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可以预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上述诱发农民工工资上涨的各种因素仍会长期存在，中国工业部门很可能会长期面临农民工工资上涨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
（一）农村改革将持续推进
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次农业改革都昙花一现，比如，“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等改革，无不是起初轰轰烈烈，不久又恢复如故，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很多人担心新一轮农业制度创新也会重蹈“黄宗羲定律”的覆辙。但基于以下几点考虑，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首先，从纵向角度看，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农业部门仍保持着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但国民经济主导地位已让位于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国民经济已构建起强大基础以承受持续的农村经济改革。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0年，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中，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已退化至10.2%，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则分别达到46.9%和43.0%。农业份额的剧烈下降，说明财政税收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农业部门的直接依赖大大降低。就以税收为例，即使农业税不进行减免，并维持在21世纪初的水平，农业部门提供的税收也只有500亿元左右，而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已高达7.3万亿元，农业税只占0.7%，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农村改革并不会对财政收入造成多大影响，不会面临很大的财政约束，这是今天推动农业税改革的最坚实的保障。农业制度创新是一个改进农业部门自身福利状况同时不会损害任何其他部门利益（尤其是税收和财政支出）的近乎于纯粹的帕累托改进过程，这个过程当然具有雄厚的社会基础，容易赢得社会各个方面力量的支持，这是它得以存续的根本。反观历史上各个时期，由于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财政收入对农业部门高度倚重，农业制度创新会撼动整个财政收支体系的基础，因此不具备持续性条件，这是造成历次农业改革无疾而终的主要原因。这个因素在今天已不复存在。
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稳定的税收基础，而庞大的财政税收能力，为农业制度创新提供了持续的资金支持。2009年中央财政将“三农”资金支出大幅提高到7 161亿元，即便如此，它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只有12.3%，如果再考虑到地方财政收入，那么它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更低。可以说，今天农业改革的资金保障，是历史上各个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其次，从横向角度看，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在一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是一种必然趋势，而不是一种偶然的良心发现，更不是一种“施舍”和“恩惠”。以日本为例，它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后就立即停征农业重税，不仅如此，还通过各种手段对农业进行补助。这个情况与今天的中国非常相似，今天中国也正在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在这个时期持续地推动农业制度创新，加大农业反哺力度，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唯有此，工业化自身才能顺利地推向下一阶段。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也有自身的特点，持续推进农村改革也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所决定的。这种特殊性的一个最大表现就是，在二元结构大背景下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剧，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差距扩大是一国在经济发展初期难以避免的，但城乡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对经济发展本身构成制约，同时也会酝酿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一个理性的政府是不会坐视不管的。1978—2003年，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57一路上升到3.23，为遏制这种势头，政府于2004年启动农村改革，但它并没有立即发挥作用，2004—200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继续上升，并达到3.33。2008年略微降为3.32，2009年却又回升至3.33，可以说，在经过近7年的努力后，直到2010年城乡收入比才真正有所回落，但也仍然高达3.23。
这说明，要真正践行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长期的农村改革的配置措施来做支撑。农村改革在提高农业收入的同时，也将不断地向工业部门施加工资压力。
（二）工农业贸易条件将长期趋紧
如前所述，工农业贸易条件是影响工业工资的重要因素，它取决于工业部门粮食消费需求与农业部门人均农业剩余的对比情况。人均农业剩余又取决于农业总剩余和工业人口总数。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方面，粮食消费需求将不断增加，这是一个不利因素；另一方面，工业人口不断增加，它会遏制人均农业剩余，这是第二个不利因素。那么，农业部门有没有可能通过粮食增产来提高农业总剩余进而遏制人均农业剩余的下滑趋势甚至使之有所提高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究其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仍面临很多因素的制约。
我们可以通过预警方法来评估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具体地，我们设置四个基础性指标:人均耕地面积、有效灌溉面积比重、种植面积成灾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对各指标采用5至5的十等分区间赋值法进行赋值，参照目前的主流做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各指标的赋值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粮食供求预警评价指标及赋值
根据相关部门最新公布的数据，我们首先评估各项指标达到的水平及其分值情况，如表4所示。(www.xing528.com)
（1）人均耕地面积。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公报》的数据，2007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8.26亿亩，由于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耕地面积比上年仅减少了60万亩，可以预见我国的耕地保护会更加完善，如果按2007年的减少幅度计算，则2008年耕地面积为18.254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1.374亩。根据表3，得分为1。这表明，尽管我国开始重视耕地保护，但耕地短缺对粮食安全的威胁已经显现。
（2）有效灌溉面积比重。近年来随着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不断增加，有效灌溉面积稳步增加，2005—2007年每年增加约70万公顷，如果2008年仍按这个幅度增加，那么，在2007年8.5亿亩的基础上，有效灌溉面积将达到5 736.7万公顷，与12 170万公顷总耕地面积相比，有效灌溉面积比重为47.1%。该指标得分为2，这说明，农业基础设施虽有所改善，但对粮食安全的制约仍明显存在。
（3）种植面积成灾率。2006年我国成灾面积为2 463.2万公顷，当年因灾损失粮食447亿公斤。2007年，我国遭遇了近十年来最大的旱灾和偏重的洪涝灾害，损失粮食约600亿公斤，如忽略单产变化，成灾面积约为3 289.8万公顷，成灾率约为22.1%。而2008年，由于雨雪冰冻灾害以及四川大地震的影响，成灾面积仍维持在高位，假设延续2007年的水平，则2008年该项指标得分为2。可见近年来由于恶劣气候等原因，农业灾害对粮食安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根据农业部公布的数据，2005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8%。而纵观2000年以来的情况，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每年约涨1个百分点。农业部预测，到202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将达到63%。据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2008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将会达到51%。该指标得分为2，这表明，农业科技进步对我国粮食生产的支撑作用还很弱。
由表4可见，一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基础都比较薄弱，粮食预警综合指标在2001年和2003年下降至最低点，只有1.75，虽然自2004年开始，指标有所反弹，但也只维持在0.5的水平，到2007年和2008年，预警指标再次恢复到1.75的较低水平。这表明，不论是从资源禀赋条件的角度，还是从资本投入的角度，抑或是从技术投入或灾害预警的角度，农业生产潜力都很不牢靠，长期的粮食安全形势还处于脆弱的边缘。在年成好的情景下，农业剩余尚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发展的要求，但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农业剩余的供求平衡就会被打破，农产品价格就会闻风而动，并对工业部门形成压力。这种紧平衡格局与国际粮价的长期上涨趋势相结合，很容易对中国粮价形成上行压力。从刘易斯模型的角度看，这是贸易条件恶化的一种典型形式，它将促使工业工资长期上涨。
表4 粮食安全预警指数的评价结果
续前表
（三）工业结构演进将产生强劲的劳动需求
从工业化的一般演进规律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的要素构成将经历一个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与此相对应，工业部门的重心将依次从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再由重化工业转向高加工度工业。重化工业化一般发生在工业化中期第一阶段之前，这时主要是发展原材料工业，为下一步的工业化奠定原材料基础，其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劳动、资本等有形要素的海量投入，但由于加工度系数低，因此产业附加值并不高，同时，产业链条也不够长。特别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较短的产业链条与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相结合，抑制了工业化的劳动需求和就业吸纳能力。越过工业化中期第一阶段之后，工业重心将从原材料工业转向加工组装工业，即出现高加工度化趋势，它将利用原材料工业的有利基础条件，采用更为迂回的生产方式，工业生产的中间环节增加，工业链条延伸，产业附加值也随之提高。与这种情况相对应的是，工业化所创造的劳动需求和就业机会将大大提高。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基本验证了上述规律:在工业化早期阶段，轻工业占绝对优势；到中期阶段，轻工业比重下降，重化工业比重上升并占据优势地位；工业化再往后推进，轻工业比重又有所回升，轻重工业的比重（即霍夫曼系数）大致维持为1，换言之，轻重工业比例大致相当。在最后一个阶段，轻工业比重之所以会再次回升，是由于高加工度工业化的作用。就以英国为例，在1812—1924年重化工业化阶段，霍夫曼系数从6.5直落至1.5，说明轻工业的比重剧烈下降，资本品比重剧烈上升。再来看美国，在1850—1927年的重化工业化阶段，霍夫曼系数从2.39降至0.86。消费品工业的下降趋势以及生产资料工业的上升趋势也非常明显。但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这两个国家的修正的霍夫曼系数没有再明显下降，而是保持稳定。究其原因，就在于加工组装工业的崛起遏制了霍夫曼系数的下降趋势，这时重化工业化不再拘泥于生产资料工业，而是向生活资料工业拓展，比如从冶金、机械工业向汽车工业拓展。
对照一下中国，经过30多年的建设，工业化正孕育着从重化工业化向高加工度化工业化跃进的动能。改革前，我国出于经济赶超的目的，片面发展重化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在生活资料工业先前没有得到发展的基础上，霍夫曼系数一开始就很低，在1979年只有0.61，达到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种畸形的工业结构引发了诸多问题，改革后我国放手发展轻工业，霍夫曼系数开始大幅回升，1992年接近于1。但当时的轻工业是在重化工业质量低、轻工业技术水平低、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的基础上发展的，是一种低质量的轻工业化模式，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三来一补”的贸易形式。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加工度化，有人称其为虚高度化。在加工工业突飞猛进的同时，我国意识到重化工业的落后将制约下一步的工业化进程，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又强化了钢铁、机械、石油、化工等原材料工业的发展，这为发动下一步真正意义上的高加工度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很多学者指出，凭借特有的资源动员机制，中国只用十来年的时间就夯实了重化工业化的基础，并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就具备了向高加工度化迈进的条件，但实践中，这一进程迟迟没有启动，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力的廉价供给推迟了工业结构的变迁，造成了事实上的产业结构黏性。
农民工工资上涨恰恰会形成一种契机，面对工资上涨的压力，工业部门不得不寻求对策，除产业转移外，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提高产业附加值，以此来带动对工资的消化能力。而要提高产业附加值，除技术进步外，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改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延长产业链条、增加中间环节和迂回程度来提升整体盈利能力，这正是高加工度工业化的核心。就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70年代，在高加工度工业化阶段，对应于每一原材料工业，下游的加工组装工业都获得了极大发展，比如，服装工业对纺织工业的高加工度系数达到4.35倍，机械工业对钢铁工业的高加工度系数也超过了3倍。产业链延伸为产业附加值提升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中国工业化正处于从中期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迈进的时期，按发展经济学家的预测，在这一时期，不仅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结构将发生重大调整，而且工业内部结构也将加速演进。结合农民工工资上涨所带来的压力，工业化将加速从以原材料工业为核心的阶段转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核心的阶段，而在这一过程中，将产生巨大的劳动需求，并为农民工工资上涨提供强劲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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