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世界中心交替背后的人才战争

1.世界中心交替的背后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特殊战争

在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的人们就像今天谈论中国、印度的崛起一样，广泛讨论美国的崛起。但是，世界格局并不会自然地发生更替性变化，欧洲依然是世界的领跑者。即使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大收渔翁之利，在其首倡成立的“国际联盟”当中还是沦为配角，未能如愿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担心历史重演的罗斯福总统询问他的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万维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要做些什么？”

这位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的回答是一份叫《科学：无止境的边疆》的报告，他声称：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是美国的3倍，科技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而要迅速改变美国科技落后于欧洲的现状，就必须采用特殊手段发动一场特殊的战争——建立特殊部队，利用战争的特殊时机，发动一场对战败国顶尖科学家进行“明抢”的人才战争。

1943年，诺曼底登陆之后，美国迅速以1个伞兵师、2个装甲师加上第6集团军重兵出击，目的是掩护一支刚刚成立的“阿尔索斯”突击队的秘密行动。“阿尔索斯”间谍部队的唯一任务，就是抢在任何国家——尤其苏联之前，“抢夺”德国、意大利那些优秀的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搜集技术情报与资料，并劝服这些可以改变国家战略实力的科学家加入美国籍，为美国工作。

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平采纳的最有远见的建议之一。美国在这场人才战争当中并不缺乏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但是，那些本可以成为竞争者的国家并没有对外国科学家产生兴趣。美国和苏联同时攻入德国，为了战后发展，都在占领区掠夺自认为最值钱的资源。当远离本土的美国军队跨洋过海地把那些高学历“战俘”运回国时，视重工业为国家发展重中之重的苏联，正集中精力“抢运”成千上万的机器和设备。对于国家未来发展最重要资源的不同观点，导致了两个超级大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命运。

“二战”之前，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总数是美国的3倍，但人才战争进行了半个世纪过后，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已有40％来自“美国制造”，超过70％的诺贝尔奖得主被美国聘用，在美国工作。美国能够在“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并在高科技领域持续“一览众山小”的绝对优势，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天赋远超其他的族群，而是因为美国不问种族、不分国籍的人才战略，成功地让它吸聚到了全世界最多的顶尖人才。从原子弹、氢弹、导弹、火箭的研发，到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施、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与应用，美国在这些尖端技术领域的突破，每一个都有外国科学家在充当关键性角色。

冯•布劳恩们的贡献

冯•布劳恩正是美国在“二战”开世界先河的“特殊战争”的“特殊成果”。

“这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是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次踏上月球之后的名言。但是，当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时，与之通话的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官员高呼的却不是阿姆斯特朗的名字，而是一个正在地球上工作的人——“你踩下的脚印，也是布劳恩博士的足迹”。

没有阿姆斯特朗，美国的航天部门可以立刻找到同样出色的宇航员，然而，冯•布劳恩的工作就没有这样的可替代性。曾参加过德国纳粹党卫队的德国人冯•布劳恩，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火箭专家。1934年德国成功发射的世界首枚A-2火箭就是他的杰作。1944年9月8日，德国使用他设计改良的A-4火箭（又称V-2导弹）空袭英国，再次震撼整个世界，这是人类历史上火箭和导弹的首次登台亮相。

1945年，冯•布劳恩被美国搜捕人才的“特殊部队”俘虏后，连同他的工作团队——126名工程师一起被秘密运到美国。但是，随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冯•布劳恩等“纳粹同犯”不但没有被送上军事法庭，还成了美国的座上宾。

冯•布劳恩一到美国，就被安置在美国陆军装备设计研究局工作。1955年，他加入美国籍，然后领导设计了美国的“土星—C”号火箭，被用以成功发射了西方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1961年，冯•布劳恩成为美国的总统科学顾问，分管“阿波罗”登月计划，直接领导“土星—5”号火箭的研发设计，这一火箭被用以运载“阿波罗—11”号飞船，最终使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

美国能够如此接纳一个来自敌对势力的外国科学家，并让他成为“阿波罗计划”这样的项目主管和国家最高的科学顾问，对人才“不拘一格”的开放可见一斑。

后来成为中国“两弹元勋”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二战”中是美国国防部科学顾问组成员之一，曾跟随老师冯•卡门到欧洲参加技术情报审讯。正是在钱学森的要求下，冯•布劳恩写出了《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的书面报告。钱学森也因此提出发展美国火箭技术的规划建议，并获得美国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科学发展局的称赞：“（钱学森）在参加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科学研究发展局所作计划的工作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了成功的贡献。”

也正是因为钱学森参与项目的重要性，后来美国海军部次长丹尼•金布尔才会说出那句著名的话：“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

但极端保守的“麦卡锡主义”曾一度占据美国舆论主流，那个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麦卡锡时代，一度被认为是美国20世纪最黑暗的时期，不仅仅大批海外出生，或与“赤色”有过接触的优秀人才遭到怀疑与排斥，即使连当时美国的总统和国务卿都难以避免被批评成“红色分子”，著名将军乔治•马歇尔还因此被迫辞职。

数年的“麦卡锡风波”带来的怀疑、监视、迫害，让钱学森30年后都还耿耿于怀。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时表示：钱学森在美国工作20年，对美国军事科学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麦卡锡黑暗时期的横加迫害没有道理，美国政府愿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授予“国家勋章”。钱学森当即拒绝说：“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出境，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麦卡锡主义”并不为美国政府所支持，相反，它是以“政府批评者”的角色出现，通过影响社会舆论来逼迫政府在政策上就范，使得杜鲁门政府与其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成为舆论的“被胁持者”。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杜勒斯曾无奈地说：“我们正在麦卡锡的领导下走向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正因为美国主流政治精英们并不同意“麦卡锡主义”以狭隘的爱国主义与意识形态作为选拔、使用人才的标准，才最终通过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在1954年推动国会发表了谴责麦卡锡参议员的决议。

开放——尤其是不分种族、不问国籍地向全世界最杰出的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入籍并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是美国走向强国之路的关键词。拥有冯•布劳恩这样全球最顶尖的人才——而不仅仅是美国本土最顶尖的人才——为美国工作，则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根本。而成为人才战争的赢家又与美国对待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评估人才、激励人才等战略与制度紧密相关。

正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所说：“我们是一个由外来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国力源于自己的移民传统和我们欢迎的异乡侨客。这一点为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及。”

国籍？种族？血统？

二战之前，美国无论在科研实力还是经济实力上，都没有今天这么强大。很显然，那些身处世界中心的欧洲科学家们不可能对条件更为优越的本土视而不见，却去对美国那个“新大陆”所提供的经费支持与工作收入“心向往之”。但是，美国对待人才的态度改变了一切。德国、意大利，以及后来成为战胜国的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跟今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认为人才的出生地、国籍、种族、血统要比其才华、品德以及所能做出的贡献更为重要，因此，许多犹太裔科学家就这样从欧洲被“赶”了出去。美国则恰恰相反，不问血统、种族、国籍，并且主动争取这些人才入籍。

爱因斯坦就如此评论美国“二战”后科技迅猛发展的原因：“要是我们企图把美国科学研究工作日益增长的优势完全归功于充足的经费，那是不公正的。专心致志、坚韧忍耐、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的才能，在它的科学成就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爱因斯坦自己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是德国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大学刚刚毕业时还曾获得瑞士国籍，但仅仅因为犹太人的血统就不见容于纳粹，此后辗转于意大利、荷兰，都无法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尽管爱因斯坦倾向于留在欧洲，最终还是选择了此前只去做过学术访问，却有着“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才能”的美国。

法国科学家朗之万得知爱因斯坦移民美国的消息后，就说：“这是一件大事。它的重要性就如同梵蒂冈从罗马搬到新大陆一样。当代物理学之父迁到了美国，现在美国成为世界物理学的中心了。”

还有更多例子，恩里科•费米是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但是，即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样的荣誉，也无法改变妻子是犹太裔所带来的非议。因此，他也选择了移民美国。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爱德华•特勒在1930年获得了德国莱比锡大学物理博士学位，并于德国一所大学任教。1935年，他同样因为犹太人的身份遭到迫害，不约而同地和妻子选择一起移民美国。

后来，正是熟悉德国科研内情的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总统，推动美国启动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恩里科•费米则成为了“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在美国建立了第一座原子核反应堆，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奠定了基础。爱德华•特勒于1941年成为美国正式公民，1952年11月1日，他主管研制的世界第一颗氢弹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环礁爆炸成功，由此成为美国的“氢弹之父”。

著名的例子还有美国的“电子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1929年，冯•诺依曼26岁，是德国一所大学的助教以及汉堡大学的兼职讲师。但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却向他发来一张客座教授的聘书，并承诺如果他愿意留在美国定居，将增加薪金并在一年以后将其聘为正式教授。更好的礼遇，更高的职务，更丰厚的薪水，更充足的科研条件，年轻的助教冯•诺依曼还能有什么理由选择德国而拒绝美国呢？

这并不是普林斯顿大学多么善于“慧眼识珠”。冯•诺依曼很早便展现出了天赋和才华，这位著名的数学家6岁就能心算做8位数的乘除法。但是，德国的学术体系更在乎资历，能否升职不取决于他的才华与成就，而是他与上司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行政官员的评价。于是，1931年，28岁的冯•诺依曼成为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批终身教授。l933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前德国大学兼职讲师的冯•诺依曼又与爱因斯坦一起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6位教授之一。

原子弹的爆炸、氢弹的发明、现代火箭的研制、人造卫星的上天、登陆月球的实现，以及电子计算机的来临，无一不是改变整个人类历史，并使美国引领世界趋势的大事件。然而，这些美国的“火箭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们，竟然都不是美国本土人士，全是来自欧洲的科学家。如果这些科学家留在欧洲而非美国，并能够得到充分的支持进行各自的工作，欧洲日后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需要付出鞍前马后的代价来让美国人充当保护伞吗？换句话说，美国还能成为今天的超级大国吗？

正因为把国籍、种族、血统、出生地、资历等看得太过重要，才会让欧洲免费把这些掌握世界尖端技术的科学家送给美国，并为此面对无法估量、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他们为此错过了整个时代和整个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如此对待海外人才：他是外国人，再有才华、再有贡献、再热爱这个国家，也不可能是自己人，也不能让他移民入籍成为自己人……为什么要引进与使用外国人才？外来的和尚才会念经？这不说明国中无人吗？这难道不是崇洋媚外和国家的耻辱吗？

美国正是另外一个极端。“二战”时，美国情报部门发现，几乎所有他们想带回来的纳粹科学家都与纳粹政府有着各种关系，甚至可能犯有战争罪。无罪释放都可能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抨击，何况还要让这些人优先成为美国公民，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使用那些在纳税人看来是天文数字的科研经费？但是，实用主义决定了一切，美国最终决定绕开那些规则秘密行事。

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之时，新科诺奖得主下村修还是日本籍，但却是在美国的家中接受日本《朝日新闻》的电话采访，因为下村修从31岁就来到美国，为美国工作并且一直没有回日本，加上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也有过国籍误会，所以，日本记者一开口就质疑说：“你的国籍还是日本的吧？”

下村修立刻反问：“为什么一定要成为美国人呢？日本人也可以居住在美国，申请研究经费时也并没有受到什么歧视，我基本上没有感到任何不方便。”

这句话真正令人深思的正是美国对待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务实态度，不但能够不分国籍、血统、种族地引进外来人才，让他们入籍美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而且，即使这些世界顶尖的人才不肯入籍美国，也能够务实地做到不分国籍、血统、种族地使用人才——只要他们能够为美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美国从来就不是个单一血统和种族的国家，在这个“熔炉”里，最新的“美国故事”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的父亲是来自非洲肯尼亚的留学生，并且后来还回到了肯尼亚。作为一个在美国曾受到歧视的少数族裔的第二代移民，奥巴马能够成功竞选为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也表明了美国“二战”后的开放不只是一句口号，更表明了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其物质力量，而在于其开放性的精神，使其能够博采世界百家之长而融于一炉。

正如奥巴马在其总统就职演说中指出的：“多种族、多元化是我们的一种优势。我们是一个由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印度教徒和无神论者共同组成的国家。我们吸收了各种文化的精髓，并且从世界的每个角落学习。”

“二战”后的人才战争

美国在“二战”后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苏联虎视眈眈，欧洲渴望复兴。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关于国际货币主导权的争执，也可以看见英国人根本不甘心将世界领袖的交椅让给美国，“日不落帝国”渴望着通过继续维持国际金融体系以英镑为中心货币，进而继续主宰世界经济。

美国能够一路领跑至今，根本原因在于其成功的人才战略。根据联合国一项统计，截至2005年，全世界大约有30个国家制定了方便高技能人才入境的政策或计划，其中一半以上是发达国家。相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德国、英国、法国等传统发达国家的人才战略与制度已经非常值得称赞，并都开通了人才凭借才能、技能、投资获得签证、绿卡以及随后入籍的渠道，甚至许可这些来自外国的人才保留双重国籍。但是，“一山还比一山高”，相对于美国来说，这些传统发达国家在人才战争中依然不够积极主动，不够开放兼容。

直接“抢劫”人才资源，只能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做法”。美国在战后开始改革移民、留学教育、科研等制度，从直接争夺人才的短期战略过渡到长期引进人才的制度建设上来。美国战后第一部强调技术移民的《1952年移民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该法规定全部移民限额中的50％用于引进美国急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突出才能的各类人才。《1965年移民法》、《1990年移民法》又先后进行了补充。符合“国家利益豁免”的优秀人才可以直接申请绿卡，而具有世界级水准的“杰出人才”甚至不需要先在美国居住以及拥有工作。另外，1990年，美国政府还专门设立了H-1B非移民工作签证，该类签证必须由美国雇主为具备本科学历的高技能外国公民进行申请，从而将引进人才与自身需要结合起来。这一签证为短期引进外国人才而服务，但也许可外国人才的移民倾向。

前美国人口普查局局长肯尼斯•普莱维特就指出：“年轻的外国人才涌入可以填补我们的劳动力缺口，提供关键技术，并培育新兴产业。”

凭借日渐积累的硬件、软件等各方面优势，全球顶尖人才也源源不断地从欧洲、亚洲、非洲流入美国，寻找着他们的“美国梦”。英国BBC援引经合组织的报告甚至声称，全世界62％的“顶尖科学家”都居住在美国，美国也做了最巨大的努力来吸引这些人才^[1]。

当然，从比例上来说，发展中国家的顶尖人才流失要更为严重。近20年，中国和印度还成了最大的人才流失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这样的现象：高新技术人才渴望前往美国工作；最优秀的学生视美国为深造的最佳选择，并且往往一去不归……

尽管有些学者鼓吹人才流失的概念已经过时，人才外流似乎只有好处，但是，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球科学院副教授罗宾•伊戴尔则评论说：“那些鼓励这种人才流动的政策，毫无羞耻地把目标锁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科学技术人才，尤其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这让人无法接受。”这个学者还指出：“如果不采取政治行动，这些高级人才就会不断地向富国流动，只有一小部分发展中国家能够成为这一体制的外围受益者，其余的则会被边缘化，它们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尤其是卫生和教育则会继续恶化。”^[2](www.xing528.com)

有些国家蒙受损失，自然会有另外一些国家因此受益。美国能在“二战”之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并持续领跑世界半个世纪，在全球人才战争中成为最大赢家就是关键。

“9•11”：美国的转折点

“9•11”是美国历史也是美国人才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事件开始让美国检视自身的国家防御战略。过去，他们把俄罗斯、中国等国家视为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而“9•11”过后，美国把恐怖主义的个体当成了更大威胁，伴之而来的则是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和移民、留学政策的日渐保守。概括地说，美国人在打击非法移民的同时，却忽略了要保护那些为美国发展提供技术或投资的合法移民，同时还在以国家安全隐患为名把美国需要的许多外来人才也拒之门外。

2002年，美国对学生签证的颁发数量下降了20％，被允许进入美国的具有特殊技能和高等学历的技术移民则减少了65％，H-1B年签证总额也在布什政府手上从超过20万回落到6.5万±2万。还大约有20万高科技移民离开了美国，返回祖国去发展^[3]。2003年，美国对学生签证的颁发数量又降低了8％。2004年，美国国际留学生的入学申请在90％的研究院都有大幅下降，平均下降率约为1/3。

很难说清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景气，跟克林顿时代H-1B年签证额从6.5万增长到20万有什么关系；也很难说清布什时代的美国步入下滑轨道，与H-1B年签证额从20万回落到6.5万有何直接联系。但很明显这两者相互关联，经济不景气带来人才流失，而在人才战争中的新保守主义则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损失。

美国产业联盟协会在2004年的调查当中指出：过去两年仅签证的延误，就对美国企业造成了300亿美元的损失。时任美国信息技术协会主席的菲尔•邦德就表示：“国会应该尽快取消（签证配额）上限，以更好地响应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2005年4月27日，当时的世界首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时也牢骚满腹：“我们必须欢迎这个世界的伟大天才，而不是将他们赶出这个国家……我们应当鼓励他们成为美国永久公民，这些人将与美国本土出生的天才一起推动国家的经济增长。”当被问到如果美国法律由他来写，他会怎么做。盖茨回答说：“我肯定会废掉H-1B签证上限，那是最简单不过的一项决定。”

2007年，盖茨来到美国国会再次发表批评言论：美国拥有最好的大学，但外国学生毕业后却无法留在美国工作。每年6.5万±2万（获得美国本土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外国留学生可不受H-1B签证名额限制，但每年的名额最多为2万）的H-1B签证数以及14万张绿卡，正在使高技术人才大量流向海外，如不及时采取措施，美国将很难在今后50年内保持科技的竞争力。

比尔•盖茨进行此番抨击的背后，正是微软因为保守的移民制度而蒙受巨大损失的现实。他个人就声称微软因此与它中意的1/3的外国人才失之交臂。声势如日中天的Google公司主管全球移动应用方案的经理沃尔夫和高级政策顾问查维斯也在博客上透露：Google公司2007年提交的300份H-1B申请当中，有90份被拒绝。

如果连微软、Google这样的新经济产业巨头引进外国人才，申办签证都有1/3被拒签，其他企业面临的困难更可想而知。2007年9月11日，美国13个州的州长甚至联名向美国国会发函，敦促美国国会承认外来人才的作用，增加H-1B名额和缩短绿卡等待时间，并表示具有高技能的外籍专业人士以及美国公司的项目正在流向国外。

一位美国学者就指责政府日渐保守的人才政策说：“如果以经济价值来衡量，外国人才每年给美国创造的财富何止亿万。不错，美国是给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援助，但这笔账真正算起来到底谁赚谁赔，美国人难道算不过来吗？”^[4]

《同名同姓》是美国2006年的一部电影，反映了外来人才在美国的移民生活。《经济学人》发表评论就借机讽刺“9•11”后的美国不再持续吸引全世界的顶尖人才，这使美国开始走向衰落：“到目前为止，由于国会未能解决非法移民问题，所有有关合法移民的努力也都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外国人才如今享有比以往更多的选择，澳洲、加拿大、英国、德国以及法国等许多国家正努力招揽人才……印度和中国也正在崛起，印度人和中国人曾愿为在美国工作做出任何牺牲。如今，他们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选择了……美国拥有全球最出色的大学，能给予真正优秀的人才最好的机遇。但美国的官僚机构不能再认为人们会为在美国择业而忍受一切。美国也必须认识到移民不再涌入的后果。大学院系会渐停运转，高科技公司因人才枯竭而陷入困境，纽约可能被伦敦超越，失去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5]

从主观层面来说，美国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视外来顶尖人才。而在客观领域，经济衰退、负债巨大、连续的战争、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更让美国泥足深陷。与此同时，过去被美国踩到脚下的竞争对手又正在崛起，并日益重视全球人才战争。这导致了美国对于全球人才吸引力的持续下滑，也导致美国出现了人才逆流的趋势，许多流入美国的人才又重新离开。

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2007年联合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知识产权、移民积压与人才逆流：美国的新移民创业者》。资助大学对人才逆流进行调查研究的考夫曼基金会副总裁罗伯特•利坦就表示：“尽管非法移民已经过千万，但这些人大多数是没有多少技能的。而高素质的合法移民的流失，才是更大的问题。如果这些人都回到各自的国家，将是美国的全国性悲剧。”^[6]

该研究调查2006年全美国际专利申请情况时发现，几乎25％的发明家来自美国境外；而在1995～2005年间，所有在美开办的工程及科技公司中，有25％的创办人是来自美国境外，其中一半在硅谷创业。同时，依据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外来移民只占美国劳动人口的12％，但在全美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当中，47％都是外来移民。其中，“大约1/5新的合法移民和1/3的高级雇员或者计划离开美国，或者在持观望态度”。^[7]

“如果这批人才回到他们的国家，美国的竞争优势将会面临什么问题？”生于印度德里、在杜克和哈佛两所大学讲授工程学和商学的维韦克•瓦德瓦教授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持续撰文警告政府注意人才逆流，他是哈佛大学研究美国逆向人才流失项目的负责人，他说：“到目前为止，美国一直得益于吸引世界顶尖人才。现在，由于移民政策存在缺陷，美国已经为无数高技能专业人才的离开‘创造了条件’。美国用自己的技术和市场训练了他们，使他们变得更有价值，这对美国来说是双重损失：美国失去了有助于创新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人才，却创造了潜在的竞争对手。”^[8]

中国的“人才抄底”

日渐蔓延的金融危机加剧了美国的人才流失。同时，美国的竞争对手澳大利亚、加拿大已建立起类似于美国的人才战略，德国、英国、法国进入21世纪后都改革了移民签证制度。中国、印度、韩国、巴西、墨西哥、越南等新兴国家都开始重视那些流失在海外的杰出人才，制订各类人才回归计划，除了中国只是出台绿卡制度之外，其他新兴国家甚至都开始明确承认双重国籍，以减少海外人才回流的顾虑。

一位美国学者就忧虑说：“即使每个国家只带走2％的人才，对于美国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9]

《印度时报》也评论说：“一直到最近，损失顶尖人才的主要还是印度和中国。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美国正面临‘逆向人才流失’。美国‘不合时宜’的政策，阻碍了高技能移民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这种人才流动的受益者是过去的输家，比如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繁荣的经济，开始吸引那些到海外发展的人回国工作。”

金融危机已经让中国、印度直接到美国去进行“人才抄底”。中国迅速出台了引起海内外关注的“千人计划”。2008年，中国上海市政府也牵头组织了金融人才招聘团奔赴英美。后来在一次接触当中，上海市人事局局长就向我表示：尽管过去5年，上海市政府多次在海外招募，但如此抢手还是第一次，上海市政府从欧美运回来的简历甚至都重达300多斤，仅在纽约的招聘会，100多个岗位就来了1 000多位应聘者，许多人甚至打着“飞的”来赶时间。

当然，不仅仅是上海，江苏的无锡、辽宁的大连等中国新兴城市都在看准这个大好时机。我与无锡人事局的领导有过沟通和交流，这些“开全国风气之先”去海外“人才抄底”，甚至引起国外关注的政府官员都很有开拓精神，非常务实，局长都亲自率队前往欧美招聘优秀的留学人才，无锡在支持“海归”创业方面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包括培育出无锡尚德这样的高科技海归企业。用他们的话说，上海、无锡等地都建有借鉴西方经验的科技园，也有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雄心，而配套以“凤巢”，却不去海外引进“凤凰”——高科技人才，无疑是本末倒置。

进行“人才抄底”的不仅仅是政府，也包括有雄心跨出国门的企业。重庆金山科技集团董事长王金山在2009年1月跟随温家宝总理访问了德国、西班牙和英国，参加了这次著名的“采购之旅”。金山科技正谋划在美国上市，因此，在欧美具有实践操作经验的国际性金融人才不可或缺。在过去，尽管企业开出高薪，英美金融人才大多数还是不愿来华工作。而此次王金山在英国相约面谈的伦敦金融街人士曾高达上百人，他还“抄底”了一个英国21人的一流医药研发团队，此前这个团队要求支付高昂的转会费，如今将其招入旗下却不花一分钱。

“这不是人才打了对折吗？”王金山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看到这种情况，我当面向总理建言，应该把去海外抄底人才和技术，上升为国家战略。”^[10]

事实上，缺乏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正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多以失败告终的根本原因。中国企业需要“走出去”，对此不应有任何质疑。只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并购，而没有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与扩张，这肯定不是正常的“开放”。并且，中国也不应该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直扮演“工人”角色，还要成为全球智力产业的主要竞争者。

但是，这些西方产业有多大的“泡沫”？中国是否能够“救活”？中国有没有能对西方的产业进行准确评估的人才？即使是优质资产，中国是否拥有在西方当地经营与竞争的人才？许多本土人才虽然熟悉国内的市场、法律、游戏规则，其国内竞争力已经得到证明，但他们是否熟悉国外情况？是否具备国际上的优秀竞争力？是否有在西方当地多年具体操作、运营的实践经验与业绩？国家和企业是否值得用上百亿美元的财富让这些“新手”去国外“赌一把”和“交学费”？

海外投资、并购、扩张的成功最终还取决于是否具有国际化的人才。这些问题被长期忽略，因此导致中国在海外的扩张以失败居多。我们不能把国际经验照搬进中国，也不能把中国的经验照搬到国际上使用。如果没有熟悉西方市场、能在西方当地经营以及能与当地顶尖人才展开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自身培养不了又不愿引进，引进了又无法妥善使用，自然，“摸着石头过河”的跨海出征，结果难免是“竹蓝打水一场空”。经济学家郎咸平就指出：“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要有充足的资本和人才。我们现在不缺资本，缺的是人才。”

并不是说中国人不善于在西方经商，或者在海外遭到歧视无用武之地。在东南亚股票市场，华人上市公司大约占到70％。在美国硅谷，2005年度根据营业额评选出的150大上市公司名单当中，有18家华裔企业。然而，这些华裔要么是当地土生土长，或从小移民过去，或是当地留学并工作多年，不但熟悉以及完全融入当地，并且从基层一路奋斗到高层，其在西方的实战能力和经验已经为事实上的业绩所证明。因此，与其使用远在中国只能“隔海观花”的本土人才去经营一切，为什么不能在收购海外资产、商品、技术的同时，也去收购这些能在当地经营的人才呢？

2006年，百度因为在中国的成功已经难以撼动，开始进军海外。有人就揶揄说：“他们听华尔街的声音太多了，可能觉得这样能更快赚钱。”

“为什么没有人质疑美国公司说：美国市场那么大，你为什么还要做美国以外的市场？”李彦宏的回答非常干脆：“15年之后，百度的收入应该有50％以上来自中国之外。只把中国市场做好是不行的，在30年前中国企业也许没这样的机会，可是现在，中国的搜索企业如果不能在国际上拥有相应的地位，这是说不过去的。”

而百度进军日本的人才选择策略则堪称典范。2008年1月，百度进入日本市场，请来的是索尼前董事长出井伸之担任独立董事，以便打响在日本商圈里的知名度。随后，百度在日本组建人才团队，招聘要求就是“日本人，对互联网和搜索引擎有着深刻了解”。李彦宏甚至不要求这些人会中文或英文，当被问及日本市场需要做什么样的产品时，李彦宏也表示“不知道”，他认为这需要由当地团队决定，他们只教授“方法论”。

美国人一直期待中国利用数额庞大的“中国美元”进行“金援”、购买债券、投资收购那些危机重重的产业，就像80年代日本人所做的那样，甚至可以买下洛克菲勒中心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大楼。但是，如果中国是去抄底人才，美国人就难以表示“欢迎”了。2008年12月5日的《华尔街日报》也表达忧虑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向海外输送其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而现在轮到中国从华尔街吸收专业人才了。”

美国学界和媒体界的担心，则证明了中国这次做对了事，这才是美国最核心的资产。在过去，美国也曾有过经济停滞、日本迎头赶上的处境。但是，美国只需要“留得青山在”——留住了人才，通过出售产业、发行国债等重新获得资金，然后注入到产业调整、科技创新、制度改革当中，就往往又能够获得重新繁荣的机会。但是，这次连韩国的《朝鲜日报》也意识到：“中国虽然热衷于招聘人才，但在摇摇欲坠的西方金融机构的收购和投资方面则显得‘漠不关心’。”^[11]

某种程度上，中国这次“学精”是通过头破血流的方式得到了太多的教训。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海外并购和投资当中付出的学费已经太多。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国内大多数媒体和专家对于中国“人才抄底”的第一反应就是：需要深思缓行。诚然，人才引进与人才使用必须结合起来，国家引进人才是为了帮助发展，人才也需要“事业留人”，“共赢效应”才是保持长期合作的根本。

但是，有许多媒体还喜欢不分情况地过分夸大国情的特殊性，一提到海归以及引进海外人才，不看招聘的具体岗位和要求，不问水土不服的原因是海归自身调整出了问题还是本身制度和环境不利于人才发展，首先就是去怀疑这些海外人才要求高，熟悉西方而不适应国情。最后，这些被鉴定为“水土不服”的高级人才转而为外国企业进入中国效力时，却又让采信这些舆论的单位和企业“有苦难言”。

“中资银行成外资超级提款机”在2008年成为中国各大媒体讨论的热点，因为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成功与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失败形成了太鲜明的对比。国内的媒体称：中国所有的银行都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制，而这些外资在短时间内都获得了高额溢价，不管中国的银行是否想贱价出售股份，事实上都成为了外资机构的超级提款机，造成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一位社科院研究员还以2006年美国高盛、德国安联、美国运通等公司用大约295亿元人民币收购工商银行10％的股份为例，指出一年后这些股份市值能达2 755亿，外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中国净赚2 400多亿元人民币。

但是，这些专家和媒体却没有意识到：为高盛、美林进行中国业务运作的中国区高管们，很多正是那些被他们认为“水土不服”，并由此成为质疑“人才抄底”理由的海归。当企业不问具体原因，就以“特殊国情”和“水土不服”等理由拒绝人才，最终付出代价的只能是自己。而海外人才并不会因此被耽误，这正是国际人才的基本特征——具备国际竞争力，因此在外国以及外国企业也能取得成功。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审计业，即使中国对外资进入有明确限制。2005年中国评出百强事务所，普华永道、安永、毕马威、德勤等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大约占了百强所业务总收入的49.46％。“四大”基本垄断了中国高端审计业务以及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所有审计业务，因此，2007年我主持《海归推动中国》丛书采访时，当时人民币升值还没有成为热点，安永华明的董事长葛明就已经指出：中国大型企业的海外上市全都由“四大”审计，许多具体数据中国的政府领导和企业高管都不清楚，而美国人（“四大”都是美国公司）却知根知底，因此，将来如果谈判人民币升值，必然会让中国处于被动地位。

然而，为“四大”的中国公司效力的却基本都是中国人。例如在安永华明的数千名员工当中，95％都是中国人，其中大约1/5是海归。葛明自己就是海归出身。在全球化进程中，当本土企业只用懂中国的人才时，外国竞争对手却既有熟悉西方又深刻了解中国的人才。中国在全球进行这样的智力博弈，以失败告终的故事只会更多。

作为少有的并购后融合成功的案例，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之后，连续几任全球总裁都找了“洋人”。第一任沃德是原IBM副总裁和个人电脑业务总经理；第二任威廉•阿梅里奥以前是美国戴尔公司的副总裁，此前也在IBM工作过；此后的总裁罗里•里德也是个美国人，在IBM工作25年后因为收购进入联想工作将近4年。实际上，联想董事会的成员一半以上也都是外籍人士。因此，柳传志、杨元庆是“船长”，但充当联想“走出去”先锋的却是那些在西方土生土长，并有多年当地市场实践经验的西方人，这或许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个提醒。

《孙子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即使招揽的人才只了解西方，只要根据自身情况适才适用，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与西方企业展开竞争时，也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

把爱因斯坦请回欧洲

并非只有中国和印度会去美国“人才抄底”。旨在改进欧洲国家政策的智库兰德欧洲（Rand Europe）其理事就在《金融时报》发出进攻号角：“把爱因斯坦请回欧洲！”^[12]这两位作者指出今后10年欧洲将短缺50万名工程师和科学家。欧盟主席巴罗佐也意识到了欧洲的创新、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危险，就提议欧洲要成为“吸引全球最优秀人才、创意和企业的磁石”，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按现行运作模式恐怕——“诺贝尔科学奖仍会留在美国”。

从1901～1950年，欧洲培养了73％的诺贝尔奖自然科学领域的得主，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这些顶级科学家却大部分都流失到了美国。这些人才的离去不只是带动了科技中心的转移，他们进入大学等教育机构也让美国取代欧洲成为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培养地。截至2005年，全世界学术排名前20位的顶尖大学，有17所在美国，2所在欧洲，1所在日本。在过去10年，只有20％的自然科学奖项给了欧洲科学家。美国则培养了40％以及聘用了70％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

尽管欧洲能从发展中国家补充更多的人才，但是，这些人才未必是全球最顶尖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堪称世界顶尖的人才也一样首选美国。何况，高端人才从来都是多多益善。因此，欧洲有识者都认为，欧洲需要像半个世纪前的美国一样，拿出胆识、远见、魄力，去把在美国全球最优秀的新爱因斯坦们请到欧洲来工作和居住。

美国的经济衰退为欧洲提供了机会，但欧洲在人才战争中能否扭转颓势却不得而知。不过，可以预测的是，欧洲还会进一步调整移民政策，以更好地为全球人才战争服务。例如非法移民的打击将会加大，普通人移民欧洲的困难也会加大，但他们会继续扩大接纳留学生，尽可能提高学费，握有巨大的财富以及在商业、科技等领域才能非凡的人士也会更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