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工资上涨：经济结构变革之成果

一、中国的农民工工资上涨现象引人注目

一直以来，中国农业部门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工业部门储备了充裕的劳动力后备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部门，成为工业劳动力供给的重要主体。20世纪90年代蔚为壮观的“民工潮”现象就是对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为统筹城乡发展，对农民进城务工进行了积极引导，劳动力转移进一步加快，据估算，每年新增的农民工数量达到800万人（中国农民工问题总报告起草组，2006）。仅1997—2004年，流动农村劳动力就从3　890万人增加到1.04亿人（蔡昉，2007）。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数据，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务工农民工数量达到2.3亿人，比2004年增加了一倍多。

正如刘易斯模型预测的那样，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工业部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供给。中国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时间里，农民工工资始终维持在极低的水平上，为工业资本积累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是，在2004年之前的十几年里，广东省农民工月工资总共只上涨了68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工资是下降的。另一项针对广东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1985—2004年，在一线作业的农民工月工资水平仅从450元增加到540元，就是说，名义工资的年均增长速度还不到1%（包小忠，2005）。工资的缓慢增长态势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进入21世纪后，这种劳动无限供给的神话开始受到挑战。2003年年底，沿海地区开始遭遇招工难题，2004年这一问题迅速扩散，并引发了波及全国的“民工荒”现象。仅广东省用工缺口就达200万人，缺工比例为10%。自2004年下半年开始，用工短缺问题开始蔓延到其他地区，原来的一些农民工输出大省，如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工荒”现象（鞠志萍，2006）。农民工短缺对企业生产造成了很大影响，在一些地区，企业开工率只有80%～85%，个别行业如陶瓷业开工率甚至不足50%（严燕飞，2005）。(www.xing528.com)

“民工荒”的本质是农民工对长期受压抑的劳动利益的不满，并首先表现为对工资利益的不满，代表了一种工资上涨压力。调查表明，真正遭遇“民工荒”的主要是那些低工资的企业，高工资企业并无大碍。就以广东省为例，月工资1　000元成为企业是否会遭遇“民工荒”的一道坎（包小忠，2005）。在这种压力下，农民工工资开始步入上升通道，并呈加速趋势。调查显示，2005年农民工工资上涨6.5%，2006年涨幅为11.5%，2007年则达到20%。即便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2009年，农民工工资的上涨步伐也没有真正停止过，按蔡昉等的估算，涨幅仍在10%以上。经过连续几年的上涨，农民工工资的累积上涨幅度已经较大，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很多地区已接近翻番。就以深圳为例，仅2005—2008年，各行业农民工工资的涨幅均达到60%～100%之间（李钢等，2009）。另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在农民工一直受歧视的二元就业制度下，近年来农民工工资的涨幅居然反超城镇劳动力，根据蔡昉等人的考证，反超幅度达64%。

农民工工资上涨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工已成为工业劳动力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多行业的劳动力构成中，它甚至已经超过城镇劳动力。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最新调查，截至2008年年底，农民工占第二产业劳动力构成的57%，其中，占加工制造业的比重达到70%，在建筑业中甚至超过80%。在第三产业中，农民工也占据了绝对比重，比如，在商业餐饮业中达到52%。鉴于农民工在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农民工工资上涨必将对工业发展乃至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的农民工工资上涨现象也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西方主流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2009年5月20日法新社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制造业失去低成本皇冠》的文章，认为工资上涨与其他因素一起令中国低成本优势丧失殆尽，并指出目前中国制造业总成本仅比美国低6%，其低成本优势正被印度和墨西哥等国所取代。2009年6月4日美国《商业周刊》发表《低廉的“中国价格”到此为止》的文章，言辞凿凿地指出3年前中国的商品生产成本比墨西哥低5%，但现在反过来高20%，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汇率升值和工资大幅上涨。2010年12月2日《商业周刊》再次发表题为《工资上涨，中国时代正在终结》的文章，认为工资上涨会令中国制造业陷入泥潭。2010年8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撰文《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指出，仅2010年前7个月，中国两大制造业中心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就上升了20%～25%，未来几年非技术类农民工工资仍将大幅上涨，人们开始怀疑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2011年3月29日《华尔街日报》甚至撰文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是“刘易斯拐点（或转折点）”到来的征兆，劳动力短缺催生的工资压力是中国成本型通货膨胀的根源。以马丁·费尔德斯坦为首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据此断言中国将进入工资飞涨的时代。