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地区差异抵消工业转移

五、结论性评语

本章从农村经济改革、工农业贸易条件、工业化进程加速等几个维度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工资上涨的原因，并指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三方面的因素仍将长期存在，工业部门可能要长期面对强劲的农民工工资上涨的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必须认真研究工资上涨对工业部门带来的影响，尽管这不是本章的研究内容，但针对可能出现的冲击，我们还是尝试提出如下意见。

（1）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兼顾就业的产业升级模式。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尽管发生了持续的工资上涨现象，但它并没有改变中国劳动剩余的基本国情，就业压力仍像一把高悬的利剑。任何为应对工资压力而采取的技术进步或产业升级行动，一旦危及就业，就需要重新考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还不能过早地陷入新古典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中，而必须找到能解决自身问题的升级之路。我们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保证主导产业的平稳切换，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不能过快地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反，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序列中还应该保持一定的位置。

从国际经验来看，那些在工业化转折期注意做到主导产业平稳切换的国家，就业问题往往能得到较好的兼顾，并为后续工业化的推进提供保障。而那些急于切换主导产业的国家，糟糕的就业状况最终会迫使工业化戛然而止。20世纪50年代，日本遭遇工资上涨压力时，在加快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同时，没有忘记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改造，独创出一条日式技术演进路径，将技术要素充实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相互交融、并行发展，构成了一个独特图景，工业化最终走出阵痛、安然涉险。而印度恰恰相反，出于赶超思维，冒进地推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顾劳动剩余国情的制约，最终陷入失业的泥潭，工业化步履维艰。

这些经验教训值得中国汲取。正如RanisFei（1961）所指出的，在技术进步过程中，不能只注重提高技术进步的速度，还必须加快技术进步方式的转变，提高其劳动要素的偏向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技术进步不能过度地倚重于舶来品，欧美技术源于劳动稀缺的国情，而中国不同，它不仅要像当年日本那样利用“反向工程”将舶来品改造为适合于自身特点的技术，更要将传统技术要素与新技术发明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蒸汽机＋石磨”的渐进式的创新路径。

（2）在大国经济体内强制推动雁行产业转移模式。

面对工资上涨的压力，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加快产业转移，这确实有它的道理，但中国的产业转移模式不同于国际上的雁行转移模式，国际上由于劳动要素不可流动，因此工资差异足以形成产业转移的推动力。而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体内，劳动要素的区域流动会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工资的地区差异，从而削弱产业转移的原动力，并出现所谓的产业结构的区域黏性。所以，要推动雁行式的产业转移，不能单独依赖工资成本的优势，还必须结合其他因素，比如土地以及其他资源型产品价格的优势，而这在中西部地区确实是有优势的。另外，还要通过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基础产业、加快政府功能转变等，降低产业转移的交易成本。

（3）启动大规模的国民培训体系。

在工业化转型阶段，不管是传统产业的改造、新兴产业的建立还是产业转移，都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仅依靠市场是很难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特别是在现有制度的约束条件下，农民工带有明显的“钟摆式”迁移的特征，流动性很大，仅靠企业来搞培训很难将培训收益内部化，培训供给肯定会不足。如何结合政府和企业双方的力量来改善培训效果，是中国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德国和日本在工业化转型时期都启动了强制的国民培训计划，政府动用财力进行补贴，企业提供培训服务。政府补贴不干扰企业在培训上的微观运作。通过这些强大的培训体系，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将数以百万的无业流民培训成合格的产业工人，输送到以军事工业为代表的重化工业部门，为这些部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基础。我国也可以结合这些经验探索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很多案例分析表明，中国的农民工培训体系并不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关键是怎么解，这需要政府的介入，但不能光由政府唱主角，它需要政府、企业、农民工三方的共同介入。如果撇开后两个主体，仍由政府唱主角，那么“阳光工程”之类的闹剧就还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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