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流失的整体趋势及其影响

1.人才外流与流失

截至2005年，全世界约有1.91亿人在出生国以外生活与工作，占世界总人口的3％，并保持着每年约3％的增长率^[1]。简单地说，全世界每35人当中就有1人是移民，而每5个移民当中有1个生活在美国。出于人才战争的考虑，当今世界各国的移民、签证政策日益有利于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比如资本与高技能人才，越来越不利于流动性低的要素，比如低技能劳工。因此，劳动力的全球跨国流动，日渐演变成人才跨国流动。

人才的跨国流动对于输出国来说是“人才外流”，对于接受国来说则是“人才流入”。尽管“人才外流”不意味着“人才流失”，“人才流入”不等于“人才归化”，但从整体趋势来看具有一致性。目前，“人才外流”与“人才流失”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是：

•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人才向最发达国家美国大量流失。

•亚、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失。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才向新兴发展中国家流失，同时还有相当部分的人才从发达国家回流到新兴国家。

人才流失的重灾区：非洲

1963年，英国皇家学会因为发现大批英国科学家离开英国前往美国，并给英国经济造成损害，首次公开提出了“人才流失”论。当时因为苏联的军事威胁，欧洲不得不用鞍前马后追随的代价，来换取美国先进的原子弹、火箭、导弹等武器的保护。但是，学者们却发现正是大量的欧洲顶尖科学家流失到美国，才让美国这些领域的科技实力赶超欧洲，领先全世界。

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发展中国家问题似乎更严重。从流失比例来看，人才流失影响最严重的灾区，往往是非洲这样人才总量不多、最需要人才来改变现状的最贫穷地区。2007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结论就指出：人才流失严重，是阻碍非洲国家发展并影响其顺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就撰文抨击说：“不发达国家从屈指可数的财政收入中挤出巨资投入人才培养，但所培养的人才最终却去为强国服务，其中非洲受人才外流影响最大。这阻碍了贫困国家的发展，削弱了这些国家的人才培养计划，而这些人才对这些国家摆脱不发达状况又是必不可少的。”^[2]

正如卡斯特罗所说，不发达国家为人才流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非洲国家。

2004年就有一项研究指出，目前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工作的非洲高等教育毕业生已经超过100万，非洲国家每培养1名高科技人才大约需要18.4万美元，这笔费用可供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500个农民生活一年^[3]。人才的缺乏又使非洲国家同时不得不高薪聘请外国专家以弥补必要的人才缺口，每年该项支出又高达40亿美元，占非洲每年所获外来援助资金的1/3。因此，只是人才教育、培训、替代成本的损失，对于经济困难的非洲来说都已经非常庞大。

而在医疗、教育等特殊领域，人才战争带来的伤害更为深远。正如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报告所言：医生和护士是穷国向富国提供的“最有悖常情的资助”。2005年，挽救儿童组织（Save the Children）和名为Medact的医学组织进行研究调查，就估计英国从海外补充了大量专业医务人员，其中仅仅从加纳引进医生和护士，自1999年以来就节省了6 500万英镑的医生培训费和3 800万英镑的护士培训费。

但对于贫穷国家来说，医疗关系生命，教育关系未来，这种损失还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非洲拥有全世界20％的人口，但只有占全世界3％的医务人员。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估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医务人员缺口在100万以上^[4]，全球57个极端缺乏医务人员的国家有36个在该地区，将近50％的非洲人享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因此，时至2004年，有26个非洲国家的国民平均寿命低于50岁。赞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莱索托的人均寿命甚至低于40岁。利比里亚的婴幼儿死亡率也有15.7％，马拉维妇女生产死亡率也高达1.8％……

因为医生的缺位，塞拉利昂的婴幼儿死亡率在2003年为16.6％，妇女生产死亡率为2％，近30％的婴幼儿会在5岁前夭折，人均寿命不足40岁。但是，美国芝加哥来自塞拉利昂的医生却比塞拉利昂全国的医生总数还多。这也不是特例，赞比亚1964年独立之后所培养的医生90％移民到了国外；肯尼亚卫生部统计显示每年在公立医院受训的医生只有10％留在国内；英国曼彻斯特来自马拉维的护士比马拉维本土护士总数还多……

这一切的背后正是全球的人才战争。正如一位经济学教授在《华尔街日报》所说：“掠夺最有才华的人，尤其是从小国、穷国吸引有智之士，可能会损及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出于最糟糕的考虑，可能会让这些国家一败涂地。”^[5]

人才外流可耻？

2003年，《国际先驱导报》曾联合新浪网进行调查——“你怎么看待中国人才外流海外？”结果4 797人参与投票，73.94％的人认为中国人才留在海外不归是种耻辱，只有27.06％的人认为这是因为在国外更适合发展。根据报道，一位受访者虽然没有出过国，却不无激动地表示：“这种出去就不想再回国的人，往往是没有民族感的金钱主义者，爱国主义思想缺乏，个人得失高于一切。”

为中国人才流失在海外不归而觉得耻辱，并不令人意外。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媒体与受访者似乎都把“人才外流”当成了“人才流失”，问题设计是“怎么看中国人才外流海外”，结果却变成了“怎么看中国人才流失到海外”的回答。这显示出媒体和学术界的常识性错误：如果“人才外流”到海外就成为了“耻辱”，出国留学、工作都属于“人才外流”，那么也就意味着从在海外搞革命的孙中山，到出去留学过的周恩来、邓小平，再到政府派驻海外的大使官员，全都成为了耻辱，要消除这一“耻辱”，只能是像清朝政府一样彻底“闭关锁国”？！同样，外国人才只要在中国长时间地工作、学习、生活，就一定热爱中国吗？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林金桐曾经留学英国，他就呼吁：“人力资源的全球化是挡不住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流动比以往更多，会比以往有着更多的全球化范围的就业机会。比如说，中国网通在日本开设分公司，会聘请日本人做总经理，而外资在中国开设分公司，同样也会请中国人做总经理……我们不能抱怨门打开了，人走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开发自己的优势。”

其实，即使是联合国的专家也常常把“人才流失”与“人才外流”对等起来。2008年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对全球人才流动下结论：“尽管人们传统上认为，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只会给那些引进人才的发达国家带来好处，对发展中国家则会造成损失；但如果加以有效和明智的管理，人才流动也会使发展中国家受益。”^[6]

人才的外流与流失，人才的流入与归化，在人才流动当中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才流失”是毫无疑义的国家损失，但“人才外流”带来的影响则不能确定，人才的出国学习、深造、交流、工作，都属人才外流，是否带来人才流失也存在不确定性。外流的人才很可能是暂时“滞留”在海外学习或者工作；很可能不确定将来是否留下，甚至很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国外为祖国的政府、企业等工作。

事实上，即使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传统观念，也不能否认落后国家“外流”留学生前往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技术、理念、经验、文化以及制度，对于国家崛起的重大帮助。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明治天皇时代的日本，都因为自身的落后而向先进国家“外流”了大批留学生。中国洋务运动时也派出了官费留学幼童。同时，即使发达国家也可能需要派人去发展中国家学习、受训、工作，以便帮助本国政府和企业在海外的扩张。

京都产业大学教授益川敏英是日本9位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得主当中唯一不会说英语的科学家。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举行的诺贝尔奖纪念演讲中就以“I can not speak English”（我不会说英语）作为开头。这位教授不但不会说英语，过去也从来没有出过国，甚至常常嘲讽重视英语的东方社会风气说：“因为不会英语，所以（我）研究物理。”对于有记者问“如果要求进行英语演讲怎么办？”他的回答是：“那就（把诺贝尔奖）还回去。”(www.xing528.com)

然而，生平首次出国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后，益川敏英发生了很大变化：“所有人都用英语说话，只有我一个人用日语，这看起来不太好。我觉得自己只是个半吊子。”益川敏英开始后悔——或许不一定非要学好英语，但一个人应该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随后，他在面向大学生发表的演讲中嘱咐说：“研究生毕业以后，要把目光转向国外。”

韩国媒体报道这一事件，就把新闻标题取为：“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悔恨”。

益川敏英的悔恨无疑是对人才外流的一种肯定。简单地说，只要是这个民族还没有夜郎自大到自认为完美无缺，只要是有正常国际交往、不选择“闭关锁国”的国家，只要有本土企业跨出国门去海外发展，从官方到民间就都不可能没有“人才外流”。并且，这些肯定不是“耻辱”。

另外，即使“人才滞留”在海外，也可能是拿着留学或工作的签证，不一定意味着人才流失。留学生毕业后立刻回国，也不见得是个理性选择。一个公认的研究结论是：留学生滞留海外较长时间之后（一般5～10年），将自己在西方所学付诸实践，获得足够的海外经验，再从海外返回祖国，因为有足够的积蓄与海外实践经验，往往更容易融入原籍社会并发挥作用^[7]。

相反，那些一毕业就去国外、毕业后又立刻回来的留学生，往往可能因为在国内、国外都缺乏实践经验，既没有国际化优势，又比本土人才更容易水土不服，反而容易沦为“海待”。我在2007年进行一项海归回国创业成功的调查，结果发现300位回国创业成功的人士平均都有5～6年的海外工作经验。橡树资本（香港）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德淼就以一个老海归的身份告诫说：“我觉得留学生应该在国外待足够长的时间，个人认为至少要5年。”

一般来说，“人才流失”是指人才离开祖籍国并“归化”所在国。从法理上说，“归化”意味着放弃原来国籍并加入新国籍，即从国籍上说已经变成了外国人才。从广义来看，“人才流失”是指人才不再为祖籍国做出贡献，而是加入所在国并为这些国家的利益服务。尽管由于双重国籍的存在，许多人加入外国籍并不意味着丧失原国籍，更难以说明已经“归化”，但很多情况下，移民入籍并长期居留在入籍国可以成为人才流失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然，即使全球化深入到多么“非传统”的时代，高端人才的流失带给原籍国的“收获”也绝不可能多于“损失”。除非这些杰出人才创造的科学技术、知识专利、文化创意以及资金财富，在祖籍国都能免费共享，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机密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或者干脆就是这些知识、技术、人才一文不值。否则，只要一个国家为获得人才所创造的知识、技术、专利、财富需要付出代价，就不可能不存在零和竞争，人才流失就必然带来输出国的损失。

一般来说，“流失”的人才跟外流以及环流的人才不同，他们并不是暂时性地离开祖国，甚至通常是携带全家一起移民。因为大多数接受国会许可其配偶、子女等直系亲属同时移民入籍。因此，这些海外人才大多不但不会把自己大部分收入投向祖籍国，不会视为祖籍国效力为首要选择，更多的情况反而是把自身掌握的技术、经验，以及在祖籍国获得的财富、产业都携带去了海外。于情于法，都是如此，接纳国也会要求他们带来多少万美元的投资，创造多少个就业岗位，或者提供某种贡献和技能，才能移民入籍。

概括地说，人才外流是否会造成人才流失，将因为输出国的特点不同而明显不同（例如国家大小、发展水平），随所涉职业与行业特点（例如祖籍国与所在国的行业发展情况与人才供给情况）、教育筹资的模式以及移民类型（例如短期、永久、循环）等情况不同而不同。

存在海外人才银行的储蓄

1963年，利根川进大学毕业后进入京都大学病毒研究所，跟随渡边格从事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渡边格是当时日本少数自美国归国、受过完整分子生物学训练的海归科学家之一。在利根川进跟随其作了两个月研究之后，渡边格忽然建议说：如果你想要学好分子生物，日本的环境还不够好，应该去美国完成学业。

这个建议改变了利根川进的一生。经过考虑之后，他进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博士，毕业后留在实验室做了一年博士后。1969年，利根川进进入杜尔贝科^[8]实验室；1970年进入瑞士巴塞尔免疫研究所工作；1987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的利根川进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然而，导师渡边格的建议，利根川进的经历，并无特别之处。“二战”结束之后相当一段时间，日本大多数高科技人才都在走同样的成材模式：在日本完成大学的学业，去美国读硕、博；或在日本读完博士去美国作博士后研究，最后再回到日本发展。总之，“出厂”前的最后“制造”环节要留在美国。日本贸易振兴会曾设立“Tigersgate 2000”基金，旨在培育日本年轻的互联网创业者。但是，日本贸易振兴会申请资助的第一条件是这些年轻的创业者首先要迁居美国，或在那里学习和工作过。

这一奇怪的人才培养模式或许有些无奈，但却是客观所迫。日本的教育实力不但落后于美国，也滞后于自身经济的发展。2008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整个亚洲也包括日本进入20强的只有东京大学这一所，而进入50强的日本大学则只有3所，这一数字甚至只与中国香港相当，远逊于其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因此，自身教育实力不济，外流人才去美国学习，借美国的大学培养自己的人才，也就成为了日本重要的选择。

这样的故事并不是日本才有。先后就读过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的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国后成为第一任总理，他培养长子李显龙的成材方式也是将儿子送往世界最优秀的大学，而非留在新加坡最好的大学学习。于是，李显龙先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后就读于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并获硕士学位，其间还在美国堪萨斯州参加陆军指挥和参谋培训。如今，李显龙已成为新加坡的现任总理。

自身教育体系和实力落后，所以把学生送到世界最好的大学去“借鸡生蛋”，这也正是“人才外流”的意义之一。一个落后国家要崛起于世界之林，去世界上最发达先进的国家学习技术、经验、理念必不可少。

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自全球化进程开始以来，除了早期欧洲之外，所有目前存在的新兴大国，从早期的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到20世纪下半叶的日本、韩国、以色列，再到21世纪的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复苏的俄罗斯，甚至包括爱尔兰、新加坡、越南、墨西哥，无一例外，都有庞大的海外族裔人才资源。与此同时，大多数中东国家尽管通过石油成为“富国”，并有庞大的外来人口，但主要是外籍劳工，并没有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因此并没有成为新兴大国。

印度政府曾公开反驳联合国的人才发展报告，表示联合国所称的“印度每年因人才流失损失20亿美元”是不正确的。当年被称为“计算机总理”的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发表言论说：“即使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在50岁或60岁时回到印度，我们也没有失去他们。我们将因为他们到国外获得经理职位或成为富翁而高兴。我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把这看成是人才流失，而应把它看成是智慧银行，正在积聚利息，等着我们去提取。我们必须培养和发展不仅能在印度工作，也能在全世界工作的人才。”

人才外流除了会携带技术、资金、经验回流之外，也会带来汇款、投资以及对跨国贸易的帮助。汇款是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之后的第二大外部资金来源^[9]。2005年，世界汇款总额的72％（大约1 670亿美元）流入了发展中国家。其中，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印度和中国是收到海外汇款最多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海外族裔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是，外流的人才做出贡献是建立在回流以及环流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一再强调的观点，真正带来外包业务和汇款投资的也大多是滞留在海外却在进行人才环流的群体，而不是已经彻底流失海外的本土出生的人才。相反，那些彻底流失的人才，反而会把在祖籍国的资金和产业转移到海外，因此损失通常会高出所能带来的回报，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

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崔大伟曾对“侨居方案”展开研究，他认为这一方案可以改变人才流失，使人才即使侨居国外也能为本国做出贡献。但他在引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萨克森尼安对360名在硅谷工作的华人企业家和雇员进行调查得出的数据时也不得不承认，考虑在中国设立公司的人当中，23％的人经常和内地交流技术，而不考虑在中国设立公司的华人，只有9％会进行技术交流。

因此，包括“印度经验”其实也是说：政府应该开放地看待人才外流，不为可能的人才流失而因噎废食，支持出国留学和来去自由，鼓励人才环流以及在海外为祖国做出贡献，以便培养能在全世界竞争的顶尖人才。遏制人才流失的方式不是闭关锁国，而是通过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与环境，吸引那些杰出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