外华侨真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2008年，国家有关部门曾针对海外华人期望承认双重国籍的呼声再次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实行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实践证明它是非常成功的。它不仅有利于海外的华侨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在当地更好地长期生存和发展，同时，它也有利于减少疑虑，增进互信，促进中国与华侨华人住在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现行政策是否真的有利于海外华侨华人的“长期生存和发展”还值得商榷。加拿大“普通话华人会”做过一次关于双重国籍的民意调查，结果92.6％参与调查的中国移民都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允许没有明确放弃中国籍的海外华人保留中国籍。

其次，不承认双重国籍未必会促进侨胞“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1955年中国改变国籍政策，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当时东西方分属两大敌对阵容，处于“冷战”状态，这时，海外华人不“选边站”自然会影响其生存与发展，中国的实力也不能够保护这些海外同胞，这一政策在当时是明智而又无奈的选择。但在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的今天，中国采取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已经是落后于形势了。就连印度、菲律宾、越南这样的国家最近几年都相继公开承认双重国籍，说明这样一个政策可以不花一分钱，就能获得巨大向心力和加速人才的流动。如果我们仍然担心东南亚国家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像印度一样采取双重国籍对等承认的方式。目前，承认双重国籍的主要是发达国家，而我们需要的人才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对等承认对中国有巨大的好处。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担心的东南亚国家不会承认双重国籍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这样中国既可以得到发达国家的双重国籍人才，又没有20世纪担心的东南亚上千万华人如果拥有中国国籍后在当地社会的融入问题。

冷战已经结束了，过去的敌对国家甚至都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也已经开始崛起。双重国籍带来的“忠诚度”和安全隐患的忧虑，又完全可以通过具体政策解决，例如香港特区要求担任特首和局长级高层的人须放弃外国籍。另外，即使国家法律没有任何限制，媒体也会通过舆论让双重国籍人士担任重要公职时主动自愿地放弃外国籍，例如米歇尔•让出任加拿大总督时同时拥有法国籍，出于这一职位的象征性和特殊性，她个人就决定主动放弃法国籍。

缺乏双重国籍政策，将影响大多数留学生最终不会回国，哈佛大学物理系助理教授尹希对此发表了看法：“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回国容易出国难，让大多数人放弃在美国的住房、绿卡、医疗保险、清新的空气等回国定居，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必要的。很多人在美国生活稳定，有保障，这不仅仅是薪水的问题……如果中国承认双重国籍，可以肯定，回国的人数一定会增加。特别是对于有孩子的人来说，谁都愿意自己的孩子能轻轻松松地（留在国外）上学、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而不是（回国后）把时间浪费在十年寒窗苦读考大学上，再花时间学英语考GRE到美国留学。”

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至少超过2/3的国家都承认或默认双重国籍。所谓默认，就是只承认本国籍，依然执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但不干涉你同时拥有外国籍的权利，即使你向国外所在国宣誓效忠。在当今的主要强国和地区当中，除中国内地之外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的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亚洲四小龙”与日本、韩国、印度、越南、菲律宾，以及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都承认或者默认双重国籍。

海外华人中的高层次人才绝大部分都已经是外国籍。中国承认或默认双重国籍，可能会“双赢”，而如果反对则可能是“损己利人”。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基本都是从本国利益高于一切出发。中国还没有掌握和运用好这一个在世界人才战争中最有利的强大武器。如果担心东南亚国家的反对，至少中国可以像印度一样，采用对等承认的方式，并且规定起码父亲或者爷爷曾经是中国公民的人才可以申请。这一做法把范围限定在中国近30年来流失的人才身上，可让东南亚以及任何一个国家不必因此担心华侨问题，也不影响人才回流和环流，因为中国出生的人才多流失在欧美发达国家。或者如越南一样规定凡过去曾是本国公民、未主动明确地宣布放弃国籍者，都还可以同时再恢复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