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探险热：楼兰密码揭秘

三、塔里木引发的中亚探险热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部探险史。直立行走，手脚分工，钻木取火，结绳记事……每向文明迈进一步就是一次探险历程。这种探险史包含了对不同未知领域的探索、追寻与博取，其中自然会经历些失败，再由无数次的失败积累成功经验。

人类对于地球是经过反复探险才得以一鳞半爪的认识。探险的动机对于每个人都不同，有的出自于宗教虔诚的信仰，有的来自于扩张领地的野心，有的纯属对物质追求的欲望，还有的是被巨大利益的推使和驱动。

从中世纪以来，人类的探险活动是以地理大发现为标志，哥伦布的四次探险对西印度群岛、南北美洲有着重大的发现；麦哲伦的环球旅行更进一步地证明了“地球是圆的”这一科学论断；英、俄、西班牙等国对于东北、西北通道的探寻和大洋洲的历险，证明了海洋是相通的，各陆地和无数岛屿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整体。

自19世纪中期开始，人类的探险活动浪潮中心开始转移，随着新大陆相继发现，地理发现不再是探险的唯一目标。人类开始面对的是对自身历史的探索，考古发现逐渐成为人类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一时期，集中了世界古代文明策源地的亚非大陆成为考古探险浪潮的中心，尤其是中国的新疆和西藏以其神秘之境备受关注。因为这里是欧亚大陆交通与商贾的大动脉，东西文化文明交流的走廊和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还是袄教、基督教、佛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的朝圣之路。这片土地是军事家走向新领地的历史辉煌之路，也是冒险家走向显赫的成功之路。

据不完全统计，自1876年俄国的普尔热尔瓦斯基首次到塔里木盆地至1934年以斯文·赫定为首的中瑞西北考察团，在这短短不到60年之中，云集中国西部，打着各种旗号、怀着各种目的探险队就有42个之多。

俄国的普尔热尔瓦斯基是在这一轮探险浪潮中最早闯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外国探险家之一。普尔热尔瓦斯基生于行伍之家，先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学习。然而他并不热衷于继承父业，却对地理、历史和动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69年——1876年期间，他被委派去乌苏里调查，很尽职地完成了委托，甚至自己掏钱出版了专著《乌苏里地方》一书。因为这本书受到了被沙皇御赐为“天山斯基”的俄国地理学家谢苗诺夫·恰依夏斯的赏识，他备受鼓舞，从此即开始了他时间累计长达9年3个月27天的中亚探险旅程。

1876年，普尔热尔瓦斯基到达新疆，虽然这次行程只有4000公里，但在他的探险生涯中却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西欧著名研究中国的学者菲尔迪南德·利赫姆哥菲将其这次探险成果称为“最伟大的发现”。那么，他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发现了什么？

中亚特别是新疆，是中外探险家、考古学者的至爱之地

首先，普尔热尔瓦斯基发现了尚不为欧洲学者所了解的阿尔金山。他从库尔勒出发，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东向南进入阿尔金山北麓，他在这里考察了40天。另一个重大发现就是罗布泊，他的理论挑起了关于罗布泊游移问题100多年的纷争。

他还发现了蒙古野马，并用他的名字命名为“普氏野马”，现在被称为“准噶尔野马”。然而这一发现却引来了众多探险家的围捕，竟给野马带来种群灭绝的危险。野骆驼也是普尔热尔瓦斯基最先发现并公诸于世的，他在塔里木盆地及罗布泊考察时，曾作了大量详细的测绘和调查。

普尔热尔瓦斯基在中亚的探险成绩斐然，但是作为一支以现役军人为主体的探险队，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在中国的领土上，未经中国当局获准，进行大地测绘、地磁核定，用俄国地名、人名对中国地域及物种进行命名，显然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犯，同时也暴露了沙俄帝国的扩张野心。

在塔里木的每一次发现，都会引来一批探险队或者个人猎奇者。英国探险家鲍尔是个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他在叶尔羌探险的时候遇见英国联合专员拉姆塞派来找他的信使，命令他去寻找杀害曾为凯里探险队成员的凶手。他物色了一位印度商人代劳，自己则北上沙雅和库车。结果凶手没找到，却从当地人手中获得了一本桦皮文书。由此他得知这本古书来自于一座被湮灭的古城，他即刻用重金收买向导带他去那座传说中的古城，却一无所获。而这本古书却成为中亚最重大的发现之一，这是一本婆罗谜文文书，它掀开了古文字的新篇章。这本书被称为“鲍尔文书”，它成为后来斯坦因等人到中亚探险的导因。(www.xing528.com)

斯文·赫定因为在中国富有传奇色彩的探险经历，尤其是发现了楼兰而成为享誉世界的探险家，曾被瑞典国王授予“瑞典民族精神的先驱者”荣誉。他的探险生涯与中亚地区是分不开的，尤其在塔里木盆地的探险经历和成果，给他戴上了传奇与荣耀的光环。

20世纪初叶，以斯坦因为代表的新疆探险进入以考古为主的时期。斯坦因不仅是一名精通东方学的考古学家，还是一名才能非凡具有高度情报素养的军事测绘专家。1885年他在匈牙利接受强化军事训练，严格的训练使他成为一名技艺精湛的测量高手，无论是在任何崎岖的山地或复杂的地形条件下，均能游刃有余、应付自如。他先后三次在于阗古国王都约特干、丹丹乌里克、安迪尔古城、尼雅遗址、米兰、敦煌、吐鲁番等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式挖掘，盗取了无数珍贵的文物珍宝，一连串的“成绩”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耀和财富，可谓名利双收、风头出尽。

斯坦因的考古成就对各国学者是莫大的刺激和引诱，于是前来塔里木盆地欲分一杯羹的各国探险队络绎不绝。日本探险队的大谷光瑞、橘瑞超，德国的默茨巴赫、格林威德尔、勒柯克，美国的亨廷顿，俄国的拉德洛夫、别列佐夫斯基，法国的伯希和、瓦兰，奥地利的楚格迈尔，比利时的格伦贝尔等等，一时之间先后出没于新疆的塔克拉玛干腹地。

美国派往中亚的探险队是由一支地质学家组成的探险队，有亨廷顿、庞伯里和戴维斯等人。他们对于在沙漠中废弃的古城、干旱至极的土地和气候印象深刻，特别是亨廷顿，写了一本《亚洲的脉搏》的书，系统阐述了他对塔里木盆地整个环境变迁的看法，他认为干旱的气候是导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尤其是罗布泊。

不甘落后的德国人，也在1903年派出探险队前往中国的新疆，为首的格林威德尔教授是柏林人种博物馆的汉学家，他们在吐鲁番的挖掘收获颇丰，不到半年时间就掠取了46大箱文物送回德国。在首战告捷的情况下，德国立刻又组织了一批由梵文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东方学家组成的第二支探险队，奔赴新疆的吐鲁番。这次探险队由勒柯克带队，此行更是肆无忌惮，前后将近三年的盗挖，造成了新疆历史文物的重大浩劫。当面对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那残缺破碎的壁画和剥落后留下的伤疤，国人又怎能漠视民族瑰宝在国外博物馆堂而皇之地展出标价？当看到那些触目惊心的切割毁坏的印痕，怎能不义愤填膺、心绪难平？

诸国在新疆的考古发现，引起了法国的震动。法国公共教育部、巴黎地理学会和法国碑铭研究院联合派出了一支探险队，前往新疆抢宝。队长是当时任河内法国远东学院中文教授、东方学权威伯希和，他们于1906年6月从巴黎出发，8月抵达喀什。伯希和麾下还有从事测量、摄影的专家，他们准备充分，在库车、焉耆、吐鲁番、哈密、敦煌等遗址进行大肆搜刮。由于有着语言文字方面的优势，所以他们获得的文卷抄本的价值远在于其他探险队之上。瓦兰博士在天文学和生物学方面收获颇丰，作了25次天文测量记录，绘制出2000公里的行程图，收集了800号植物标本、200号鸟类标本和其他哺乳动物、昆虫标本，还取得了大量的人类学测量资料。他们收集的资料，至今还保存在巴黎国家博物馆。

与法国探险队同年出发到达塔里木盆地的还有奥地利动物学家楚格迈尔，作为一个学者，他以收集自然标本为主要目的，收集到了一些新火山图片和动物标本，还捕到了60只动物。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博物馆的格伦贝尔博士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塔里木盆地周边环境的天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进行了艰苦考察，其重点在于天山南部的地质和地理考察上，他的研究成果对于探讨塔里木盆地与周缘山体的关系和山脉的第三纪构造，至今还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动荡不安中挣扎的中国，被西方人看成是神秘的东方，东方意味着历史与财富，意味着天堂般的香格里拉，当然也代表着无序与“自由”。这一时期的丝绸古道上，活跃着许多外国探险家，有人称他们为“魔鬼”，有人说他们是文物的保护者。

这一时期也是楼兰考察研究蓬勃开展的一个阶段，它带有浓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掠夺色彩。当时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有人来到罗布淖尔，或进入楼兰古城，发掘古城附近的古墓。楼兰自然无法免除一次又一次被发掘、搜掠和文物被卷走的命运。而许多探险队在楼兰的发掘，只是对珍贵文物的搜掠、破坏，是挖宝、占有和抢夺，而不是考古。

你方唱罢我登场，熙熙攘攘的外国探险家在塔里木盆地摩肩接踵，演出了一场场各怀鬼胎的抢宝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