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战争：回归与国家崛起

2.人才回流与回归

海归时代

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格局最大的变化是亚洲的崛起。日本、“亚洲四小龙”先后崛起为新兴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和印度又随后崛起为新兴国家。同时，一个并非巧合的现象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几乎都出现了“海归时代”的现象，海归成为高新技术领域、新经济产业高端人才的主要来源，并在政治领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日本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从汤川秀树到下村修，超过一半是“美国制造”的，超过2/3在美国学习或工作过。而在政治领域，日本最近的4任首相，有3位是在国外留学过的海归。小泉纯一郎曾就读伦敦大学，安倍晋三曾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现任麻生太郎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留学。

在中国台湾地区，目前两大领导人马英九、刘兆玄都在北美留过学。马英九就是哈佛博士出身。新竹科技园区是台湾高科技产业中心，产值一度占台湾地区GDP的10％，但其中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30％。

在中国香港特区，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现特首曾荫权也曾在哈佛大学留学。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2008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上，香港进入50强大学的有3所。香港的教育已经非常国际化，但是各领域的精英依然有相当一部分是海归。2008年5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人选，被媒体披露的8位副局长有5位拥有外国国籍。

在中国大陆，政治领域中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都在海外留过学。目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工程院院士的51％、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的72％、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的78％，博士生导师的63％，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的72％，都有过留学经历。中国大多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经济或高科技企业都是海归创建的。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投资创办的企业约占我国外资企业总数的70％，投入的资金大约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0％。

在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和外孙拉吉夫•甘地在80年代分别担任总理，都是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的海归。现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曾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印度的基础经济并不牢固，而今天的相对繁荣主要靠信息产业拉动经济增长，这归功于海外印度裔带来的外包业务。海外印度裔的汇款是印度第一大外部直接资金来源。2004年，印度引进外资总额大约50亿美元，而从海外收到的汇款却高达217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因此，有人形容，如果没有海外印度裔与海归，印度肯定一穷二白，什么都不是。

新兴国家和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海归时代”，这并不是说一定要重用海归，或者海归就一定是人才。一个完善的人才机制不应该去问这个人才是“海龟”还是“土鳖”，重要的是“适才适用”。在人文领域，海归能够提供国际化的视野、经验、理念，这对本土人才是一种补充。在无国界的科技领域，海归优势可能不只是“补充”了国内技术领域的空白，那些毕业于世界顶尖名校的海归还可能掌握了更先进的关键技术。这对中国崛起的意义重大，例如“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名获得者，就有21人是海归。没有那批海归，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崛起。

这一现象归结于中国大学的科研实力与培养科学家的能力，与世界顶尖名校还有很大的差距。全世界也只有美国的大学，敢自称国内顶尖就等于世界顶尖，因而也能吸纳而非派出留学生。本土培养的顶尖人才不等于世界顶尖人才，而对于一个志在成为世界大国的新兴国家来说，他们需要的人才却不仅仅是国内顶尖，还需要具备国际竞争力。因此，这样来看，这些新兴国家不约而同地出现“海归时代”，就并不是“崇洋媚外”的迹象，而是重视人才的必然结果。

无论曼莫汉•辛格、李显龙还是马英九、曾荫权，引领海归潮的留学生不是哈佛、剑桥就是牛津出身，这些世界级名校生即使在欧美本土发展，也一样会成为社会“精英”。同时，非世界名校毕业，尤其是毕业于教育实力甚至不如国内名校的海归，回归后却出现了大量“海待现象”。这也证明了“海归时代”并非滥竽充数，而是新兴国家发展中的一种理性选择。

人才回流的发生

有许多研究认为：“人才回流”是一种经济学现象，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 000美元以上、产业技术资本密集达到60％以上、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64％以上的时候，人才将大幅回归。调查也显示，当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5％以上、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1.9％以上、科学家工程师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每年6万美元以上、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每百万人口有1 500人以上，归国的海外人才也会大幅增加。

所以，一般在人才输出国的境况改善到足够有吸引力之前，大规模已经移民的人才返回的现象极少发生。当意大利北部成为非常富裕的地区之后，早先移居到德国和美洲的意大利人被吸引回来；而早年迁移到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俄罗斯人回到了俄罗斯联邦，则是因为国家开始复兴；在巴西、秘鲁和拉美其他地方的第二代日本人对鼓励他们回到日本工作做出了响应，是因为日本经济已经腾飞。

但是，尤其对于人口密度大、人均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规模增长的亚洲国家来说，不一定非要完全达到那些硬件指标，或者说不一定要等到国家的经济已经腾飞，滞留在海外的人才就可能在此之前大批回国。

人才回流与国家崛起相辅相成。人才回流推动国家崛起，国家崛起吸引人才回流。但是，人才的回流不仅仅需要“硬件”，也需要“软件”。滞留在海外的人才，很可能因为本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初步改善、政府的承诺和决心、显现端倪的市场空白、做出成就的机遇，就做出回归的决定。

还有许多非市场因素左右着人们的选择，例如对国外经历感到失望、对家乡以及亲人感到思念、原籍国出台了双重国籍使他们不需要放弃海外的一切。

我国在2000年以后也出现了经济继续增长、留学生回归比例反而下降的现象。因此，不能只把人才回流强调为市场现象，认为留学人才“穷则离开，富则归来”，而忽略国家政策与社会环境的重要性。

三星经济研究所2007年曾进行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韩国人定居在美国的比例，在1992～1995年为20.2％，1996～1999年升为31.3％。而此后部分完成产业升级、经济更为发达的2000～2003年，却有大约46.3％的博士会选择留在美国^[10]。

其实，一个国家最需要以及最利于人才回归受到重视并发挥作用的阶段，往往是经济开始起飞、产业结构需要升级、教育体系又相对滞后（通常与其综合国力、经济实力不匹配），进而需要大批高知识技能人才、自身培养体系却又无力供给、同时还无力全面吸引外籍人才的“真空时代”。这一阶段政府空前重视留学人才回归，同时人才回归后的发展机遇也空前之大。就像企业寻找市场空白一样，没有已经开始成型的市场，往往容易产生“先烈”；但市场完全成熟，竞争又会特别激烈。而在两者之间的阶段，很可能发展空间巨大，市场具备了赢利的基础，竞争对手不多，而且政府还可能出台扶植的优惠政策。

人才的融入与再流失

2006年，我在欧美同学会组织的关于自费留学人员回国就业调查时，就注意到了“海待现象”。当时的调查显示，21％的被调查者花了3～6个月时间才找到工作，另外还有6％的海归花了一年以上时间找工作。也就是说，起码有6％的人做过一年“海待”。

长期“海待”的出现，要分两类情况。第一类属于自身素质与能力的问题，这些人是留学生，但不能称之为留学人才，甚至是典型的“方鸿渐”和“南郭先生”。在国外找所交费就可以入学的大学混个文凭，凭借国内对海外教育情况的不了解而滥竽充数。留学期间不学无术，之所以选择回国，是因为在国外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因而在留学签证到期后不得不离开。

第二类则与留学生的能力无关，而与心态等主观原因有关。当一个人在不同文化环境和国度，生活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后，适应了异国文化，回到祖国后，反而会出现对本土文化不适应的症状，这叫“重返本文化休克”（Reverse Culture Shock）。这种重新融入可能需要海归自己调整。即使很杰出的人才，如果定位和期望过高，都可能在现实土壤中找不到落点。此类问题，除了海归在任何一个阶层也都可能出现。(www.xing528.com)

真正需要社会思考的现象是第三种：这些人才是因为落后的国情、环境、潜规则等原因，造成回归本土后难以融入，或者说形成人才浪费。落后国家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学习，本就是为了改变自身某些落后的现状，到头来却以落后的国情来要求海归：要么接受同化，要么选择离开，这无疑也是莫大的悲哀。

这些人才也往往能够“人挪活”，换个环境就能重新发挥才能，“人才再流失”也就会成为无可奈何的选择。最后蒙受损失的不是人才本身，而往往是拒绝人才的那些国家。改变这一情况，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做出改变，而不只是要求海归们来适应国情。改变的标准则在于是否对国家有益。就像孙中山、黄兴等早期海归回到中国一样，如果要求他们必须适应国情，也就是要求他们与当时的清王朝同流合污，那么，今天的中国将不可想象。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不够透明、公平的用人制度，腐败之风盛行，往往跟经济落后、国家贫穷一样，是导致大量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华裔议员林吉祥在2007年感谢元首新年施政致词时，就讽刺其政府说：“政府承认在过去40年，因为歧视政策导致逾百万名有才华、有创造力、有领导能力的马来西亚人才流失到国外，是我们建国进程中最失败之处，同时认为需要一项国家政策以阻止人才外流。这对庆祝50周年国庆的马来西亚非常有意义。”

林吉祥还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一名网友的故事：“我的叔伯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毕业于皇家军校。在20世纪60年代离开马来西亚，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到耶鲁大学攻读电脑科学博士学位。我敢说当时的电脑时代才刚刚开始，他在获得博士学位后选择了回国，并开始在马来西亚大学找工作。结果，对方却直接告诉他：马大有职位空缺，但只给土著申请。于是，他决定回到美国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已成为美国公民数十年。他为电脑科学领域做出了极大贡献，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不过他却从来不曾原谅马来西亚政府。我想，这辈子他也绝不会原谅马来西亚。”

“宁当外国一棵草，不做祖国一个宝”只是极少数的极端例子，多发生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对于滞留海外的人才来说，最终是选择“归化”还是回归或是两地间“环流”，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们会把各类因素考虑在内，根据自身对这些因素的侧重以及对两个国家进行综合比较来做出选择。经济因素和事业发展空间当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一个高端人才如果回归祖国之后再流失，过去接受来自政府或企业的邀请也已经表明他们大多其实能够接受经济不够繁荣、收入相对下降、硬件支持不足等客观现实，愿意共同努力去改变。这时，这些海归的再次离开，最重要的原因可能不是收入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硬件原因，而是来自政府腐败、人才机制不公平、体制文化不开放、签证手续僵硬等软件的原因。

马来西亚政府曾经规定，对自愿回国投资创业的留学生，免除两年所得税及所有固定资产税，对其配偶及子女发放永久居留证，并且凡申请回国服务的留学生均可在半年内获得永久居留证。从2001年开始，马来西亚共吸纳了200名高端海归进入政府部门。但是，大马南洋网在2006年5月的调查当中却发现：在职者竟然只剩下1人。马来西亚高教部长拿督慕斯达法因此含沙射影地指责留英学生，称切勿只看重金钱，应学成后回国贡献，有爱国和国家意识。

英国大马学生理事会立刻回应说：“促请大马政府切勿把拒绝回国的留学生和专业人士看成贪图钱财者”，并指出不回国的重要因素还包括文化、环境、政府制度与政策等。这一事件也引发了马来西亚各大媒体的全面关注，有媒体就发表社论称：“政府在处理人才外流时，不应继续以爱国意识挂帅，草率认为这些人才不爱国和贪婪；而是应该具备务实态度，提倡公平和自由，提高我国生活素质和发展机会。”

马华署理总会长也批评政府说：人力资源部和科艺部所推行的吸引大马专业人才的回流计划是一大败笔，非但无法吸引人才回流，反而使更多海外大马人惧怕回乡贡献。原因除了大马无法提供与国外相媲美的薪金之外，“更重要的是本地的研究设备不符国际水平、行政程序烦琐、政府选拔人才机制不够公平透明等，都必须检讨。”^[11]这样的批评，对大多数国家也是个提醒。

回归者的国籍与绿卡

2008年，在台湾、香港和大陆先后都上演了一场“国籍（绿卡）风波”。作为归台留学生的马英九因为曾经拥有“美国绿卡”，而在竞选时饱受攻击。

2008年5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从民间团体和外国企业选拔的8位副局长和9名政治助理的名单。结果，担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的苏锦梁律师首先被发现持有加拿大护照而引发风波。此后，媒体调查国籍发现：8位副局长中有5人、9名政治助理中有4人拥有双重国籍。香港特首曾荫权表示：“这些人都是提高香港竞争力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人才，请不要追究双重国籍问题。”

“国籍风波”也波及到了内地。著名影视明星巩俐的先生黄和祥是新加坡人，但她入籍新加坡还是引发了争议。新加坡规定海外收入免税，国内个人收入的最高税率远低于中国，大学前的教育免费，是世界上免签证入境最多的国家（超过180个）。巩俐个人如果要去好莱坞发展，无疑会因此更加“方便”。所以，许多人指责她是“见利忘义”、“不爱国”。随后，中国网络开始流行一份“明星换籍”的名单，爆出大批中国明星其实已经是外国明星。

当然，严格来说，台湾和香港的“国籍（绿卡）风波”与内地的“明星换籍”有本质的区别：“明星换籍”是私事，政府高官有外国护照问题是公事。但是，另外还有个区别：许多明星纯粹在中国学习、工作，收入也来自中国，入外国籍后依然在中国发展，外国护照并不是必需品，某些贪官甚至是把外国护照当做“逃跑后路”来办。而马英九这类拥有外国护照的情况，并不是有了钱或当了官后就想“狡兔三窟”，不是因为“赶时髦”、“逃税”、“不爱国”、“退路”等任何原因，而是当官或有钱之前在海外留学与工作的遗留问题，是过去在海外生活的一种现实需要而已。

因此，从法理上看，“明星换籍”可能不该指责，马英九们则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但从情理来看，马英九们也不该受到指责。某些明星、官员、企业主在国内发展事业，身份却换上了外国籍，确实可能是因为海外交往和旅行的方便；而马英九们本来在国外发展得很好，并且拥有外国绿卡可以永久居留国外，来回方便，但他们却选择了回归祖国效力，甚至放弃了外国护照，这反而只能说明他们更热爱祖国。

一位台湾朋友曾向我抨击说：“同样的绿卡风波，我们是谈公事，大陆却有人把私事牵扯到‘不爱国’等公共行为，无疑说明一部分人缺乏法制观念和开放心态。”

同样的绿卡风波，大陆把钱学森这样放弃国外身份而回来报效祖国的海归当成英雄，台湾一些人却持相反态度。

不过，台湾的问题也在大陆存在。有一位曾经遭到舆论炮轰的海归就抱怨说：“有些人在国内做事，有了钱就办移民，甚至把妻子儿女都送出去，孤身一人在国内当‘裸官’，但没有人去指责；而我全家都在海外生活得很好，为了回国发展主动放弃海外的事业，却还被抓住外国护照问题而斤斤计较。一个有能力就想出国，一个有能力就想回来，这样被区别对待，真是令人难以理解。”还有一位华侨在网上表示：在中国社会，非华裔外籍人士是上等人，华裔的外籍人士则里外不是人。

当然，包括明星在内，只要没有伤害到国家的正当利益，申请外国籍以及移民都是个人自由，跟“叛徒”、“不爱国”挂上钩是不合适的。衡量一个人是否爱国，标准不在于其国籍，而在于内心以及行为上对国家利益的态度。否则，抗战时期许多海外华人华侨捐钱捐物，国内也有上百万没有放弃中国籍的人却当了汉奸，你怎样能够正确判断谁是爱国者呢？何况许多人甚至只是申请外国籍，并没有要求也不希望放弃中国籍，是目前的《宪法》规定他们必须放弃中国籍。

台湾某家媒体就曾评论“国籍风波”说：“如果要说有外国的国籍和绿卡就一定没有忠诚度，那么最爱国的国父孙中山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中国最著名的爱国者之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就职中华民国总统时，就同时拥有美国籍。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因为反清活动而遭受通缉，不得不流落海外筹备革命行动。当时，美国又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孙中山按正常渠道是很难进入美国。因此，1904年3月14日，孙中山就通过朋友、亲戚的帮助，伪称出生于夏威夷而申请到了美国籍。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表示：“你不能质疑孙中山对中国的忠诚度，如果他要当美国人，他当年可以留在国外，他可以生活得很好，他当医生可以做得很好，不是吗？但他却为了中国的未来而甘冒生命危险。”

值得关注的是，建立中华民国之后，孙中山已不需要美国身份作为掩护，但他一直到逝世的时刻都还一直保留着美国籍。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孙中山在国共两党都地位崇高，因此两岸都有默契地掩盖这一事件——即“一个外籍人士担任总统”。然而，这又是属于“纸包不住火”的事件，国共两党根本也掩盖不了，1904年4月7日，孙中山从夏威夷前往旧金山，美国移民局官员因为对其国籍产生怀疑，一度扣留过他，并记录在档案中。

真正的情况其实是：首先，孙中山不是外籍人士，美国和当时的中国都默认双重国籍，所以孙中山加入美国籍不意味着没有中国籍。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当时，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北洋军阀以及孙中山本人，都不认为如果拥有外国护照就是不爱国的表现。因此，即使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也没有宣布放弃美国籍。

海归、留学生以及人才环流群体拥有外国护照的比例相当高，至于海外出生的族裔人才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世界顶尖人才，则基本都是外国籍。国家必须开放性地看待这一问题。与台湾、香港舆论的质疑相反，海外媒体就反而是“一边倒”地声援香港政府“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做法。韩国2008年6月20日的《朝鲜日报》就以“人才莫问国籍”作为标题称：“（中国）1 200年前（唐朝）就不问国籍选用天下人才来谋求国家发展，到了21世纪为什么反要追究国籍呢？”最后还认为韩国需要学习：“竞争国都开始放眼海外选拔人才，而我们还在追究是谁的人、属于哪个阵营。想到这里，不禁让人感到心灰意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